中日关系论文一、中日关系的现状“政冷经热”是对当前的中日关系的最好概括。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日关系论文8篇,供大家参考。
中日关系论文篇1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政冷经热”是对当前的中日关系的最好概括。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 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日本也是中国的重要投资伙伴国，至2000年末，日资企业对华投资合同累计达20371件、387亿美元。与贸易同样，1996年以后呈减少趋势的对华投资于2000年又开始回升。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也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发展资金的不足。据统计，从1979至1998年，日本共向中国赠送32.2740亿美元，贷款99.5660亿美元，总共达131.840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远远超过第二名。以往四次提供的日元贷款都是10年宽限期，30年偿还，利率虽有若干变动，但是仍然很低，而且赠送的部分也达到相当规模，约为贷款的1/3。日本的对华ODA，从大规模日元贷款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由大使馆或总领事馆批准的小规模无偿援助所修建的乡村学校或道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开发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遗留毒气、珠海集体卖春、西安日本师生演出、双方民间保钓之争、中日足球赛激烈对抗等，致使两国民间对抗情绪高涨，政治关系不断下滑。
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002年在农产品问题上的争执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国内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宣扬“中国威胁论”，主张联合东盟国家、韩国、印度来牵制中国，另一派是极力提倡“抓住机遇论”，主张日中加强合作来实现东亚经济圈，以提高东亚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总的发展趋势是后者逐渐占优势，但目前，前者势力还不小，尚不可低估。因此，中国对日经济政策必须经常考虑如何使“抓住机遇论”占优势。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以前手下的“小伙记”已独自营业，且生意日渐兴隆；雁身、雁尾要求与雁头并驾齐驱。这些事实的出现难免使日本有失落感，踌躇不前并不是可取的态度，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笔者认为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自己是西方大国，不屑同区内发展中国家为伍；（2）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3）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雁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4）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5）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朝令夕改，对他国疑虑重重，只能形成“信任困境”，造成敌对状态。犹豫和彷徨只会错失良机和遗恨未来。2004年，日本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志在必得，东亚不少国家对日本的“道德资格”提出质疑，这很值得日本深思。
4、中国也有不理性的情绪要反醒。从对马立诚、时殷红二位学者的文章讨论来看，倾向性一边倒，根本没有对方发言的余地，并且发言充满了情绪化、辛辣甚至是漫骂的文字。笔者认为这也是不正常的，人们常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维护你发表观点的权力，而前一段的争论显然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其实在他们的文章中除部分建议不恰当外，还是闪烁着真正灼见的，并时而显现出其拳拳爱国之心。比如，马立诚说：“我们是泱泱大国，大国就要有大国的风范。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始终怀着受虐的、仇恨的、报复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情绪极易被利用，造成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后果。现在我们要考虑，国家富强了，我们除了工业产品还能向世界输出些什么？难道输出仇恨么？现在我们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崛起“，非常关键的就是要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国际上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为此我们用各种方式辩解，展示我们是一个宽容敦厚的大国。”“崛起的中国应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而不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大国。这个弯必须转过来。理性大国，就是做事情要从理性和全局出发，克服情绪化和盲动；责任大国，就是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理解与合作承担责任；平衡大国，就是要善于斡旋，在国际矛盾中求同存异，维护平衡。只要坚持这样做，中国的崛起，就会尽量减少震荡和冲突，从而有利于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应该说这些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最重要的是创造出超越‘自己的故事"的‘共同的故事"，在‘共同的故事"中，当面对历史问题时，日本将不再被追究，而将是自身拥有追究的意欲。这可能是从由于他国不断要求‘道歉"追究而产生的卑屈感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正如法德和解不是从法德开始，而是从欧洲的合作开始一样。 “日本不受到外压的话不会作什么让步，即使作些让步也总是过小过迟（Too little, too late）。日本政策转换中的被动性、消极性与1955年保守合并结成自民党长期政权有相关性。因为是长期政权，即使首相与内阁更迭也难进行重大的政策方针的转换。当无论如何也必须进行政策转换的时候，政府常常会借助外压来向党内的其它派系及在野党呼吁其必要性。当然，向日本施加压力的国家，一方面须是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是与日本有深入交流的国家。冷战时期这样的国家当推美国。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和中国间各种交流逐渐加深，中国在现实中正在逐渐变成这样的大国。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断反复，就国民心情而言，对施压的国家逐渐产生反感的情绪可想而知。这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日本要注意摆脱这种决策模式，应更加主动的姿态面对挑战，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大国；二是中国要注意施压的策略，借助区域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更为可取。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笔者认为：首先，它们必须意识到，”10+3“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在东亚经济核心集团(EAEC)、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还有其它几次尝试都失败了之后，如果连”10+3“也不能成功，东亚就不会再有其它的出路。所以，日本和中国都要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合作是一种政治的必须。中日的未来和东亚一体化密切相关，这两个国家必须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其次，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再次，日本不可能再回到军国主义的过去并四处扩张。中国的媒体和精英们有责任让国人明白这一点。在此，中国也有许多工作要做。 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让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这一呼吁，也只有战略上的意义（可以超然地制衡大陆国家），而在经济上则毫无意义。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4倍，人均GDP更是中国的37倍，发展等级比中国高得多，在东亚和世界的经济影响和联系更远胜于中国，所以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享有主导权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中日关系论文篇2
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中国对日政策倾向
摘要：日本是亚洲地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体。但中国和日本自建交以来波折不断，两国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两国在地缘，经济，资源等方面有着共同发展的需求，但在领土主权，历史问题方面也有着争议。研究对日政策，可以更好的为中国建立国际形象，行使对外政策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关键字：中日关系
政策趋向
一、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台湾问题
战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持有两面的态度，长期存在于日本政界的一股亲台反华势力即所谓“台湾帮”至今仍在活动，不时跳出来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对领土的争夺，台湾问题将势必增大对日本政府对台湾政策的影响力度，”台湾帮”会积极推动修宪，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制造法律依据，促使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使台海两岸的统一平添障碍；在领土问题上制造麻烦，使中日关系发展增加变数。
（二）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是两国间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对于该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两国立场不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钓鱼岛历史上是中国领土这一原则立场，同时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维持和平大局。连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也仗义执言：钓鱼岛是中国古有领土，日本占有“尖阁”列岛在国际法上亦为无效，但是，1996年7月以来，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制造严重事端，竞然在短短5天的时间5次登上该岛，修建灯塔和其它标记设施：特别是日本众议员西村真吾也擅自登上钓鱼岛，并升起太阳旗，多次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
（三）历史问题
从中日建交之初就充满着波折与坎坷，这一切均源于20世纪两国见得那场侵华战争，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从某种意义上也引发了日本民族全面危机的战争对两国人民的情感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观冲突，关键是日本政界领袖能否正确认识历史的问题。胡锦涛主席曾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在会见小泉首相时明确提及此点并指出：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也无法回避历史问题。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个问题拖的时间越长，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也越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在各种不同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小泉首相亲自确认了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四）美日同盟问题
中日之间的恩怨纠葛始终受到一个外部因素的牵引——美国的干预。美国对日本和总共的政策是放在其“亚太战略”层面考虑的。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和关键伙伴，而美国子二战以来一直就是日本追随的对象，历任日本首相均把对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石。此外，美国也力图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势，以保证其亚太战略的实现与稳定。
二、中国对日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恢复邦交，迄今已历经40个年头，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恢复邦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从1972年9月29日两国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恢复邦交，1978年8月12日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政策基本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周恩来总理的日本馆及其外交思想中。在当时新中国成立面临的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将中日恢复邦交作为一项这关重要的国家事务是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长远打算出发而确定的。中日友好不仅符合中国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解决国建安全问题的重要环节。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通过实行“求同存异”，争取“和平合作”，达到“政治上的和平共处，经济上互通有无，技术上相互学习”的目的。
（二）充实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内容，对日关系趋向灵活务实。在1979——1990年期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在对日关系上，邓小平继续了周恩来“务实”外交的思想，为中日关系诸如了充实的内容。
三、中日关系及中国对日本政策倾向。
（一）从国内层面看，中日两国在冷战后面临的主要任务与挑战。
对中国来说，21世纪是其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期。中国的核心利益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保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水平继续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结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分离局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丰富历史遗产和“主体性”文明与文化的国家，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历史角度审视和理解，而且也必须从历史角度加以解决。
对日本来说，其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决定了日本是一个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寻找平衡点和立足点的“杂交国家”。在今天，日本的发展面临严重的 。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在21世纪初仍然疲软；政治体制在结束了自民党长达55年的一党执政格局后，而进入了多党纵横联合的“混乱”局面；谋求多年的“西方成员”身份至今未被接受，是继续塑造“西方国家”形象，还是“重返亚洲”举棋不定，因此，21世纪，对日本来说，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重新给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定位”。
（二）从地区层面看，冷战后中日两国面临的主要课题。
中日是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打过和强国，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不仅扮演地区力量中心的角色，为切实沟通本地区和其他大陆与地区的重要媒介与桥梁。亚洲的声音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和日本传递给世界的。因此，如果亚洲真正能够实践人们“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的预言”那么，中日真正的和解与合作将是不可或缺的“基石”。
（三）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日两国在冷战后国际格局构建中的作用。
21世纪，世界在经历了战争与发展之后，正面临重大的过渡与转型。零和游戏，军备竞赛，资源竞争等等与战争，冷战思维想联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面对全球化，全球议题和共同利益等等有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环境，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中日两国作为在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有影响力的国家，如何定位与行动是十分重要的。
（四）21世纪中国对日战略与政策走向。
中国对日政策大致可以浓缩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八个字。应该看到，在涉及民族情感的问题上，中国对日政策是没有多少回旋空间的。因此，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修改，以及两国回复邦交以来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台湾地区问题上，中国方面态度适中十分明确：历史不容否定，中国内政不容干涉。政府在引导本国国民建立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尊重他国自主处理本国事物的权力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中国的对日政策历来明确区分日本民众和日本政府，抗议和反击针对的是日本政府不敢担负起历史责任，缺乏独立性的言行，对于日本民众一直是本着友好交往的原则对待的。对中日之间可能的合作领域，中国方面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地开拓与推进，希望为中日友好建立起身后的基础。从两国国情看，中日之间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性都十分广阔，关键在于民族和解和相互信任的心理基础上不具备。在这方面，日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也很多。
四、中日发展方向
在全球化条件下，中日之间的潜在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但双方可以而且有必要致力于形成一套控制和管理政治摩擦的机制和措施。例如，每当因“历史问题”发生政治摩擦时，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到中日间其他领域合作的进展。两国可以采取一方面把分歧和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不断促进和扩大共同利益部分，逐步使负面因素在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
对于中国来说，有效的利用经济手段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形式之一。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和核心，鉴于中日两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可以说经济利益也是中日两国国家利益交汇的基础和核心。发展中日经贸合作既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也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跨越国界发展的体现，而中日关系的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之间的体现。由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中国政府持有大量的日元储备，既化解了日本的财政危机，也避免了日本爆发通胀。总的来说，是中国让日本摆脱了危机、从失败的困境走出来，也是中国让日本重新恢复信心、顺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如今的日本经济对中国因素的依赖已经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足以左右其经济出现重大转变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可以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影响日本对华政策。这样，既可以发展中国自身经济，也可以改善中日关系。
加强两国民间交流，重新认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继续发挥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民间友好党团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领邦，无论是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地理上来说，两国的发展都需要对方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两国是 “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日本一直认为中国是其实现“大国梦”的障碍，一直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崛起，但很明显，中日不是60年前的中日，世界形势也不是60年前的世界，只有两国合作发展，互惠互利，才是长远之道。
参考文献: 书籍：《坚持与妥协：近距离看中日关系》任国明、于明山 ；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楚树龙、耿秦；侵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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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王军、但兴悟；中央编译出版社 期刊论文：
《新时期中日关系的走向及中国对日外交战略研究》田林珠；东北师范大学；2010-05-10 《当代中日关系发展要论》禾青；《日本问题研究》；1996-05-19 《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及中国对日政策——21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蒋立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9-09-10 《论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刘芳；西南师范大学；2005-04-01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及走向》杨亮；西北工业大学；2006-03-01 《推进中日关系的建言》陆忠伟、张蕴岭、阎学通、白岩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04-06-20 《发展中日关系的对策研究》田芳；湘潭大学；2008-04-15 《21世纪初日本政治特点及中日关系走向分析》刘艳华；东北师范大学；2005-05-01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研究》黄春景；中南大学；2010-06-30 《从血仇到友邻》王新堂；中共中央党校；1997-05-01 《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研究》明花；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05-08 《小泉执政以来中日关系及日台关系论》李岩峰；东北师范大学；2005-06-01 《论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刘鹏飞；中国政法大学；2001-05-01 《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关系及美国因素的影响》侯德贤；华东师范大学；2003-05-01 《冷战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探析》胡冰；曲阜师范大学；2007-04-01
中日关系论文篇3
100年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空前的巨大变迁。双方关系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其摆动幅度之大世界少有。其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从918事变开始长达1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自不待言，对战后至今甚至今后一、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尤其是中国人的对日观）仍会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
侵华战争为何发生？它既有帝国主义列强竟相分割世界的背景，又有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主导之内因。这场战争给21世纪中日关系留下的最大经验教训是:
在主权国家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寻求本国发展的权利，不应以牺牲别国利益为前提。追求一时得益而伤害其他民族对本国长期利益的损害远大于一时的收益，实际上得不偿失。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主张在国际关系上推行“王道”以取代西方的“霸道”，还主张亚洲各国平等联合。这就是强调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以德为上，互相留有余地，不乘人之危、逼人到墙脚，不能套用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者的做法。这一主张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和亚太合作仍有启示。
历史问题迄今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日本不能在彻底深刻地反省、总结近代侵华战争的前提下早日面向未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大遗憾。但受到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自己。这成为日本与周围各国建立互信的一条鸿沟，也使日本在成为“普通国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席位、在世界上发挥其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等问题上无法取得中韩等国的由衷支持。
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怎样重新把握和处理这一敏感问题，使之纳入到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轨道上来？
中国一直要求日本干干净净地解决历史问题，除了感情因素外，可能主要还是出于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疑虑。此外，似乎还一种中国式“治病救人”的善良意识，期待日本能够像德国那样有大国胸怀，“尽快解脱历史包袱”。军国主义复活已几乎不可能，对此国内现在有了一定的共识，对日本国内大部分国民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意识及其社会状况国内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应给中国带来自信，带来新的视角和更宽的视野，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复活军国主义的一大牵制。
而中国希望日本有德国那样的表现，这本身是否可以说是期待过高？某一位驻日大使说过，日本历史上没有过真正的世界大国意识，总是跟着别的强国走。明治维新以前是跟中国，之后是“脱亚入欧”靠英国，二战其间是有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才敢挑战美苏，战后则奔走于美国的车前马后。而德国的确是世界大国，不怕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求得东山再起。对日德在历史问题上表现的巨大差异，日本政学界有不少人以“中日两国的历史观不同”“日本与德国情况不同”来搪塞。不管其辩解的内容如何，在有没有大国心胸、大国战略这一点上，他们也许是对的。或许可以说，期待日本痛痛快快地解决历史问题然后“重做大国”，这是一个过于善良的美好的愿望？既不可教也，奈何再三诲之？
关键是，什么对中国最重要、最有利？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与日本人民的相互信赖合作关系，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与日本的政治外交合作，对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共同创建亚太新的合作机制、阻止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本地区为所欲为有决定性意义；与日本搞好关系，也是包抄了台独势力的后院。反之，如果中日交恶，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没有什么益处，只有美国高兴，日本右派高兴，台独高兴。也许有人会说“宁失千金，要争这口气”，但中国现在有了比争一口气更高的目标。
我觉得，在内外形势、内政外交的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后，不管对方如何，“以我为主”地进行一些对日政策的调整，可以从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对滞留和离开陕北的两次定位上得到一些启示。1947年3月，胡宗南攻占延安，毛带着小部队在陕北山区与之周旋，并宣布不收复延安就不离开此地。但到了48年3月，尽管延安尚未收复，毛带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者着眼于把国民党军队机动力量牵制在黄土高原，是正确的决策；而后者是因为全国战局已发生了根本转折，毛把目光放到了解放全中国这一更大的目标上，历史证明，也是正确的决策。
概而言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权衡历史问题与国家最高利益这两者的关系。过去中国没有精力和自信去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所以眼中更多的是盯住日本，必然重视历史问题。但是中国的外交重点已转为建立亚洲多边合作、经济共同体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么就必须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重新定位，即如何不使历史问题影响中国更远大的国际战略？
在靖国神社（主要是指日本政府领导人对A级战犯牌位的参拜）问题上中国没有什么退路，让中国人民在现在的状况下忘记那场战争也不可能，所以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抗议、反驳、批判，但不必把历史问题当作整个中日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部分，使之不影响其他方面的正常交往，并在扩大交流、争取更多日本国民支持中日友好的过程中予以解决和超越。借用日语的说法，前者是“入口”解决法（即先解决历史问题然后发展关系的思路），后者是“出口”解决法（主张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予以解决的思路），两者都可以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不意味着是单方面退让，而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高层次思考，是要寻求一种既不回避历史问题又对中国国家利益最为有利的模式。
中日关系论文篇4
我看中日关系
论文提要：谈起中日关系，人们便不由想起了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现在我谈谈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所在。从这些年的现状看，可以将其归纳为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日本如何看待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战争赔偿问题、还有就是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中日关系的好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是中日两国的愿望与行动。因此，加强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对减少中日之间的纠纷与摩擦十分重要。这是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必须认真对待并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矛盾合作挑战共同利益 正文： 提出问题
问题是什么以及由来与背景
中国与日本从历史上就有着无数的爱恨纠葛，从唐朝的鉴真东渡到残暴的侵略罪行再到近代的钓鱼岛问题的不断升温矛盾的激化以及双边日益繁荣的双边贸易„„可以说每个时期的每个问题都一丝一缕的牵扯着全身的所有问题。（事物的普遍联系性）所不同的是那个问题占了主导地位。而目前钓鱼岛问题无疑使中日之间的首要矛盾，但钓鱼岛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岛的问题，它的背后又牵扯着种种问题。 问题的实质
实质非常明确两个大国在国际舞台的博弈，而且一定程度上是中美关系 产生和解决的社会影响、作用或意义或价值或启示
解决与否关系着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及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 二．分析问题
（一）问题产生的议论根源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分别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日关系的好坏影响着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中日关系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长期以来，中日关系时好时坏，两国关系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较之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两国政治关系面临着如何增加相互信任、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等一系列课题。中日两国政府的相互政策亦是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中日两国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共同发挥作用，创造双赢、多赢局面，以避免中日关系严重后退。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并没有正确认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违反国际道德、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事。
（二）问题产生的实践根源（历史或现实） 二战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没有彻底清算国内的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一直没有消散，致使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几度抬头，右翼势力不断膨胀，甚至否认二战侵华史，企图为历史罪行翻案，这激起了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人民的强烈愤慨。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自认为有了威胁，蓄意挑起“中国威胁论”，开始大肆扩充军力，不断为日本自卫队“松绑”，加强在各地的军事存在，经常与美国等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联合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企图与美国一起围堵中国，甚至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升级成国防军。众所周知，二战之后，在联合国监督下制定的的日本宪法是不允许日本对外宣战的，而现在的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更改和平宪法，拥有“集体自卫权”，这样一来日本便可以对外宣战。这中苗头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日本国内长期长期积聚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累积，以及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影响的。 面对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日本既希望看到中国的稳定，同时也担心中国压倒自己取得“地区的主导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意在构筑一极霸权世界，并把强化同盟、联日抑中作为其东亚战略的支柱。中日对待美国霸权的不同立场，在中美关系相对平稳时将是中日建立信赖关系的障碍，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时则将使中日关系发生严重倒退。中日两国应努力消除或减少来自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致力于构筑中日、中美、日美三对双边关系相对均衡发展的中美日关系。
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仅在90年代以来，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愤填膺。 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还承诺与台湾只保持民间往来。然而，多年来中日两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摩擦也时有出现。据日本《读卖新闻》1996年5月5日透露，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丁懋时于3月上旬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时秘密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官房长官木尾山静六就台湾海峡演习情况及日台间的有关情报进行了会谈。台湾高级官员访问日本，就安全问题相互沟通，自70年代日台断交以来这是第一次。1997年9月23日，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当时日本报纸指出：“新指针肯定是针对台湾海峡制定的”，“届时在军事上不可能不具体设想包括台湾海峡危机”。还说，一旦今后台湾海峡有事，日本有“必须支援美国的义务”。日本还有人认为，周边地区的范围“到马六甲海峡为止”，“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其以远地区均被纳入视野”，这表明，日本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诸岛的争端。众所周知，台湾及南沙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从大局出发，2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但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成员一行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1997年5月6日，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冲绳县一名议员及两名摄影师的陪同下登上钓鱼岛。5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总思路或总体构想
问题是存在的，但解决方案也是有的。一定要逐渐创设比较全面的战略对话及其机制，目的不是解决基本争端和潜在冲突，它们在很长时间内解决不了十年、十五年之后都会存在，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谋求基本稳定，争取战略发展机遇期，而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对于最高层的接触问题要坚持目前的立场。主权问题坚决不能让步，而且要争取主动权。在经济上可以加强合作等，通过民间的沟通还减小存在的矛盾。 具体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或手段有哪些
矛盾是具有两面性的，对于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就目前中日关系的合作领域看，中日之间的矛盾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尊重二战后国际秩序，不要做出挑战国际秩序的事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还是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中日之间的合作也具有战略性，迈向战略性的势头不能否定，这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另外，对于中日之间的一些合作、竞争或者矛盾的方面，我们也可以不必弄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这应该是今后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大的思路。双方能否找到一些方法，维持适当的畅通、适当的交流，这将使中日关系不至于走向不可挽救的地步，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我认为，现阶段要积极的对日本的动作作出正确的判断及应对，忘战必危，还有针对抵制日货谈下看法，目前大家对日货的抵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效果也是有的。愤青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快，有部分人开始自发或有组织地打砸日货，这些日货甚至不是未出厂的，而是广大善良的中国人民无意中购买的含有日资成分的货品。事态发展开始出现暴力倾向，这种被称之为“以上帝的名义，干魔鬼的事情”，可以说是部分国人劣根性的集中体现。记得当年蒋主席抗战，也是师出有名，但是抗到后来，不但实行不抵抗政策丢了东三省，而且仅内战就倒下了数以百万的中国人，相信连向井敏明这样的杀人比赛冠军拿着卷了刃的东洋刀掰着脚趾头也数不完，可能人家要向中国人竖大拇指。最近报纸报道韩国正在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并与朝鲜商谈恢复对话问题，因为韩国人不愿意同胞相残。去年日本不承认慰安妇事件发生后，韩国几个热血青年和中年人，为表达愤慨于日本领馆门前当众断指明志，此事被韩国和世界媒体广泛报道。我觉得部分愤青同志有劲大可以冲日本人使，因为嗔恨心能量得不到发泄转而把目标朝向自己的同胞，这种方法非但不会获得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反而容易让人产生厌恶感。地球是圆的，走的快些可以，但是不要走到问题的背面去，那样结果就与初衷背道而驰了。8.9事件初期学生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巨大的机会，挑唆鼓动一批人冲在最前面当炮灰，用愤青们的热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结果演变成了冲击国家重要政府机关的反革命**。要知道一群挥舞着刀枪棍棒企图冲进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人，会得到怎样的回应。自911之后恐怕美国政府处理同类事件再极端都不会受到美国人民的指责，因为人家所有民众都对无论大小规模的、使用极端手段干扰现行和平生存环境的行为统称为--------恐怖主义！
针对中日合资企业汽车的车主被扎车胎、划漆、砸车窗等行为，伤害了部分国人情感，使很多人对所谓的“抗日”产生歧义，以佛家观点：毁伤他人财物为造恶业。从周易观点来看：做坏事为人所知，有损阳德，报应在今世，在自己。做坏事不为人知的，有损阴功，报应在家人，在来世。以法律观点看：这种行为属于损害他人财物，不管以何种借口，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有人为了阻止当事人对自己和公共的财物继续施加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阻止行为属正当防卫，同时因争斗中无意令当事人致伤或死亡，根据新刑法的“无限制防卫原则”，可以不必承担刑事责任，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也请大家认真研究一下新《刑法》。
“大家结党去革命，结果党外人士就成了反革命”北大文学硕士余杰的这句话辛辣之至。 希望广大爱国人士团结到爱国统一战线上来，枪口一致对外。也希望大家目前要抵制日货，等待政府的明确态度出来，相信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政府是绝不怕小日本的，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是要站在全局考虑问题的。对于日本人要惩戒，但不要一棒子打死，因为没有利益关系存在和只有单方利益的双边关系才是最危险的，有利益冲突就总可以座下来慢慢谈，小泉不是已经屁颠屁颠的来了么？？？！！！刀没架到脖子上，就连日后真正的汉奸现在也是爱国的，所以不要向国人挥舞手中的屠刀！！！！！ 参考文献：
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1997年第一期 中日关系分析@126/blog/static/28169***425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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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论文篇5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政冷经热”是对当前的中日关系的最好概括。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 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日本也是中国的重要投资伙伴国，至2000年末，日资企业对华投资合同累计达20371件、387亿美元。与贸易同样，1996年以后呈减少趋势的对华投资于2000年又开始回升。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也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发展资金的不足。据统计，从1979至1998年，日本共向中国赠送32.2740亿美元，贷款99.5660亿美元，总共达131.840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远远超过第二名。以往四次提供的日元贷款都是10年宽限期，30年偿还，利率虽有若干变动，但是仍然很低，而且赠送的部分也达到相当规模，约为贷款的1/3。日本的对华ODA，从大规模日元贷款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由大使馆或总领事馆批准的小规模无偿援助所修建的乡村学校或道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开发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遗留毒气、珠海集体卖春、西安日本师生演出、双方民间保钓之争、中日足球赛激烈对抗等，致使两国民间对抗情绪高涨，政治关系不断下滑。
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002年在农产品问题上的争执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国内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宣扬“中国威胁论”，主张联合东盟国家、韩国、印度来牵制中国，另一派是极力提倡“抓住机遇论”，主张日中加强合作来实现东亚经济圈，以提高东亚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总的发展趋势是后者逐渐占优势，但目前，前者势力还不小，尚不可低估。因此，中国对日经济政策必须经常考虑如何使“抓住机遇论”占优势。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以前手下的“小伙记”已独自营业，且生意日渐兴隆；雁身、雁尾要求与雁头并驾齐驱。这些事实的出现难免使日本有失落感，踌躇不前并不是可取的态度，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笔者认为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自己是西方大国，不屑同区内发展中国家为伍；（2）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3）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雁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4）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5）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朝令夕改，对他国疑虑重重，只能形成“信任困境”，造成敌对状态。犹豫和彷徨只会错失良机和遗恨未来。2004年，日本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志在必得，东亚不少国家对日本的“道德资格”提出质疑，这很值得日本深思。
4、中国也有不理性的情绪要反醒。从对马立诚、时殷红二位学者的文章讨论来看，倾向性一边倒，根本没有对方发言的余地，并且发言充满了情绪化、辛辣甚至是漫骂的文字。笔者认为这也是不正常的，人们常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维护你发表观点的权力，而前一段的争论显然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其实在他们的文章中除部分建议不恰当外，还是闪烁着真正灼见的，并时而显现出其拳拳爱国之心。比如，马立诚说：“我们是泱泱大国，大国就要有大国的风范。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始终怀着受虐的、仇恨的、报复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情绪极易被利用，造成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后果。现在我们要考虑，国家富强了，我们除了工业产品还能向世界输出些什么？难道输出仇恨么？现在我们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崛起“，非常关键的就是要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国际上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为此我们用各种方式辩解，展示我们是一个宽容敦厚的大国。”“崛起的中国应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而不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大国。这个弯必须转过来。理性大国，就是做事情要从理性和全局出发，克服情绪化和盲动；责任大国，就是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理解与合作承担责任；平衡大国，就是要善于斡旋，在国际矛盾中求同存异，维护平衡。只要坚持这样做，中国的崛起，就会尽量减少震荡和冲突，从而有利于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应该说这些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最重要的是创造出超越‘自己的故事"的‘共同的故事"，在‘共同的故事"中，当面对历史问题时，日本将不再被追究，而将是自身拥有追究的意欲。这可能是从由于他国不断要求‘道歉"追究而产生的卑屈感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正如法德和解不是从法德开始，而是从欧洲的合作开始一样。 “日本不受到外压的话不会作什么让步，即使作些让步也总是过小过迟（Too little, too late）。日本政策转换中的被动性、消极性与1955年保守合并结成自民党长期政权有相关性。因为是长期政权，即使首相与内阁更迭也难进行重大的政策方针的转换。当无论如何也必须进行政策转换的时候，政府常常会借助外压来向党内的其它派系及在野党呼吁其必要性。当然，向日本施加压力的国家，一方面须是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是与日本有深入交流的国家。冷战时期这样的国家当推美国。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和中国间各种交流逐渐加深，中国在现实中正在逐渐变成这样的大国。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断反复，就国民心情而言，对施压的国家逐渐产生反感的情绪可想而知。这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日本要注意摆脱这种决策模式，应更加主动的姿态面对挑战，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大国；二是中国要注意施压的策略，借助区域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更为可取。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笔者认为：首先，它们必须意识到，”10+3“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在东亚经济核心集团(EAEC)、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还有其它几次尝试都失败了之后，如果连”10+3“也不能成功，东亚就不会再有其它的出路。所以，日本和中国都要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合作是一种政治的必须。中日的未来和东亚一体化密切相关，这两个国家必须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其次，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再次，日本不可能再回到军国主义的过去并四处扩张。中国的媒体和精英们有责任让国人明白这一点。在此，中国也有许多工作要做。 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让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这一呼吁，也只有战略上的意义（可以超然地制衡大陆国家），而在经济上则毫无意义。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4倍，人均GDP更是中国的37倍，发展等级比中国高得多，在东亚和世界的经济影响和联系更远胜于中国，所以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享有主导权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中日关系论文篇6
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中国对日政策倾向
摘要：日本是亚洲地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体。但中国和日本自建交以来波折不断，两国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两国在地缘，经济，资源等方面有着共同发展的需求，但在领土主权，历史问题方面也有着争议。研究对日政策，可以更好的为中国建立国际形象，行使对外政策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关键字：中日关系
政策趋向
一、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台湾问题
战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持有两面的态度，长期存在于日本政界的一股亲台反华势力即所谓“台湾帮”至今仍在活动，不时跳出来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对领土的争夺，台湾问题将势必增大对日本政府对台湾政策的影响力度，”台湾帮”会积极推动修宪，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制造法律依据，促使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使台海两岸的统一平添障碍；在领土问题上制造麻烦，使中日关系发展增加变数。
（二）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是两国间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对于该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两国立场不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钓鱼岛历史上是中国领土这一原则立场，同时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维持和平大局。连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也仗义执言：钓鱼岛是中国古有领土，日本占有“尖阁”列岛在国际法上亦为无效，但是，1996年7月以来，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制造严重事端，竞然在短短5天的时间5次登上该岛，修建灯塔和其它标记设施：特别是日本众议员西村真吾也擅自登上钓鱼岛，并升起太阳旗，多次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
（三）历史问题
从中日建交之初就充满着波折与坎坷，这一切均源于20世纪两国见得那场侵华战争，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从某种意义上也引发了日本民族全面危机的战争对两国人民的情感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观冲突，关键是日本政界领袖能否正确认识历史的问题。胡锦涛主席曾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在会见小泉首相时明确提及此点并指出：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也无法回避历史问题。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个问题拖的时间越长，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也越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在各种不同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小泉首相亲自确认了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四）美日同盟问题
中日之间的恩怨纠葛始终受到一个外部因素的牵引——美国的干预。美国对日本和总共的政策是放在其“亚太战略”层面考虑的。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和关键伙伴，而美国子二战以来一直就是日本追随的对象，历任日本首相均把对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石。此外，美国也力图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势，以保证其亚太战略的实现与稳定。
二、中国对日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恢复邦交，迄今已历经40个年头，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恢复邦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从1972年9月29日两国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恢复邦交，1978年8月12日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政策基本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周恩来总理的日本馆及其外交思想中。在当时新中国成立面临的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将中日恢复邦交作为一项这关重要的国家事务是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长远打算出发而确定的。中日友好不仅符合中国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解决国建安全问题的重要环节。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通过实行“求同存异”，争取“和平合作”，达到“政治上的和平共处，经济上互通有无，技术上相互学习”的目的。
（二）充实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内容，对日关系趋向灵活务实。在1979——1990年期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在对日关系上，邓小平继续了周恩来“务实”外交的思想，为中日关系诸如了充实的内容。
三、中日关系及中国对日本政策倾向。
（一）从国内层面看，中日两国在冷战后面临的主要任务与挑战。
对中国来说，21世纪是其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期。中国的核心利益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保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水平继续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结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分离局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丰富历史遗产和“主体性”文明与文化的国家，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历史角度审视和理解，而且也必须从历史角度加以解决。
对日本来说，其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决定了日本是一个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寻找平衡点和立足点的“杂交国家”。在今天，日本的发展面临严重的 。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在21世纪初仍然疲软；政治体制在结束了自民党长达55年的一党执政格局后，而进入了多党纵横联合的“混乱”局面；谋求多年的“西方成员”身份至今未被接受，是继续塑造“西方国家”形象，还是“重返亚洲”举棋不定，因此，21世纪，对日本来说，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重新给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定位”。
（二）从地区层面看，冷战后中日两国面临的主要课题。
中日是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打过和强国，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不仅扮演地区力量中心的角色，为切实沟通本地区和其他大陆与地区的重要媒介与桥梁。亚洲的声音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和日本传递给世界的。因此，如果亚洲真正能够实践人们“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的预言”那么，中日真正的和解与合作将是不可或缺的“基石”。
（三）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日两国在冷战后国际格局构建中的作用。
21世纪，世界在经历了战争与发展之后，正面临重大的过渡与转型。零和游戏，军备竞赛，资源竞争等等与战争，冷战思维想联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面对全球化，全球议题和共同利益等等有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环境，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中日两国作为在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有影响力的国家，如何定位与行动是十分重要的。
（四）21世纪中国对日战略与政策走向。
中国对日政策大致可以浓缩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八个字。应该看到，在涉及民族情感的问题上，中国对日政策是没有多少回旋空间的。因此，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修改，以及两国回复邦交以来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台湾地区问题上，中国方面态度适中十分明确：历史不容否定，中国内政不容干涉。政府在引导本国国民建立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尊重他国自主处理本国事物的权力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中国的对日政策历来明确区分日本民众和日本政府，抗议和反击针对的是日本政府不敢担负起历史责任，缺乏独立性的言行，对于日本民众一直是本着友好交往的原则对待的。对中日之间可能的合作领域，中国方面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地开拓与推进，希望为中日友好建立起身后的基础。从两国国情看，中日之间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性都十分广阔，关键在于民族和解和相互信任的心理基础上不具备。在这方面，日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也很多。
四、中日发展方向
在全球化条件下，中日之间的潜在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但双方可以而且有必要致力于形成一套控制和管理政治摩擦的机制和措施。例如，每当因“历史问题”发生政治摩擦时，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到中日间其他领域合作的进展。两国可以采取一方面把分歧和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不断促进和扩大共同利益部分，逐步使负面因素在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
对于中国来说，有效的利用经济手段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形式之一。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和核心，鉴于中日两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可以说经济利益也是中日两国国家利益交汇的基础和核心。发展中日经贸合作既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也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跨越国界发展的体现，而中日关系的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之间的体现。由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中国政府持有大量的日元储备，既化解了日本的财政危机，也避免了日本爆发通胀。总的来说，是中国让日本摆脱了危机、从失败的困境走出来，也是中国让日本重新恢复信心、顺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如今的日本经济对中国因素的依赖已经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足以左右其经济出现重大转变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可以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影响日本对华政策。这样，既可以发展中国自身经济，也可以改善中日关系。
加强两国民间交流，重新认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继续发挥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民间友好党团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领邦，无论是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地理上来说，两国的发展都需要对方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两国是 “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日本一直认为中国是其实现“大国梦”的障碍，一直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崛起，但很明显，中日不是60年前的中日，世界形势也不是60年前的世界，只有两国合作发展，互惠互利，才是长远之道。
参考文献: 书籍：《坚持与妥协：近距离看中日关系》任国明、于明山 ；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楚树龙、耿秦；侵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众的国际观》李慎明、周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金熙德；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楚树龙、金威；时事出版社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王军、但兴悟；中央编译出版社 期刊论文：
《新时期中日关系的走向及中国对日外交战略研究》田林珠；东北师范大学；2010-05-10 《当代中日关系发展要论》禾青；《日本问题研究》；1996-05-19 《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及中国对日政策——21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蒋立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9-09-10 《论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刘芳；西南师范大学；2005-04-01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及走向》杨亮；西北工业大学；2006-03-01 《推进中日关系的建言》陆忠伟、张蕴岭、阎学通、白岩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04-06-20 《发展中日关系的对策研究》田芳；湘潭大学；2008-04-15 《21世纪初日本政治特点及中日关系走向分析》刘艳华；东北师范大学；2005-05-01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研究》黄春景；中南大学；2010-06-30 《从血仇到友邻》王新堂；中共中央党校；1997-05-01 《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研究》明花；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05-08 《小泉执政以来中日关系及日台关系论》李岩峰；东北师范大学；2005-06-01 《论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刘鹏飞；中国政法大学；2001-05-01 《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关系及美国因素的影响》侯德贤；华东师范大学；2003-05-01 《冷战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探析》胡冰；曲阜师范大学；2007-04-01
中日关系论文篇7
我看中日关系
论文提要：谈起中日关系，人们便不由想起了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现在我谈谈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所在。从这些年的现状看，可以将其归纳为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日本如何看待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战争赔偿问题、还有就是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中日关系的好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是中日两国的愿望与行动。因此，加强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对减少中日之间的纠纷与摩擦十分重要。这是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必须认真对待并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矛盾合作挑战共同利益 正文： 提出问题
问题是什么以及由来与背景
中国与日本从历史上就有着无数的爱恨纠葛，从唐朝的鉴真东渡到残暴的侵略罪行再到近代的钓鱼岛问题的不断升温矛盾的激化以及双边日益繁荣的双边贸易„„可以说每个时期的每个问题都一丝一缕的牵扯着全身的所有问题。（事物的普遍联系性）所不同的是那个问题占了主导地位。而目前钓鱼岛问题无疑使中日之间的首要矛盾，但钓鱼岛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岛的问题，它的背后又牵扯着种种问题。 问题的实质
实质非常明确两个大国在国际舞台的博弈，而且一定程度上是中美关系 产生和解决的社会影响、作用或意义或价值或启示
解决与否关系着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及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 二．分析问题
（一）问题产生的议论根源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分别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日关系的好坏影响着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中日关系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长期以来，中日关系时好时坏，两国关系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较之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两国政治关系面临着如何增加相互信任、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等一系列课题。中日两国政府的相互政策亦是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中日两国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共同发挥作用，创造双赢、多赢局面，以避免中日关系严重后退。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并没有正确认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违反国际道德、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事。
（二）问题产生的实践根源（历史或现实） 二战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没有彻底清算国内的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一直没有消散，致使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几度抬头，右翼势力不断膨胀，甚至否认二战侵华史，企图为历史罪行翻案，这激起了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人民的强烈愤慨。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自认为有了威胁，蓄意挑起“中国威胁论”，开始大肆扩充军力，不断为日本自卫队“松绑”，加强在各地的军事存在，经常与美国等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联合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企图与美国一起围堵中国，甚至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升级成国防军。众所周知，二战之后，在联合国监督下制定的的日本宪法是不允许日本对外宣战的，而现在的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更改和平宪法，拥有“集体自卫权”，这样一来日本便可以对外宣战。这中苗头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日本国内长期长期积聚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累积，以及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影响的。 面对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日本既希望看到中国的稳定，同时也担心中国压倒自己取得“地区的主导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意在构筑一极霸权世界，并把强化同盟、联日抑中作为其东亚战略的支柱。中日对待美国霸权的不同立场，在中美关系相对平稳时将是中日建立信赖关系的障碍，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时则将使中日关系发生严重倒退。中日两国应努力消除或减少来自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致力于构筑中日、中美、日美三对双边关系相对均衡发展的中美日关系。
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仅在90年代以来，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愤填膺。 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还承诺与台湾只保持民间往来。然而，多年来中日两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摩擦也时有出现。据日本《读卖新闻》1996年5月5日透露，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丁懋时于3月上旬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时秘密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官房长官木尾山静六就台湾海峡演习情况及日台间的有关情报进行了会谈。台湾高级官员访问日本，就安全问题相互沟通，自70年代日台断交以来这是第一次。1997年9月23日，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当时日本报纸指出：“新指针肯定是针对台湾海峡制定的”，“届时在军事上不可能不具体设想包括台湾海峡危机”。还说，一旦今后台湾海峡有事，日本有“必须支援美国的义务”。日本还有人认为，周边地区的范围“到马六甲海峡为止”，“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其以远地区均被纳入视野”，这表明，日本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诸岛的争端。众所周知，台湾及南沙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从大局出发，2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但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成员一行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1997年5月6日，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冲绳县一名议员及两名摄影师的陪同下登上钓鱼岛。5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总思路或总体构想
问题是存在的，但解决方案也是有的。一定要逐渐创设比较全面的战略对话及其机制，目的不是解决基本争端和潜在冲突，它们在很长时间内解决不了十年、十五年之后都会存在，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谋求基本稳定，争取战略发展机遇期，而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对于最高层的接触问题要坚持目前的立场。主权问题坚决不能让步，而且要争取主动权。在经济上可以加强合作等，通过民间的沟通还减小存在的矛盾。 具体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或手段有哪些
矛盾是具有两面性的，对于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就目前中日关系的合作领域看，中日之间的矛盾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尊重二战后国际秩序，不要做出挑战国际秩序的事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还是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中日之间的合作也具有战略性，迈向战略性的势头不能否定，这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另外，对于中日之间的一些合作、竞争或者矛盾的方面，我们也可以不必弄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这应该是今后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大的思路。双方能否找到一些方法，维持适当的畅通、适当的交流，这将使中日关系不至于走向不可挽救的地步，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我认为，现阶段要积极的对日本的动作作出正确的判断及应对，忘战必危，还有针对抵制日货谈下看法，目前大家对日货的抵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效果也是有的。愤青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快，有部分人开始自发或有组织地打砸日货，这些日货甚至不是未出厂的，而是广大善良的中国人民无意中购买的含有日资成分的货品。事态发展开始出现暴力倾向，这种被称之为“以上帝的名义，干魔鬼的事情”，可以说是部分国人劣根性的集中体现。记得当年蒋主席抗战，也是师出有名，但是抗到后来，不但实行不抵抗政策丢了东三省，而且仅内战就倒下了数以百万的中国人，相信连向井敏明这样的杀人比赛冠军拿着卷了刃的东洋刀掰着脚趾头也数不完，可能人家要向中国人竖大拇指。最近报纸报道韩国正在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并与朝鲜商谈恢复对话问题，因为韩国人不愿意同胞相残。去年日本不承认慰安妇事件发生后，韩国几个热血青年和中年人，为表达愤慨于日本领馆门前当众断指明志，此事被韩国和世界媒体广泛报道。我觉得部分愤青同志有劲大可以冲日本人使，因为嗔恨心能量得不到发泄转而把目标朝向自己的同胞，这种方法非但不会获得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反而容易让人产生厌恶感。地球是圆的，走的快些可以，但是不要走到问题的背面去，那样结果就与初衷背道而驰了。8.9事件初期学生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巨大的机会，挑唆鼓动一批人冲在最前面当炮灰，用愤青们的热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结果演变成了冲击国家重要政府机关的反革命**。要知道一群挥舞着刀枪棍棒企图冲进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人，会得到怎样的回应。自911之后恐怕美国政府处理同类事件再极端都不会受到美国人民的指责，因为人家所有民众都对无论大小规模的、使用极端手段干扰现行和平生存环境的行为统称为--------恐怖主义！
针对中日合资企业汽车的车主被扎车胎、划漆、砸车窗等行为，伤害了部分国人情感，使很多人对所谓的“抗日”产生歧义，以佛家观点：毁伤他人财物为造恶业。从周易观点来看：做坏事为人所知，有损阳德，报应在今世，在自己。做坏事不为人知的，有损阴功，报应在家人，在来世。以法律观点看：这种行为属于损害他人财物，不管以何种借口，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有人为了阻止当事人对自己和公共的财物继续施加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阻止行为属正当防卫，同时因争斗中无意令当事人致伤或死亡，根据新刑法的“无限制防卫原则”，可以不必承担刑事责任，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也请大家认真研究一下新《刑法》。
“大家结党去革命，结果党外人士就成了反革命”北大文学硕士余杰的这句话辛辣之至。 希望广大爱国人士团结到爱国统一战线上来，枪口一致对外。也希望大家目前要抵制日货，等待政府的明确态度出来，相信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政府是绝不怕小日本的，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是要站在全局考虑问题的。对于日本人要惩戒，但不要一棒子打死，因为没有利益关系存在和只有单方利益的双边关系才是最危险的，有利益冲突就总可以座下来慢慢谈，小泉不是已经屁颠屁颠的来了么？？？！！！刀没架到脖子上，就连日后真正的汉奸现在也是爱国的，所以不要向国人挥舞手中的屠刀！！！！！ 参考文献：
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1997年第一期 中日关系分析@126/blog/static/28169***425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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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论文篇8
100年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空前的巨大变迁。双方关系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其摆动幅度之大世界少有。其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从918事变开始长达1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自不待言，对战后至今甚至今后一、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尤其是中国人的对日观）仍会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
侵华战争为何发生？它既有帝国主义列强竟相分割世界的背景，又有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主导之内因。这场战争给21世纪中日关系留下的最大经验教训是:
在主权国家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寻求本国发展的权利，不应以牺牲别国利益为前提。追求一时得益而伤害其他民族对本国长期利益的损害远大于一时的收益，实际上得不偿失。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主张在国际关系上推行“王道”以取代西方的“霸道”，还主张亚洲各国平等联合。这就是强调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以德为上，互相留有余地，不乘人之危、逼人到墙脚，不能套用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者的做法。这一主张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和亚太合作仍有启示。
历史问题迄今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日本不能在彻底深刻地反省、总结近代侵华战争的前提下早日面向未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大遗憾。但受到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自己。这成为日本与周围各国建立互信的一条鸿沟，也使日本在成为“普通国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席位、在世界上发挥其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等问题上无法取得中韩等国的由衷支持。
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怎样重新把握和处理这一敏感问题，使之纳入到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轨道上来？
中国一直要求日本干干净净地解决历史问题，除了感情因素外，可能主要还是出于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疑虑。此外，似乎还一种中国式“治病救人”的善良意识，期待日本能够像德国那样有大国胸怀，“尽快解脱历史包袱”。军国主义复活已几乎不可能，对此国内现在有了一定的共识，对日本国内大部分国民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意识及其社会状况国内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应给中国带来自信，带来新的视角和更宽的视野，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复活军国主义的一大牵制。
而中国希望日本有德国那样的表现，这本身是否可以说是期待过高？某一位驻日大使说过，日本历史上没有过真正的世界大国意识，总是跟着别的强国走。明治维新以前是跟中国，之后是“脱亚入欧”靠英国，二战其间是有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才敢挑战美苏，战后则奔走于美国的车前马后。而德国的确是世界大国，不怕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求得东山再起。对日德在历史问题上表现的巨大差异，日本政学界有不少人以“中日两国的历史观不同”“日本与德国情况不同”来搪塞。不管其辩解的内容如何，在有没有大国心胸、大国战略这一点上，他们也许是对的。或许可以说，期待日本痛痛快快地解决历史问题然后“重做大国”，这是一个过于善良的美好的愿望？既不可教也，奈何再三诲之？
关键是，什么对中国最重要、最有利？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与日本人民的相互信赖合作关系，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与日本的政治外交合作，对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共同创建亚太新的合作机制、阻止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本地区为所欲为有决定性意义；与日本搞好关系，也是包抄了台独势力的后院。反之，如果中日交恶，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没有什么益处，只有美国高兴，日本右派高兴，台独高兴。也许有人会说“宁失千金，要争这口气”，但中国现在有了比争一口气更高的目标。
我觉得，在内外形势、内政外交的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后，不管对方如何，“以我为主”地进行一些对日政策的调整，可以从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对滞留和离开陕北的两次定位上得到一些启示。1947年3月，胡宗南攻占延安，毛带着小部队在陕北山区与之周旋，并宣布不收复延安就不离开此地。但到了48年3月，尽管延安尚未收复，毛带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者着眼于把国民党军队机动力量牵制在黄土高原，是正确的决策；而后者是因为全国战局已发生了根本转折，毛把目光放到了解放全中国这一更大的目标上，历史证明，也是正确的决策。
概而言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权衡历史问题与国家最高利益这两者的关系。过去中国没有精力和自信去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所以眼中更多的是盯住日本，必然重视历史问题。但是中国的外交重点已转为建立亚洲多边合作、经济共同体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么就必须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重新定位，即如何不使历史问题影响中国更远大的国际战略？
在靖国神社（主要是指日本政府领导人对A级战犯牌位的参拜）问题上中国没有什么退路，让中国人民在现在的状况下忘记那场战争也不可能，所以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抗议、反驳、批判，但不必把历史问题当作整个中日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部分，使之不影响其他方面的正常交往，并在扩大交流、争取更多日本国民支持中日友好的过程中予以解决和超越。借用日语的说法，前者是“入口”解决法（即先解决历史问题然后发展关系的思路），后者是“出口”解决法（主张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予以解决的思路），两者都可以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不意味着是单方面退让，而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高层次思考，是要寻求一种既不回避历史问题又对中国国家利益最为有利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