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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写作分水岭
大学里没有公文写作这个专业，也很难学到写公文的真功夫。在公文写作上，所有刚进“机关门”的干部几乎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文科毕业生并不见得就比理科生有优势。然而，三五年过后，原本各方面条件差不多的干部，在公文写作水平上往往会表现出明显差异，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这项工作认识上有差异。
对于写公文，我们应该这么看：
写公文是职业行为，更是事业所需。有人概括了写作的三大功用：一可直抒胸臆，二可养家糊口，三可经国治世。公文的功用当然是第三条，这就决定了写公文不仅是职业行为，更能撑起宏图伟业。职业行为需要有职业精神，这使得它比养家糊口境界要高，但也高不了太多，不过是责任心强一些罢了。而干事业需要的是事业心，责任心产生责任感，事业心产生使命感；
责任心让你认真干，事业心让你拼命干；
责任心让你干好分内事，事业心让你干好所有事。
写公文是文字工作，更是“文治”工作。写文章离不开文字，但文字决不是最重要的，懂行的人从不简单以文字水平来评价一篇文章的优劣。如果仅仅把写公文看作文字工作，那是“不识文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外”，所以把这项工作看小了、看低了、看轻了。
“文者，贯道之器也。”（唐·李汉《<昌黎先生集>序》）公文中所贯的“道”，重要的是治国理政之道，而不是舞文弄墨之道。这是由公文的功用决定的，也是公文区别于其它文章的根本标志。如果仅仅把公文写作看成文字工作，势必会把心思放在咬文嚼字、遣词造句上，而不是放在研究工作、琢磨内容上，就会舍本逐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清代学者焦循也说过：“朝廷之诰、军旅之檄、铭功德之作、兴利除弊之议，关于军国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于天地也。”（《与王钦莱论文书》）你看，这样的文章仅仅是文字工作吗？只有把公文写作上升到治党治国的高度，才能执笔在手、使命在胸、责任在肩，写出经天纬地、经世致用的大文章。
写公文是文秘的活，更是大家的事。不少人认为，写公文是文字秘书的主业，是办公室、研究室的主责；
我是搞业务的，文字工作能拿个初稿、给些素材、应付两下就行了，反正有专职写手帮助加工，有办公室负责把关。正因为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心态，很多单位的文稿工作水平总是上不去。
公文是机关一切工作的基本载体，是业务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公文的核心就是写业务。作为机关干部，公文写作是基本功也是必修课，无论处在哪个岗位上，不懂业务就写不好公文；
写不好公文的人，业务水平也高不到哪儿去；
业务工作做不好是不称职，公文写不好同样是不称职。虽然有的人可能写得多一些、好一些，但不是说别的人就不用学、不用写了。公文写作应该是人人有责、人人动手，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化，把自己摘出来。
也许有人会说，我看到一些干部不会写也不想写，不是照样升官吗？有这种情况，但现在越来越少了，很多大领导本身就是大笔杆。现在，更主要的问题是一些本来挺能写的领导干部，当了领导就懒得写了，甚至有人说：“今天写稿子，就是为了明天审稿子、后天念稿子。”不过，这也从反面说明，善于写是当干部的“敲门砖”，是干部成长的“加速器”。
写公文是材料生产，更是艺术创造。有的人认为，从技巧上说，公文写作无法与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我们可以要求每一名机关干部都能写公文，但无法要求他们都能写文学作品。在我看来，文学写作与公文写作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巧，根本不具备可比性。如果仅仅从法定公文来看，从达到“会写”的基本要求来看，公文写作不是太难的事儿。但如果要真正把公文写好，特别是把属于广义公文范畴的工作总结、调研报告、领导讲话稿等综合性文稿写好，技术含量一点儿也不低，甚至比文学作品还要高——至少写文学作品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办，写公文还得准确领会领导意图，努力适应领导风格，想方设法让领导满意。所以，写出中规中矩的公文是技术，写出有创新、有思想、有水平的公文，绝对是一门艺术。
写公文是艰苦劳动，更是意志修炼。确实，爬格子、搞材料是苦活累活熬人的活儿，所谓“一支钢笔，两袖清风，三更不寐，四季受累”。有时候，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一熬就是好几个通宵。这么高强度的劳动不仅是对一个人能力、体力、脑力的考验，更是对意志力、忍耐力的考验。所以，写公文写的不仅仅是文章，写的更是一种心态、一种境界、一种品质。
总之，在学习和实践公文写作的过程中，存在一道道看不见的分水岭。上面所说的几个观点，上半句是一边，下半句又是一边，两边完全是不一样的气象：一边是甘于平庸、得过且过，勉力稼穑、地薄苗稀；
一边则是胸怀远志、自我超越，勤耕细作、春华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