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摄影家董文才相识已经有好多年了。
那是十余年前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随王蒙、张抗抗、徐刚等作家到河北省兴隆县一个叫龙门的小山村种树，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董文才在现场给作家们照相，忙前忙后，一副汗津津的样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便经常在《摄影世界》和《摄影艺术》等报刊上看到他的摄影作品，如《春涌青松岭》、《高松迎日》、《雪后晨曲》、《山菊》、《闹春》等。通过董文才的摄影作品，我认识7兴隆的山水、兴隆的四季。
董文才的风光摄影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意韵和深邃的生态思想。在崇高退位、媚俗流行、裸照泛滥的今天，他的风光摄影作品以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而存在着。同其他艺术一样，摄影也需要激情。董文才从来就不乏拥抱生活的激情和勇气，他时刻关注着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变化。相机对于别人也许只是用来呈像的工具，而对于他则已成为生命的重要部分一一至少被赋予了生命的内涵——与现实生活、与大地的气脉连在了一起。
看了董文才的一些作品后，著名摄影理论家韩子善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奇山丽水、异树繁花，身处其中，令人流连忘返。过去只有诗人、画家尚可赋诗作画，略表心志，而大多数人只能在心中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记忆。如今不然，摄影化瞬间为永恒、化平凡为神奇的功能使人们在观察与选择之中，在等待与‘咔嚓’之间，便可以把自然的山水变成心灵的图画。”
数年后，董文才调到县林业局工作，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多了。我们曾在龙窝村一起学车，那辆已经退役的老旧的吉普车见证了我们兄弟般的情谊。我们还一起到青松岭镇寻访电影《青松岭》中钱广的原型。那天是我第一次开车走山路，到山下仰首回望，不禁大吃一惊——山路盘旋、九曲八拐，像是舞动的绸带——是我开过来的吗?文才只是笑。
文才从事摄影创作近20年了，有200多幅摄影作品发表在各类报刊上。有20余幅风光摄影作品在全国摄影比赛中获奖，主要获奖作品有《梨乡春色》、《高山雪松》、《雾灵云海》、《小屋》、《初雪》、《晨韵》等。在兴隆，他的作品几乎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兴隆的许多宾馆里挂着他的作品；琳琅满目的果品箱和节日里拎来拎去的礼品袋上有他的作品；马路两边的巨型广告和标语牌也有很多是以他的作品为背景的。
香港的陈复礼和大陆的陈长芬是风光摄影界的两座巅峰。陈复礼的一组照片使无人知晓的张家界一举名扬天下，而陈长芬的空中看中国，也以独特的视角，让人们认识了大地的壮美。在仰视他们的同时，董文才从来就没有因巅峰的存在而却步。在他的摄影创作意识中，作品的主题从来不曾弥散，那就是讴歌自然、赞美生命的广大和美丽。他的作品拒绝漂浮，在静止的动感中，蕴涵着鲜活的生命意识。平和安静是他的基本视点——事实上。生活的本质便是这种平和安静，它不等于闲适、闲静、闲寂，也不会削平和耗散生活的深度和厚度。他把自己的思想、愿望、情感都收进了镜头。平和的柔性和耐性是他性格中的特质，也是一种感应自然、对待人生的态度。
我隐隐感觉到，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置于时间之外的精神存在着。是什么精神呢?我说不出。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系统。那个吃山药蛋长大的侯登科关注的是社会的底层——候鸟般出没的麦客，背着蒸晒的太阳为雇主下苦力，啃干馍、喝面汤、睡草棚——一部《麦客》曾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而留着长发的黑明则是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一个叫做新窑子的小山村——在《100年的新窑子》旁，那看似平铺直叙实则娓娓道来的文字真实地反映着村民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祖祖辈辈的梦想，读来让人辛酸，更让人感动。有人建议董文才也学学侯登科和黑明，“弄出点儿轰动的东西”。他淡淡一笑。董文才就是董文才，他没有跟在这些高手后面盲目地重复，而是立足于兴隆这片土地寻找真正的自己。摄影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却是最重要的内容。作为摄影家，他的眼睛不仅估量着色彩、光线、形态和距离，还揣度着生命在其中的轻重与丰富性。在他眼里，不光是动物和植物，那些流动的山溪和灿烂的云霞也都是有生命的。他与拍摄对象之间有过思想交流吗?那又如何能同它们达成如此的默契?
最近，他和蔡福浩的风光摄影册《四季兴隆》出版了。他特意送我一本并题赠了一句话：“江河有源，树木有根。”此语意味深长，令我沉思良久。我知道，文才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提醒作为朋友的我，在这个浮躁和喧嚣的时代，不应忘记一些最本质的东西。是的，许多东西是可以变的，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变的。
他爱吃冻豆腐，我也爱吃冻豆腐，当然是乡下热气腾腾的豆腐坊里用卤水做出来的那种。酸菜白肉炖冻豆腐，吃上一口，美美的，就像找回了当年的感觉和记忆。也许，不论是他，还是我，在骨子里都还存有一种对乡土的依恋情结吧!
2006年的岁尾，头一场雪下过，董文才又背着相机上了山。他的镜头要记录山林里的宁静；他的镜头要捕捉那些跳跃的背影，他的镜头要拽住头也不回的时光；他的镜头要诠释自然法则和不可抗拒的生命现象；他的镜头定格了大地的精神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