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考虑由单个占优的零售商和单个供应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模型.在价格相依的随机需求下，研究分散系统下的批发价格合同与两部定价合同.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到两种合同中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决策和利润以及供应链系统的利润.分析表明，当零售商占优时两部定价合同比批发价格合同更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零售业中收取通道费的合理性.
关键词 供应链管理；零售商占优；两部定价合同；通道费
中图分类号 F224.3 F724.2 文献标识码 A
Two Part Tariffs Contract and Slotting
Allowances under A Dominant Retailer
LIU Shuren，TANG Pei， LIU Xinjing
（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Abstract We investigated a twoechelon supply chain with a dominant retailer and a supplier. Under stochastic pricedependent demand， we studied the wholesale price and two part tariffs contracts in the decentralized systems model. Under some relatively mild conditions， we respectively obtained the optimal decisions and profits on the supply chain members， and the supply chain system’s profits. We show that two part tariffs contract performs better than the wholesale price contract when the retailer is dominant. We giv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use of slotting allowance in the retail industry.
Key word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dominant retailer； two part tariffs contract； slotting allowances
1 引 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零售业发生了巨大变革，一批大型零售超市如家乐福、沃尔玛以及家电连锁超市如苏宁、国美等迅速发展，不仅导致了零售业竞争格局的重构，而且导致了生产商与零售商在产业链纵向关系中主导地位的置换.与此同时，其中最重要的争端之一在于连锁超市收取通道费的合理性问题.特别是2003年6月上海炒货行业协会与家乐福有关通道费问题的谈判宣告破裂导致包括正林等在内的11家知名炒货企业决定暂停向家乐福超市供货被公开以后，由于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通道费所引发的零供关系紧张的情况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近期，频频进入公众视野的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与零售巨头家乐福的断货与下架的矛盾至今仍给人扑朔迷离之感，尤为引人关注.另一方面，中央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也持续关注了通道费问题.2010年12月23和24日连续报道了“进场费调查”.2011年5月12日指出进场费是一个中国式的“商业怪胎”.2012年3月24日报道了“降不下来的进场费”.2013年2月23日再报道了“进场费为何禁不住”.相应地，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著名的经济学家科斯指出，企业的决策权分为企业内部决策权（如：企业的经营决策权、股权分配决策权、资产处置权）和企业外部决策权（如：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控制权）[1].Munson等进一步明确指出定价控制权、库存控制权、渠道结构控制权和信息控制权等决策权力运用不当将对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的利润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2].尽管传统的供应链中供应商占有绝对的优势，然而在当买方市场逐渐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供应链成员优势正在逐步转移.在营销渠道中零售力量正在逐步从制造商转移给零售商，零售商在某些情况下比制造商拥有更强的力量，世界各地出现了很多“有权力的连锁店”，譬如，沃尔玛和家乐福.韩耀等从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联盟的形成原因、效率、信息共享及利益协调等方面，对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的研究进行了全面、详细的综述[3].覃燕红等则从公平偏好的角度研究了基于批发价契约的供应链协调问题[4].
经 济 数 学第 31卷第3期
刘树人等：零售商占优下的两部定价合同与通道费
企业运营决策权的转移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中各企业的绩效水平，也给供应链管理带来了新的历史性问题.对于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Bloom等通过对沃尔玛公司案例研究指出：零售商是否比供应商有更大的决策权依赖于供应商是否将沃尔玛作为最主要的客户，而此时供应商的盈利水平会受到零售商（沃尔玛）的严重挤压[5].Hua等研究了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的合作决策，定义了零售商优势并分析需求不确定性对零售商优势和供应链绩效的影响[6].Lau等和Wang等基于数值分析对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下不同合同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7，8].另一方面，占优的零售商也利用逆向拍卖机制进行采购.马俊等从供应链协调的角度对四种不同的拍卖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9].刘树人等研究了占优零售商下的最优逆向拍卖采购策略[10，11].
尽管拍卖提供了简单而又稳健的需求分配机制.然而，实际中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大多是通过谈判签订合同来实现合作，合同管理是采购管理的灵魂.本文将在价格相依的随机需求下研究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的批发价格合同与两部定价合同，并分析其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当零售商占优时两部定价合同要优于批发价格合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零售商收取通道费的合理性.
2 零售商占优的批发价合同[uR]
考虑一个由单个占优零售商和单个供应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模型，其中供应商的边际生产成本是c.假设需求函数是乘式的，即D
4 通道费分析
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定义，通道费是供应商为了使用零售商（主要是超市）的有限的货架资源而支付的费用，其中包括新产品的上架费，也包括成熟产品的维持费用.
对通道费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对于通道费的收取究竟是否合理，收取通道费对于供销双方、消费者以及社会福利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至今尚无明确定论.虽然学术界目前对通道费的作用仍存在很多争议，但有两派观点具有较大影响.其一是效率学派，他们是通道费的拥护者，认为通道费的收取有利于竞争从而提高市场效率.另一派观点是市场势力学派，他们认为通道费的收取会增强零售商的市场势力并减少竞争.前者认为通道费有助于零售商将新产品引入的风险转移给供应商，从而使供应商有动机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和支持；而且，如果供应商对新产品的成功具有足够的自信，她将愿意缴纳通道费，零售商通过观察供应商愿意支付数量的多少可以评估供应商提供信息的可靠性并筛选出潜在不成功的产品，从而提升了新产品引入的效率[12，13]. 后者认为通道费的收取是建立在零售商势力增强的基础之上的，并且零售商势力会导致价格制定在非竞争水平上[14].相应地，国内许多学者对通道费进行了大量的的研究.其中，汪浩运用一个双重寡头垄断市场模型来研究大型零售商的通道费问题[15]. 张赞和郁义鸿基于SCP分析框架， 对零售商垄断势力下的通道费及其福利效应进行分析并对相应的政府规制提出建议[16].石奇和岳中刚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分析在零售商主导的市场环境下顾客、零售商和制造商三者的利益关系，对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进行绩效评价并寻求相应的规制含义[17].刘培松结合实际对武汉市零售企业收取通道费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提出了相应的规制措施[18].
认识到优质货架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对销售的重要作用，供应商和零售商都会非常关注这类资源的分配.一方面，对供应商而言，优质货架能帮助其增加市场销量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因而她们需要一种机制来公平分配优质货架.另一方面，对零售商而言，为了实现销售利润的最大化，他也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合理分配优质货架.在不完全信息下，利用逆向拍卖机制来分配优质货架资源是一种可行而有效的方式.在我们的供应链两部定价合同中，占优零售商除每单位产品获得边际利润uR外，还对优质货架资源向供应商收取额外的通道费L（经营权费），此时整个供应链的绩效能得到显著的提高.因此，与前面论述的对新产品收取通道费的风险转移和成本分享、信号发送和筛选作用不同，本文考虑成熟产品并从供应链合同管理的角度论证了收取通道费的合理性.而且，也可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述这一点.交易成本经济学为了描述交易的目的而倚重的主要维度是资产的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前提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进一步地，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利用抵押品来支持交易可以而且常常是一种有效的系统解决方法.因此，将货架空间看作是一种稀缺商品，为了最有效地利用这种资源，通道费将成为使用这种稀缺货架的抵押品.
规范零售企业通道费的收取.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供应商——零售商之间的纵向限制总是存在的，适当的纵向限制可以淘汰一些劣质企业，规范市场行为，增加社会福利，如收取一定的通道费就是一种国际惯例，但是，过度的纵向限制就会适得其反.为此，应认真落实中央五部委《零售商与供应商公平交易办法》，会同相关部门及商业协会一起，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规范收费类别及项目，规范合同示范文本，以公开、公平的原则，引导和规范零售企业通道费的收取行为.
5 结束语
本文在价格相依的随机需求下，研究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的批发价格合同与两部定价合同，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到两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和供应链成员利润.分析表明，当零售商占优时两部定价合同比批发价格合同更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零售业中收取通道费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 科斯. 企业的性质——企业、市场、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 C L MUNSON， M J ROSENBLATT， Z ROSENBLATT. The use and abuse of power in supply chain[J]. IEE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econd Quarter， 2000， 28（2）： 81-91.
[3] 韩耀，晏维龙，杨俊涛. 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研究综述[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5）：1-5.
[4] 覃燕红，李言芹，魏光兴. 公平偏好下基于批发价契约的供应链协调研究[J]. 经济数学，2013，30（4）：1-8.
[5] P BLOOM， V PERRY. Retailer power and supply welfare： the case of WalMart[J]. Journal of Retailing， 2001， 77（3）：379-396.
[6] Z S HUA， S J LI.Impacts of demand uncertainty on retailer’s dominance and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J]. Omeg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008，36（5）：697-714.
[7] A H L LAU， H S LAU， J C WANG. How a dominant retailer might design a purchase contract for a newsvendortype product with pricesensitive demand[J]. European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8， 190（2）： 443-458.
[8] J C WANG， A H L LAU， H S LAU.Practical and effective contracts for the dominant retailer of a newsvendor product with pricesensitive deman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nomics， 2012， 138（1）：46-54.
[9] 马俊，张杰. 需求价格敏感与拍卖机制在供应链中的协调[J]. 经济管理，2009， 31（4）：124-129.
[10]刘树人，刘新静. 逆向拍卖采购下报童模型中的CVaR研究[J]. 湘潭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13，35（1）：1-5.
[11]刘树人，王娜. 基于逆向拍卖的采购与定价管理[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4）：81-85.
[12]M W SULLIVAN. Slotting allowances and the market for new products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7， 40（2）： 461-493.
[13]K SUDHIR. Are slotting allowances efficiencyenhancing or anticompetitive[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06， 43（2）： 137-155.
[14]D KUKSO， P AMIT. The effects of costs and competition on slotting allowances[J].Marketing Science， 2007， 26（2）： 259-267.
[15]汪浩. 通道费与零售商市场力量[J]. 经济评论， 2006，27（1） ：29-34.
[16]张赞， 郁义鸿. 零售商垄断势力、通道费与经济规制[J]. 财贸经济， 2006，27（3） ： 60-65.
[17]石奇， 岳中刚. 零售商对制造商实施纵向约束的机制和绩效评价[J]. 中国工业经济，2008，25（5） ：77-86.
[18]刘培松. 基于主导零售商市场势力的纵向限制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 经济管理， 2012， 34（6）：75-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