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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源起与发展

发布时间: 2022-11-01 15:15:03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演化经济学研究者虽未就经济演化分析方法达成一致意见,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整合分析,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始终贯穿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随着这种整合分析方法的成熟,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被独立地提出来。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分析框架,其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业已成熟。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新演化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17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3-0024-06

自凡勃伦提出“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演化经济学就不仅仅是专注于经济现象的研究,而且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也极为关注。这使它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也就是既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又关注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因此,凡勃伦所提出的演化经济学就其确切含义来说应是演化政治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演化经济学再次复兴,但同时也使它的理论仅限于对市场领域的分析,而一度忽视了非市场领域。随着经济演化理论的成熟,演化经济学也逐渐开始向政治领域延伸,即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考虑政治因素,同时在分析政治问题时也采用经济学方法,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在本文中,我们将梳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厘清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宗源关系,并对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作一评介。

一、演化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分类

以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问世为标志,将演化思想运用于经济学分析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演化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研究体系。但其与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完整一致的分析体系不同,学者们对演化分析的具体含义一直存有争议。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并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所谓范式性的“硬核”。

鉴于演化经济学尚未形成完整的分析体系,本文借用Ulrich Witt对演化经济学细节的考察对演化经济学的脉络体系来进行梳理。Ulrich Witt利用本体论立场(ontological stance)和启发式战略(heuristicstrategy)区分出演化经济学的四种分析方法,其中本体论立场是对现实的基本假设,具体到演化经济学是指对经济变迁与自然变迁的关系假设。启发式战略是指为架构问题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在演化经济学中是指“演化”的概念化。关于本体论假设,演化经济学中存在两种看法,即一元论和二元论。一元论是指经济变迁与自然界中的变迁在现实中是两个相互依赖的过程;二元论则指经济演化过程与生物演化过程在现实中属于两个不同的、不相联系的领域。演化经济学启发式战略层面也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借用演化生物学特有的分析工具模型,如演化生物学中的三个原则,即变异、选择和保留,这三个原则在演化经济学分析中日益流行,这类分析通常使用类比和隐喻的方法;另一种方式并不是通过类比,而是通过使用演化的一般概念来分析。这类分析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有新奇、突现和耗散。

二、演化经济学中的演化政治经济学思想

1、熊彼特理论

熊彼特的理论坚持二元论并采用一般化的演化概念,因此熊彼特虽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很多基础性贡献,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未曾出现类似“演化”或“演化的”之类的词语。这是因为他反对把他的理论看做是达尔文式的,反对生物学类比。熊彼特认为经济变迁过程“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将企业家式的创新视为变迁的源泉。

我们在此强调的是。熊彼特不仅在经济理论中论述了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在政治领域中也强调,政治家应像企业家一样创造并改变选民偏好、观点,并由此产生新的政治产品和组织形式。熊彼特同时也认为政治是无理性的,因为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跌落到较低水平上。因为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辩论和分析的方法是幼稚的。囿于他的实际利益,他又成为原始人了。因此,公民并不是如公共选择理论所认为的是理性的无知,他们拥有政治信息,并且持有政治观点,并且大多数会投票。在此基础上,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对领导权的竞争,他认为每个集体行动几乎无不接受领导而行动。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任何集体行动的主要方法,要比机械反应进步。他还批评了古典民主理论的理想化。

2、新熊彼特主义

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将生物学隐喻融入其分析中(即启发式战略发生了改变)。他们运用生物学隐喻方法,以有限理性和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企业演化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讨论了公共政策产生、修改和(有时)消亡的演化过程。他们认为,公共政策反映的可能不是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是价值观念或理解的改变。社会内部不同的利益或集团的相对力量随着时间而变化,可能会带动政策随着它们变化而变化。同时,他们还强调了政策分析的作用,并将分析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看作是界定一种公共利益过程的一部分。但是与现代政策分析家们不同,他们把公共利益看作是政治对话中创造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客观的某种东西,即强调公共利益的创造而不是配置。但由于公共政策问题并不是纳尔逊和温特关注的焦点,因此他们没有对公共政策变迁进行深入分析。但他们关于公共政策演化的观点还是为公共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普适达尔文主义

“普适达尔文主义”在启发式战略方面,对达尔文式的进化原则——多样性、选择和保留进行了抽象类比,使其能够解释现实中的经济变迁过程。不过,Witt也指出,普适达尔文主义研究方法面临很多批评,并且在这一领域还没有很多具体研究,因此对普适达尔文主义评价的时机尚未成熟。“普适达尔文主义”提倡者的研究也同样涉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整合。如1988年,“普适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霍奇逊任秘书长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就十分重视经济理论和政策演化的动态现实分析,这个协会逐渐成为制度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多元性论坛。从这一论坛的名称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演化经济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之间是同宗同源。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每年都会举行年会,关注演化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同时其影响也随着演化经济学的日益成熟而扩大。

4、自然主义方法

演化经济学的第四种分析方法即是Witt所称之的“自然主义方法”。自然主义方法坚持一元本体论,并且其启发式战略集中关注新奇的突现和耗散。凡勃伦、哈耶克和诺斯被视为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根据霍华德·J·谢尔曼的分析,凡勃伦有三个二分法,这三个二分法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凡勃伦在第一个二分法即商业对工业(技术与制度)的二分法中,揭示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都有经济制度阻碍经济发展的可能。因此,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并非永恒的、最优的一套制度,实际上它在一定的时候也会破坏生产,因而也可能被其他体系取代。凡勃伦在第二个二分法即既得利益者对普通民众的二分法中,揭示了我们的社会(和许多此前的社会)都存在精英利益和普通民众利益之间的巨大鸿沟。

凡勃伦的第三个二分法是指“野蛮”还是“本质上好一些的民主社会”的选择问题。既得利益者维持现状的愿望,导致了野蛮;普通民众要求更好生活的愿望,导致政治和经济领域民主的社会。因此,凡勃伦的二分法为政治学中利益协调这一重要主题提供了分析框架。

哈耶克的自然主义立场体现在其关于社会演化的分析,认为规则是通过学习和文化传递的,并由此提出“自发扩展的社会秩序”论。哈耶克的演化观点还体现在他的竞争论上。他认为竞争是一种发现探索的过程。他运用这种观点来解释政治学中的“民主”,认为“民主”是政治观点形成的过程,并且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民主”的动态性意味着,民主化观点的形成是互动学习和发现的开放式过程,这是其自发秩序在政治领域的表现。他提出,人们的行为通过内生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规则,形成一种相互合作的扩展秩序。因此他所理解的民主是其扩展秩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政治观点则类似于他所谓的规则。

诺斯最近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强调人类认知的作用,并将此前的制度框架扩展为制度一认知分析框架,并将该框架下的制度观概括为:存在一个感知到的现实,现实诱发一套信仰,信仰引发形成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制度在社会空白领域引入越来越多的政策,政策改变现实,现实又反馈回去修正信仰。他与合作者还用结构图直观地表达了这套框架:现实→信仰→制度→特定政策→结果(即改变后的现实)。这种制度观使制度、政策以及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即包含了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分析。因此诺斯的最近研究已超越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它已经不只是经济学分析,而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

三、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提出

2002年,Wohlgemuth明确提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并且认为演化经济学可以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演化经济学不只是生物学的隐喻,而且还是内生性变迁的一般性理论。它的基础包括多样性、竞争选择、问题预测和无法预知的偶然性的产生等。因此,它适用于社会中各类互动过程,包括政治学。他同时指出演化经济学的政治学应用可能包括政治观点的产生和变化、政治问题措施的出现和选择,政治参与者的信息限制的改变或者是政治过程中新信息的产生、扩散和探究。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之为“新”,是因为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是历史事实。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包含动态和静态的分析,由于此后一直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专注于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而没有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动态分析传统,使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演化分析没有得以充分发展。此外,从上文对演化经济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凡勃伦所提倡的演化经济学,从其实质意义上就是指演化政治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是在演化经济学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但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则是以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理论基础,除了在分析经济问题时融人对政治市场的考察外,还对政治市场的运行、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行为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分析框架。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政治经济学可认为是,在分析经济问题没有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的经济学。因此政治经济学包含了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但与制度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不仅仅研究制度,还关注由制度而产生的微观层面的具体政策、以及特定制度产生的宏观政治背景即政治结构。据此,本文从公共政策、制度变迁以及政治竞争三个方面来概括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1)关于公共政策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为公共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首先,它关注政治主体的认知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Tilman Slembeck提出了“政策制定的认知—演化分析”方法。他认为个体持有不同的信念,这导致他们对政治信息的选择性认识和有偏见的理解,而不同的信念使他们形成不同的认知模式。Slembeck强调了认知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但是对认知模式的形成和变化过程没有做出详细解释。Witt在对经济政策制定的演化分析中则认识到,知识不完全性使个体信息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进而使选民、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的学习具有选择性,而新知识可以通过社会认知学习过程在社区或政府组织中扩散,而这种社会学习会产生“议程设置”效应,即社会交流中的一些议题被选择,一些则被淘汰。因此,Witt指出了知识在社会认知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何梦笔在Witt社会—学习过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共享的认知模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描述的是,在议程设置中,被选择的政治观点对政策决策产生的影响。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同时强调政策学习的重要性。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认为政府行为具有内生性,政府所制定的制度性政策、其颁布的法律、规范等都是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部分,政府不断地与经济行为者交互学习,并对政策的实施情况作出反应。演化经济学家斯蒂恩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促进创新。而要实现这种作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就要进行持续的交互学习,其目的就在于帮助政府做出有关创新和技术政策的“制度调适”。这种“制度调适”实质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学习”的结果,这种学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信息处理,即通过获得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信息来实现“制度调适”,它本身并不造成既有认知模式和学习方式的改变;第二,制度借鉴,即通过“地方化”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制度和政策。制度借鉴一般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已有视角和认知模式的变化;第三,交互性的知识创造。这是导致新的、前所未有的政策手段得以出现所需要的知识创造形式,它往往会导致新的政策学习方式和新的认知模式的出现。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者还为公共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其中包括前述提到的认知模式的作用,政策观点的多样性、多维环境中的政策选择,以及公共政策中的路径依赖。Jeroen c.等提出政策变迁的关键点在于政治和经济环境对替代性政治策略施加选择性压力,政治主体则通过试错、学习过程,不断地调整他们的策略使之与环境相适应。

(2)关于制度变迁

受新古典影响的政治经济学中制度变迁是外生因素推动的影响,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则将制度变迁视作内生化。不同学者对内生化制度变迁的分析角度不同,形成的观点也各不相同。Stephan Kuhnert通过对集体行动内生过程的分析解释了制度的非均衡性。他认为政治企业家是集体行动的驱动力,提出了“政治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从而否认了外部的强制力(如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请求)能够催生新的社会规则,并将集体行动的形成视为内生性过程。具体来说,政治企业家引起的制度结构的累积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变成为其他政治企业家或管理者的“外部数据”。由于竞争性的政治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从未停止,制度结构也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何梦笔提到内生性政治约束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他在分析内生性政治约束问题时,提出了以认知模式、政治企业家精神和政治交流为基础的制度变迁分析

框架,认为制度变迁是在社会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因为社会交流导致了共同的认知模式的出现,形成了战略集团,而战略性集团有很强的维持或改变约束的动机。Hederer,Christian分析了制度变迁中的政治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认为政治企业家对于制度演化最根本的作用,是变迁的内生性增殖以及在不确定条件之下提供政治资本风险投资。Antonio Saravia将制度变迁视为公民、执政者、潜在的规则制定者及进入者之间的策略互动。他在分析过程中考虑了诸如历史、不确定性、学习和试错等演化因素。

3、关于政治竞争

新演化政治经学关于政治竞争的研究,受到哈耶克的关于“竞争是发现过程”的论断及其所谓的“自发秩序”理论的影响。Wohlgemuth对经济竞争和政治竞争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否定了政治竞争的新古典模型,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既定偏好、完全信息或者通过代议制机构理性搜寻信息相吻合的,提出政治竞争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偏好和观点产生、发现、选择或者传播。Wohlgemuth在此基础上对直接民主中的竞争、代议制民主中的竞争和辖区内竞争三种不同的政治竞争形式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如下结论:(1)从政治选择过程和知识运用方面来看,代议制民主不能发现个体观点并满足个人偏好,因为观点和偏好是多样性的;(2)从政治企业家精神来看,政治竞争的三个维度都可以激发政治企业家精神,它们不仅为政治领导者搜寻信息提供动机,还使他们提供信息,并且激励他们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措施;(3)从持续性学习的演化潜力来看,政治演化基本上在从不断的试错学习中受到限制,通过引入代议式民主和更多地直接民主可能会出现观点的多样性;(4)从政治创新来看,在演化视角下,创新使多样性产生,这一点在市场中可以体现出来。但是在政治领域,并非如此,因为新的政策替代旧的政策,它们不是由于在平行使用中显露优势或自发选择出现的,而是政策制定者认为新政策更好。并且新政策仍然是垄断供给、强制消费,并没有增加多样性使公众有所选择。

四、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并非横空出世,经济演化理论的不断发展催生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由于演化经济学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来看,也很难得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已经具有一个独立分析范式的结论。但我们可以通过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渊源关系,及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中,可粗略得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首先,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基本形成。具体来说:(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主张以人的有限认知为基础分析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应以有限理性为基础,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者们普遍强调认知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因为有限理性只强调对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的修正,而有限认知强调了认识论的源头,指出认知能力的限制造成了理性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认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以有限认知为其前提假定;(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强调冲突和不均衡在推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否定了新古典式的均衡思想。在经济学语境下,这预示着对参与主体和组织的动态竞争的关注。因此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将会涉及对动态竞争过程中不同战略群体的集体行动的分析。而导致政治不均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企业家的行动;(3)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认为偏好可以通过政治企业家的行动改变,转化为多样性的政治观点。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用“观点”一词替代偏好,观点不能象偏好那样可以是既定的,或者可以聚合为社会福利函数。观点可以指个人观点也可以指公共观点,演化政治经济学关注公共观点。公共观点是指多数人对同一观点的共识。同时观点作为一个认知概念,与偏好一样可以具有评估意义。如可以对“观点x”是否优于“观点Y”作出判断,或者根据“观点”优劣来对事物或人作出评价。因此与既定的偏好相比,观点一词极具动态性;(4)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考虑历史因素。这意味着,时间对政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将历史或时间因素融入分析中,使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具有了动态分析特征,从而与公共选择理论对立起来。这同时意味着路径依赖,即从过去衍生而来的制度和信念影响目前选择的路径,对于政治变迁将会产生影响。

其次,新演化政治经济学采用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以及“个体群思考”的研究方法。新古典范式坚持个人主义还原论,在分析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问题时采用“聚合”的研究方法。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则秉承演化经济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把个人视为社会文化的产物。个人的角色、价值、甚至习惯和欲望都是社会环境赋予的。它研究的是社会整体的性质、特征和变化。整体主义方法论使其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个体群思考”。“个体群思考”是演化分析的核心特征,它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因此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政治过程分析的思路是,基于认知过程及信息存量的变化,个体的偏好逐渐改变,形成独特的政治观点。而政治企业家将拥有共享的认知模式的个体组成战略群体,以此为基础对制度创新产生影响。

第三,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形成的一些核心观点成为其分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1)政治观点是其分析的元单位。政治观点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如同基因在生物学中的作用。政治观点可以模仿或复制。当一个政治观点影响很多人时,潜在的战略群体就会形成。政治观点的胜出将依赖于自我增强机制,即创新的政治观点逐渐扩散,从而得以保留。因此政治观点的多样性导致了战略群体之间的竞争,优胜的战略群体将影响制度或政策的变迁,其政治观点得以保留。而没有获益的战略群体会加强对新的政治观点的搜寻。围绕着“政治观点”,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都可得以体现。(2)政治企业家精神是制度创新的驱动力。在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推动制度创新持续产生的是政治企业家精神。政治企业家致力于发现集体行动的机会,并通过采取适当的行动促进战略群体的形成,进而对现行制度施加影响。战略群体在政治观点上的胜利就是对政治企业家创新行动的肯定。因此政治企业家精神的存在使政治制度始终处于变动的不均衡状态;(3)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之间协同演化机制。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演化经济学传统上认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是清晰的,它们的功能存在互补但不交叉。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则将政治、经济和社会视为开放的复杂系统,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边界,而是交互作用、相互影响。而政治、经济、社会的协同演化使其构成一个动态系统。

五、结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虽然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但是已经为政治经济学的众多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使政治经济学实现从均衡到演化方法的转变,这将为学科交叉研究开启了很多新的窗口。通过当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业已形成,并且拥有了一些成熟的观点,这些使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逐渐清晰,而这也将使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应用及发展具备了理论的基础。

责任编辑:黎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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