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9年3月2日，隋炀帝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踏上西巡征程。4月3日，他们大猎于甘肃。随后，西上青海，从扁都口横穿祁连山，6月11日，到达张掖郡，召开有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使臣、商旅参加的“万国博览会”。期间，游人及车马长达数百里，盛况空前。
隋炀帝为这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做了充分准备。608年，隋朝将国境拓展，特派吏部侍郎裴矩长住张掖，管理贸易。裴矩不辱使命，广泛了解西域44国风俗物产、君长姓族、道路交通等情况，搜集整理成《西域图记》，为隋炀帝在张掖和敦煌加大招引诸蕃力度、制定招引胡商优惠政策提供依据。隋炀帝还派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派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此后，西域到中原交易的“外商”越来越多，重新出现“胡商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的贸易盛况。中国封建社会从隋唐时期开始进入繁荣辉煌，如果要找出标志性事件，非这次“万国博览会”莫属。
重开丝绸之路，雄才大略的隋炀帝为何首选张掖作为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
他的英明决策耐人寻味。
时过1400多年，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中亚四国，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发展区域，东联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古老丝绸之路迎来又一次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
甘肃位于丝绸之路黄金地段，而张掖处在黄金地段中的黄金位置，这座曾经辉煌的明珠城市再次被推向改革前沿。她能否重现“万国博览会”时的繁荣，能否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放射出耀眼光芒，从而发挥丝路明珠城市的效能？
一切都只能由历史和现实来做出庄严的回答。
古道悠悠，长歌浩叹忆往昔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元宵节灯会盛况“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人们引用时似乎忘记这个排名仅指元宵节灯会，并非综合软实力。张掖等沿线城市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被忽略。丝绸之路呈网络状、带状发展变化，每座沿线城市都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串绚丽璀璨的项链，张掖就是其中的一颗明珠。
毫不夸张地说，张掖就是丝绸之路的“DNA”，或者更丰富。
开启张掖文明曙光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的石器、陶器。张掖市甘州区、山丹县、高台县、民乐县、肃南县等地出土的彩陶制作装饰性极强，表明四五千年前张掖先民物质和审美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延续马家窑文化的四坝文由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于1947年在山丹县大沙河东岸四坝滩开荒时发现，1956年由考古学家安志敏等人命名。这是农牧兼营的青铜文化，也是唯一一处以张掖地名命名的古文化遗址。除了陶器，张掖还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玉铲。1985年2月，甘州区龙渠乡木笼坝村南平顶山石崖洞穴内发现七件月氏青铜遗物。
这些物质产品在文字开始宏大叙事之前传承各种信息。通过这些凝结古老文化信息的符号物，史前张掖与中原、西域乃至欧洲的交流路径逐渐浮现。就是说，早在前文字时代便有大道横贯东西，联结南北，通过这片土地。甘肃中部与河西走廊之间的彩陶文化有关联。青铜器最早在5000～6000年前的两河流域出现，青铜器文化及冶炼技术从两河流域传播到中原，大概要经过张掖。著名学者叶舒宪先生近年来围绕玉文化研究，考察过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石茆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出版《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他同一些学者认为，在马家窑文化之后，黄河上游（包括河西走廊及其东部大片地区）出现过一个延续大约600年的西北
史前文化——齐家文化（公元前2140年到公元前1529年）。齐家文化最重要标志是玉器，华夏文明的“DNA”就存在于玉文化中。他在2012年结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中得出结论，华夏神话之根的主线是玉石神话及由此而形成的玉教信仰，并大致勾勒出玉教神话信仰传播的路线图：北玉南传和东玉西传。东玉西传大约从距今6000年前开始，到距今4000年结束，以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玉礼器体系为辉煌期。随着黄河上游、中游齐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一条向中原输送美玉原料的玉石之路逐渐显现出大概轮廓。叶先生推测，齐家文化时代的运玉之路分为水道和陆路。水道以黄河及洮河、渭河、葫芦河等支流为主，陆路则几乎穿透了整个甘肃省。
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前，欧洲、中亚、河西走廊、黄河中下游、蒙古草原等地区并非处于封闭状态，而是彼此交流，互相影响。1976年，妇好墓出土约300件玉器，大部分是和田玉。这一考古事实证明，和田玉通过玉石之路大量进入中原王室，而这条路的走向、范围与汉武帝开通的丝绸之路基本一致。多年来，由于缺乏文字记载，玉文化及玉石之路被长久忽略。需要强调的，如果没有经过玉石之路的初创，丝绸之路开通后不可能很快就得到沿途国家、地区、部族的积极响应。或许，正因为玉石之路的漫长铺垫，汉武帝才有可能振臂一抛，让美丽的丝绸翻山越岭，飘向地中海沿岸。
张掖始终与古代商贸保持着同样的发展节奏，她的文化才能够在交流中发展，在发展中沉淀。可以说，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居延古道与地域文化共同铸造了这颗丝路明珠。
黑河荡荡，激情造化钟神秀
一方文明，诞生于一方水土。
祁连山孕育了黑河，黑河孕育了张掖绿洲，张掖绿洲孕育了文明。
夏商周时期，张掖为西戎地，古乌孙、月氏人相继在此生活。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开展文物普查时在张掖民乐发现东灰山遗址。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先后有数支文物考察队在此作业，发现小麦、大麦、黑麦、高粱、稷、粟等炭化籽粒遗存。最新研究成果确认，灰山遗址出土的小麦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炭化小麦标本，距今4500～5000年。农作物品种如此之多，小麦年代如此之早，折射当年张掖农业的发达与繁盛。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识先生研究认为，“羌”、“戎”都是古羌语的汉译音，两者古音相同。“羌”意为“放羊的人”，“戎”意为“种庄稼的人”。西戎所居之地，以农业为主。小麦、大麦、黑麦最早发源地在两河流域，稷和粟是黄土高原土特产。西戎人将黄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农作物引种到史前张掖土地上，令人惊叹！
如此发达的农业，必须有肥沃土地和充足水源作保障。张掖位于河西走廊腹地，南枕祁连山，北依合黎山、龙首山。远古时代，祁连山积雪深厚，冰川广布，每逢盛夏，千峰消融，万壑争流，以黑河（也被称为“弱水”）为首，汇集诸河，在张掖市、高台县汇聚成西海。这个内陆湖烟波浩渺，水域广阔，史有“弱水三千”之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深厚内涵。西海周边，森林繁茂，族群散布，先民在张掖西城驿、民乐东西灰山、山丹龙首山、四坝滩等地游牧、狩猎、耕耘和贸易，文化遗址至今犹存。
当时的生活状态，除了出土文物和神话传说，还能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浮光掠影。《新修张掖县志》记载：“华人，古华胥国之民也，由帕米尔高原迁至张掖，原住地址称人祖山，即今谓之人宗口。”人祖山就在西海边。《拾遗记·春皇庖牺》说伏牺氏出生于西海之滨的华胥之洲。据说颛顼也出生在穷桑。《甘肃省志·大事记》记载：“帝颛顼高阳氏西巡至流沙。”显然，他怀念出生之地。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了当时西海形势与居民情况：“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其山万物尽有。”尧舜时期，仍有西海与西王母记载。《拾遗记》载：“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枉浮于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太平广记》引《风俗通》：“舜之时，西王母谢白玉涫。”说明舜时，西王母氏族已能雕琢玉器，同时证明河西走廊已成为“昆山之玉”输入中原的“玉石之路”。
因为水患，舜命鲧和大禹父子进行治理。《夏书·禹贡》载，大禹“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原来的西海湖盆变成沃野绿洲，而张掖也成为大禹在河西的重要活动中心。帝禹元年，封禹少子于西戎，世代为首领。张掖绿洲形成后，西戎农业兴旺发达。
大禹少子被尊称为河宗。《穆天子传》中多次提到大禹子孙分居黑河流域，管理黑河水系与当地部落禺知（有时记为“禺氏”，就是月氏）。西戎事农，乌孙、月氏在祁连山间从事游牧。《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巡张掖黑河流域并举行各种重要活动。以前，人们将《穆天子传》当作文学作品。但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和民间传说印证了它的真实性。周穆王大概于公元前994年至公元前993年在张掖活动。这位豪情四溢的封建帝王先是接见河宗子孙蒯柏綮，然后游览黑河湿地，直至合黎山，北望巴丹吉林沙漠。
黑河的壮美肯定让他情不自禁要赞美，要膜拜，要祭祀，对天地山水表达由衷敬意。在张掖土地上，从周穆王开始，文物叙事的神圣重任转交给了文字。清代美学家张潮说：“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山水是大地的文章。”祁连山，黑河，就像两位旷世文豪，撷山水性灵，铸千古绝唱，使张掖绿洲成为各民族人民心向往之的乐土乐园。当年，周穆王是否到黑河上游的祁连山中巡礼，是否看见漫山遍野的牛羊后情不自禁地与月氏人一道唱古朴民歌？是否被美丽的丹霞地貌震慑？是否被芦苇茂密、湖泊连串的美丽景色陶醉？是否登临焉支山、俯瞰河西走廊，看到了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为壮观的美景？
这些更为生动、更为翔实的内容没有在《穆天子传》中反映出来。我宁可信其有。尽管周朝崇尚礼仪，但周穆王性情中人，他曾在黑河之滨钓鱼，怎能不去感受丹霞地貌的宏大气魄和焉支山的幽美清凉？
黑河对张掖的文化意义相当于黄河之于中华民族。当年的黑河，辽阔雄壮，气势豪迈。当年的西海，浩淼无边，山川秀美。美丽的西海及其周边土地孕育了史前文明，壮美的黑河生生不息，对各种文化兼容并蓄，传承发展，使张掖绿洲熠熠生辉。正如复旦大学教授纳日碧力戈说：“河西走廊是山地—绿洲—荒漠的符合系统，人文宗教荟萃，族群生境复杂，是多种文化和文明的通道和源头。”又如复旦大学教授王新军所说：“在以汉族文化为主导的多民族文化复合形态的变迁过程中，河西走廊在祁连山和大漠之间串连绿洲城市群，塑造了河西走廊今日的人居环境。河西走廊区域格局的发展变迁，包括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东西交通形式的演变及其对河西走廊区位的影响，经济活动和生产方式的转换，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退化，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河西走廊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互地带，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激烈碰撞，相互交融。每个民族只要占据这片乐土，无一例外地欣喜若狂，载歌载舞。当被迫离开时，又肯定伤心欲绝，像匈奴人那样悲怆地歌唱：“失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人杰地灵，文化璀璨蕴奇珍
张掖绿洲为西戎、乌孙、月氏、匈奴等族群繁衍生息提供了优美环境，而他们的迁徙、流动、交往则促进了文化发展。西戎引进、栽培优质农作物，乌孙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但对张掖及丝绸之路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月氏和匈奴两大族群。
月氏活动中心在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的昭武城。有学者认为，是月氏人开通“玉石之路”，将新疆和田玉驼运到尧舜都城，换取中原丝绸等物品，历经夏、商、周三代。春秋时期，月氏人活动范围拓展到陇西，成为秦与西方各族货物流通的中介。前176年，匈奴攻占昭武城，杀月氏王。月氏被迫迁至新疆伊犁河南部，史称“大月氏”。另一部分进祁连山，史称“小月氏”。匈奴占领河西后，开辟昭武城为商贸城，接待西域各国商队。张掖市城西10余公里有黑水国遗址，曾是小月氏国都。匈奴为小月氏专门划出一片土地允许其建筑城池，大概也是基于他们的商业才能。
大月氏辗转迁到阿富汗境内阿姆河流域，击破大夏，建立大月氏国，其支庶王皆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故国之意，这便是中亚粟特地区有名的“昭武九姓”。昭武九姓始终与河西保持联系，且秉承经商传统，是欧亚大商道上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佛教就是月氏人传播到中国的。
匈奴统治河西55年，前120年降汉。汉武帝在河西建郡县，仍置昭武县，归张掖郡管辖。西晋时，因避皇帝司马昭之讳改昭武为临泽。据推猜，昭武城旧址大约在临泽县鸭暖乡，此处至今有个昭武村。村中人世代传说，他们就是月氏人后代。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文化交流更广泛，更密切，更深入，不同民族的人们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果，这些遗址或外化在长城关隘，或外化在古道驿站，或外化在石窟佛寺，或外化在亭台楼阁，穿越历史烽烟和峥嵘岁月，至今仍然执着地守望在黑河沿岸。
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汉长城。在张掖境内的汉长城遗址，主要在山丹、张掖市、高台、临泽。还有一段从金塔沿弱水（黑河）北通居延。
汉长城建于公元前 121年至公元前101年，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起沙土夯墙，夹杂红柳、胡杨、芦苇和罗布麻等，异常坚固。外侧取土处形成护壕，内侧高峻处燧、墩、堡、城连属相望，虽经历2000年风雨沧桑，英姿不减，似矫龙蜿蜒，横空出世，气魄宏大，是河西走廊一道举世瞩目的亮丽风景。汉武帝还在黑河下游的居延设都尉，归张掖郡太守管辖，再在其地筑城设防，移民屯田，持续200多年，留下大量居延汉简，内容涉及科技、军事、农业、经济、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尤其是农垦屯田记载细致到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就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居延汉简掩埋于城墙废址和大漠流沙之中，20世纪被中外学者发现，誉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
与这些考古资料相对应的是汉墓群及许三湾、地梗坡等魏晋壁画墓图像资料。这些含人类学信息的材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近年来，著名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利用一重证据（传统文字训诂）、二重证据（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三重证据（多民族民俗资料）和四重证据（古代的实物和图像）等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在连续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中国神话哲学》、《千面女神》、《熊图腾》、《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等著作中，致力于探源中华祖先神话与文化流变。甘肃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留存许多学术“证据”，尤其是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第四重证据——古代实物与图像，内容丰富，弥足珍贵。1998年，高台县博物馆在骆驼城墓群西晋纪年墓考古发掘中，棺木前左侧出土一只殉葬小羊。葬羊呈卧姿，两前腿伸展，系杀死后殉葬。这类葬俗在高台骆驼城、许三湾墓葬内发现多例，还发现多枚用墨笔绘画人面像的平头或楔形头木牌，被认定为纳西族人用于祭祀、葬仪的神物“可标”。纳西族为羌人一支，文化渊源一脉相承。魏晋墓葬画像砖中还发现狩猎、耕种、采桑的羌族男女形象，例如《树木射鸟图》、《社树图》等。这些有关古代羌人文化的殉葬实物与画像砖，与至今仍然流行在甘青地区“引路羊”葬俗互为应证，生动地揭示了古代羌人“引路羊”葬俗在民族交融中的流变过程。
2010年8月13～15日，多家学术机构联合在黑河河畔的高台召开“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展示了学术界近年对高台、河西魏晋墓、河西历史、地理、中西文化交流、石窟考古艺术、民族文化、语言文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汉武帝以张掖等地为基地，打通丝绸之路，并实行军事保障和有效管理，轰轰烈烈地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张掖交汇丝绸之路南北两线和居延古道，自然而然成为重镇。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尽管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但东西方人们寻求理解，寻求沟通，寻求尊重，寻求交流，寻求发展，坚持不懈，冲破一切障碍，进行贸易往来。于是，随着7～8世纪大唐盛世来临，丝绸之路迎来贸易最繁荣、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全盛时代。唐王朝为了维护这条商贸大道，彻底控制新疆、青海、河西，在河西走廊设立凉、甘、肃、瓜、沙五州，保证丝路畅通，完善交通组织，沿途商埠随之发展。“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而入，占领河西走廊，切断中原同西域联系。其中的重要军事举措就是攻克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甘州。笔者刚刚杀青的丝绸之路文化长篇小说《野马，尘埃》就以这段历史为主要背景和题材。
宋朝，西夏依赖张掖绿洲发迹，崛起。元始祖忽必烈设省，分别取甘州、肃州首字，由此可见甘州（张掖）在这位英雄帝王心目中的地位。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274年到达张掖，他在《马可波罗游记·甘州城》中说：“甘州是唐兀忒省（西夏）的首府，幅员辽阔，甘州支硕和受理全省大权（元时甘肃行中书省治所在甘州），人民大多信奉佛教，也有基督徒和回教徒。基督徒在该城建筑了宏伟壮丽的三座教堂。”
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导致路上丝绸之路衰落，但张掖仍然是山陕商帮等重要商贸人群的经营活动区域。
张掖留下长城、骆驼城、扁都口军事要隘、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大佛寺、西来寺、木塔寺、甘州古塔、山丹军马场、焉支山、山丹新河驿、镇远楼、东山寺和西武当、黑水国遗址、汉墓群、许三湾墓群、牍侯堡、民勤会馆等物质文化遗址和《西游记》原型、河西宝卷、甘州小调、皮影戏、裕固族皮雕技艺、秦腔獠牙特技表演、邵家班子木偶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共同见证并记录了丝绸之路文化在张掖的灿烂辉煌发展历程。
承前启后，豪迈奋进创新绩
“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习近平主席演讲时引用的这句哈萨克民族谚语生动地概括了丝绸之路文化本质特征。丝绸之路及其沿线城市盛衰变化的事实表明，只有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平等自愿、理解沟通、合作交流、与时俱进才是经济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则。张掖为华夏文明的开启，为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居延道等经济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赢得“塞上江南”和“金张掖”的美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经济文化越来越焕发出生机与活力。2013年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复我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借此东风，甘肃围绕“一带”（东西横贯甘肃境内16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三区”（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打造“十三板块”。在这种形势下，尤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后，张掖将面临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
张掖既是国家重要经济安全通道、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古丝绸之路咽喉要道、河西走廊资源宝库，也是坐落在祁连山和黑河湿地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上的绿洲城市，山水禀赋独特，文化交相辉映。“春江水暖鸭先知”，张掖早就意识到历史机遇和神圣使命，已经开始运筹帷幄，积蓄能量，准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作用。2011年以来，连续成功举办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张掖段比赛、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露营大会、全国群众登山大赛、金张掖冰雪旅游运动节、世界汽车拉力竞标赛等重大赛事活动，建成张掖国家沙漠体育公园、平山湖影视基地及国际赛车城、自驾游营地、户外露营基地等一批户外运动基础设施。又成功承办四届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的“绿洲论坛”，且与敦煌、酒泉、武威等河西走廊绿洲城市相呼应，发挥串点成线、以线促面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力争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传承创新的示范带动区。
《丝绸之路》以“传承华夏文明，展现人类风采”为办刊宗旨。2014年，杂志社与张掖市政府合作，每期用适当版面推介张掖建设生态文明大市、现代农业大市、通道经济特色市、民族团结进步市等方面成就，彰显“多姿多彩多优势”地域文化特色风貌。
《丝绸之路》将从不同角度切入，把内蕴深厚的张掖、灿烂辉煌的张掖、蒸蒸日上的张掖、“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活力四射的张掖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