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曾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他起草和发表了很多关于党的建设的文件和论著，对军队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党际外交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
［关键词］ 王稼祥 党的建设理论 杰出贡献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他起草和发表了《改善和加强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红三军党组织的今后任务》、《关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中政治工作的训令》、《关于巩固党的几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坚持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等文件和论著，对军队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党际外交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理论宝库，对各个时期党的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对今天巩固和加强党的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军队党的建设
王稼祥曾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新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对军队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关于军队党的建设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指导了当时军队中党的建设。
（一）认为加强军队党的领导作用是很重要，也是必要的。党的工作中曾犯了严重的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的错误，其实质是“取消了红军中政治委员的作用，取消了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的独立工作”，减弱和降低了党的领导作用。这种现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一方面因为党“忙于部队中的经常事务，忽视和放松党的教育，减弱党的政治宣传鼓动，使党的政治影响不能扩大，党的领导消弱”；［1］另一方面使人民群众“只看到共产党党部是处理事务的管理处，根本模糊了党的政治领导”，使党的主张在群众中不能很好地实现，党的威信不能很好地树立和提高，不能把群众很好地吸引到党的周围。在反对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错误的同时，许多支部工作又出现了另外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误倾向，即对部队中教育工作、群众生活和群众情绪不闻不问不去领导，完全放弃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任务。王稼祥针对苏区工作的实际，强调加强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阐明了什么是党的领导作用，指出“党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错误的来源，是因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领导作用……”［2］。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坚决反对党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错误，坚决反对放松党的工作、放弃党的领导作用。
（二）针对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提出了加强军队党的领导作用的途径。首先，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坚决反对党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错误。“加强党的自身教育，扩大党的影响，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中的纪律。”［3］党反对包办及事务主义，要有一定的原则。“反对包办，绝对不是对于党部所在的环境中所有群众问题完全不管，而是说党不要把军事机关的工作都一手包揽过来，而是从总的方面来领导。反对事务主义，也不是说完全不要注意群众生活，而是说党要注意本身的训练，提高党的政治水平，党不能只限于事务工作。”［4］这对保障党的领导作用，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加强党的支部建设。王稼祥认为，“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组织基础，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并提出了加强支部建设的20项要求。这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军队中党的支部工作，有利于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堡垒作用。第三，要加紧党内思想斗争与党的教育。王稼祥指出，我们必须加紧思想斗争，来克服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用共产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军队，但是思想斗争中不许有破坏军队集中指挥的任何企图。
（三）强调提高并巩固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王稼祥较早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并反复论证了这一思想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党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根本原则。1932年1月，他签发给红军的一封信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5］1932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的训令》，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用共产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6］王稼祥不仅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而且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以巩固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为此，王稼祥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针对当时盛行的两种错误思想，一是党包办一切，一是放弃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他提出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这些措施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巩固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是保持人民军队性质的根本原则、根本制度。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要大力弘扬我军听党指挥的优良传统，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关于巩固党的领导
王稼祥的关于巩固党的领导的思想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被吸引到党的队伍中来，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党员队伍变得异常复杂。党在短期内有迅猛的发展，致使党的组织很不巩固，“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审查的征收党员”。［7］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都乘机混入了党，“使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破坏”，“使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有了一些新的机会来破坏我党的阴谋。”［8］为此，王稼祥提出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任务，并就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作了有益的探索。
王稼祥在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一文中，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任务。他指出，在对日投降与国内分裂的危险存在与发展的政治形势下，严重的困难的任务放在党的面前，“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9］
王稼祥认为，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就“不能为了党的数量，而降低党的水平、党的质量。”他指出，“假若为了党的数量而降低党的水平、党的质量，便是离开了列宁主义，而堕落到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观点：‘党的称号散布的愈广愈好’”。［10］他提出改变发展党的方式，“只能用个别吸收的方式发展，不能用突击的方式发展”［11］，只求精不求多。还要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主张中国应当建立一个大而精的党。
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理，并具体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及组织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第一，应当不是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民族解放斗争者的水平；第二，应当不是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民主主义者的水平；第三，应当不是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共产主义同情者的水平。唯有如此，才能“保持共产党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性质，以保证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独立性”。［12］
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中心的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关系。”［13］要宣传马列主义，反对各种错误观点。对入党后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教育，教育他们清洗小资产阶级立场，重视民众中的实际工作，尊重工农。王稼祥针对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存在的严重违反党性的倾向，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干部都要重视党性修养，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个人利益服从全党利益，“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14］。
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还必须加强党的各项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他指出，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必须加紧党的秘密工作，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有正确的联系；必须提高党的纪律性和加强党的团结。
他主张，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解释一个原则问题，即党员与同情者的区别。要区分党内同情者与党外同情者，处理好与同情者的关系。对于知识分子的同情者，“一方面加紧教育，使之变为一个真正的党员；另一方面提出有脱离党的自由，允许他脱离。”［15］关于友军中党的问题，“在地方军中一般不发展党员为好”。而要建立同情者，即要“党外要多兵，党内要精兵。”
这些论述是在抗日战争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对我们今天巩固和加强党的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关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党的这种先进性要通过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因此，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王稼祥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途径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今天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途径——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指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纠正各种‘左’倾或右倾的不正确观点。各级党部必须根据具体环境与党员政治文化程度，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教育工作。”［16］王稼祥认为，不仅要对入党后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还要专门性地和经常性地对党的各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切实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为了更好地对党员进行党内教育，他主张对不同政治水平的党员及干部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久经锻炼而过去缺乏机会学习的老干部，“必须找出时间和机会来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来把自己经验分析和系统化，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17］对于知识分子与学生出身的新干部新党员，针对他们的特点注意几个要求：第一，应当教育他们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人生观，清洗头脑中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真正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思想；第二，应当教育他们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纠正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正确的解说民主集中制；第三，应当教育他们深入下层实际工作，重视实际斗争的经验，反对轻视经验，要他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实践的统一。第四，应当教育他们接近工农群众，决心为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服务。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成分的党员，“除了通俗的政治教育外，还应天天注意一般的文化识字教育。”要大大提高党内教育的质量。
（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途径——加强群众观教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王稼祥要求党员及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学生出身的新党员新干部，应当接近群众，树立为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反对不接近工农，轻视工农的思想。要做好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提出了调动群众进行建设的方式，“在乡村中我们采取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在城市中我们必须强调组织性、纪律性、有步骤性。”［18］但同时“反对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自发斗争，反对不怕混乱、先乱后治的一切极端有害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与工作方式。”［19］
（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有效途径——纯粹党的队伍
王稼祥认为，“不能为了党的数量而降低党的水平，党的质量。”［20］要处理好党的成分问题，处理好知识分子（教员、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等）、农民、及阶级异己分子入党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入党持有四个方面的态度；对于不同阶级的农民采取不同的态度，而且指出党在农民中的比重和党在工人中的比重是不同的，而且应该少一些；对于阶级异己分子，如地主、富农、商人、资本家、宗教服务者，一概不能入党。对于已经混入党的，要详细审查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纯粹了党的队伍，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途径——加强自身党性修养
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党性修养是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必须加强自身党性修养，增强党性锻炼。王稼祥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党性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要求“全党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21］同时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22］《决定》列举了党内某些组织和同志中存在的违反党性的倾向：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组织上自成系统，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不密切联系群众等。针对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提出了一系列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办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增强了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
四、关于党际外交
王稼祥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首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职，在党际外交方面贡献突出，思想丰富，主要体现在《坚持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要掌握外国语言文字》、《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等文章中。王稼祥的党际外交思想对党际外交理论和国际共运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负责组建中央对外联络部，构成了做好党际外交关系的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当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迅速提高，影响迅速扩大，不少国家的共产党要求同中共建立联系和加强来往，原有的工作机构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1951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外联络部，主要处理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和联络事务。因王稼祥曾在20世纪30年代任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熟悉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又富有同外国党交往联络的经验，中央决定任命他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并负责组建中央对外联络部。
他对中联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提出明确的要求，强调“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必须精干。人员不要多，一个顶一个，要讲究效率。”［23］他主张建立集体领导，个人具体分工、层层负责的工作制度，并对这一领导制度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认为应该大力提高党际外交人员的素养，对联络部的工作人员提出一系列严格要求。他要求中联部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通晓业务知识，掌握大量与业务工作有关的资料。要求中联部的工作人员要掌握外国语言文字，指出掌握外国语言文字的两条途径：一是自己努力学习，二是组织上也要给他们条件，增进锻炼的机会。
（二）处理党际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则：“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
王稼祥认为，“我们党和各国共产党都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都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都是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在为共同事业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又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互相支持，互相合作，互相学习的。”［24］因此，各国共产党就像“兄弟”一样、“姐妹”一样，可以称作“是一家人”。另一方面，“又不是一家人”，因为“每一个共产党首先代表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民族的。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各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进行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进行探讨和作出决定。”［25］
“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要求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时，要注意从共同的国际主义利益出发，而不要只从一个国家、一个党的利益出发。他在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谈话的时候说，如果在关系上发生问题，我们主张更多地批评自己，少批评别人。这种处理事情的原则在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处理党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平等原则
王稼祥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好像一个家庭，成员不一样，要和谐友好地生活。这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是父子关系，只能是兄弟关系、姊妹关系，只能有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分，大党与小党之分，经验多的党与经验少党之分。”［26］这是王稼祥在处理党际关系时的平等原则思想的体现。
王稼祥在主持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在处理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坚决反对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同时非常警惕我们自己不要犯大国主义的错误，在处理同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时，非常尊重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地位。这种处理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赢得了许多国家兄弟党的信赖和敬佩，他们从中共的做法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形象。
（四）党际外交工作的方法：调查研究
王稼祥认为，党际外交必须建立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从事党际外交工作，必须对对象国或对象党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否则就会引起中央决策上的失误，是做不好工作的。另一方面，要进行调查研究，形式要不拘一格，方法要灵活多样。因当时中联部人少手，他主张对每个国家和政党的研究要有重点，偏重于各国政党的政策、方针以及路线的研究。对于如何确定研究工作有没有前途，王稼祥认为，研究工作的前途取决于三个方面：“①自己决心的大小。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的高低。③懂不懂外国语言。”［27］为了督促大家做调查研究，他不仅要求工作人员大量阅读有关书籍与报刊资料，还向科长以下的业务干部提出要求，即在没有临时性的联络工作时，每人每天要写500字的材料给他，内容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国的群众运动和对象党的情况，最好写成简报，包括翻译、做资料卡片或摘记。实践证明这种调查研究的方法，不仅使中联部的干部和业务人员受益匪浅，而且有利于中央的正确决策。在王稼祥的正确领导和中联部工作人员的勤奋努力下，再加上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中联部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为顺利进行党际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5］［16］［17］［18］［19］［20］［23］［26］《王稼祥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9：16、15、16、18、16、38、218、218、219、249、215、222、220、216、220、258、372、373、249、401、434.
［14］［21］［22］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R］.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4］［25］徐则浩.王稼祥年谱［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340、340.
［27］徐则浩.王稼祥传［M］.当代出版社，1996：434.
责任编辑 刘金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