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扌为 叔，号悲庵、无闷、梅庵。浙江会稽（今绍兴）咸丰举人，历任都阳等地知县，为晚清著名画家、篆刻家，其书画、篆刻、诗文不谐于世，清新脱俗，独标高古，使人骇愕。有《二金蝶堂印谱》、《勇庐闲话》、《梅庵集》、《六朝别字记》、《悲庵居士诗剩》、《补寰访碑录》传世。
赵之谦书法初学颜鲁公，“二十年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无所得”，后受包世臣北碑理论的影响，才改弦换辙，师习北碑，心摹手追，竟迷恋至深，乃一发而不可收。其后他又兼采邓石如的隶书笔法来写北碑，并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书风为之一新，于北朝书艺的浑金璞玉之中，融进颜正卿雄浑宽博的雍雍气度，在楷书中带有浓烈的隶书笔意，用笔丰腴凝重，劲朗透彻，创造出“颜底魏面”的崭新书派。
在赵之谦的书法中，当推他的“颜底魏面”的楷书为最长，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赵体”也于此。其它如隶书、篆书也有独到之处，其用笔的草率随意，于漫不经心之中显出活泼天趣的憨态，自然流露而无斧凿之痕。在楷、隶、篆之外，对于行书，赵之谦也是极为擅长的，他常以魏碑笔法入行草，浑朴秀劲，笔墨酣畅，既浑厚且爽利，不乏秀丽之美，往往笔划交叉处见棱骨，偶而因墨饱而笔划相并，成了墨团，而中间又微露一丝空眼，柳暗花明，恰到好处，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耐人寻味，百读不厌。赵之谦行书的风格和特点，除了他的传世作品，得到很好体现外，其它在他的书信、手札中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赵之谦众多的作品里，书信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书信或论学，或论艺，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后人曾将其手札影印辑成《赵扌为 叔手札》、《悲庵手札真迹》、《赵扌为 叔尺牍》等，为我们研究赵之谦的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在这些信札中，作者的卓越才华和神采飞动的情致随处可见，在无忧无虑的逸兴闲意中，信手挥洒，行气贯通，纵横使转，势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以其婉转流丽之笔，化北碑之凌厉、干戈于玉帛，一展北朝书法流畅自然之美，而赵之谦孤愤自赏，嬉笑怒骂的性格也跃于纸上。
赵之谦的行书，如同他的楷、隶、篆一样脱俗超凡，自成一家。然而，世人论及赵之谦的书法，多重于他的楷、隶、篆，这或许跟赵之谦本人对自己书法评述有关，他在《与梦醒书》中曾自评，“于书仅能作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本不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然平生因学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这除了隐约表示自己于书法擅长篆、隶、楷之外，对于行、草书则基本上是抱否定态度的。这当然是大师的谦虚，因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恰恰是这种他自己所“未学过”的行书，较之他的篆、隶、楷书来，则更有着一种笔墨腴润，机致洒脱的佼然风神，令人怦然心动。因为他在书写这些“稿书”时，心无芥蒂，神思超迈，信手拈来，一任天机，以致机趣迭出，翰逸神飞，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足为后人借鉴。
也许赵之谦对书法追求的是一种随意率真的个性美，所以他对馆阁体一类的字是深恶痛疾的，认为馆阁体“必排字如算子，令不能疏密，必律字无破体，令不得增减”（《章安杂说》），值得一提的是赵之谦虽十分重视书法，却反对“二王”书法。认为“二王”书法非“唐人摹勒”，只因“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抚勒之事，逐成迎合”。“据近世摹写数过之本而力信古，反不如取每科状元策学之尚是真面目也。”（《章安杂说》）把“二王”书比之状元策学之不如，可说是很大胆的，从中可看出赵之谦对书艺的追求上不趋时人，自抒胸臆，不为前人所惑，超拓进取的胆识和勇气。
赵之谦于书法，绘画、篆刻、诗文皆能，尤以印章成就突出，声誉最隆，流风所向，影响至今。从能见到资料及原作，约300余方，其中自用印约一百四、五十方，余为魏稼孙、沈均初、傅节子、潘伯寅、周季贶等友朋知好所刻是极大部分的。赵之谦从17岁起“始为金石之学”初涉印苑时受丁敬、黄易印风的薰染较深，学过浙派切刀法，后又宗法秦汉玺印、宋元朱文、皖派等，融会贯通之间，在传统上加以变化发展，既继承了秦汉玺印的精髓，却又不入前人樊篱，意在浙、皖两派之间自辟新境，令冷寂的同光年间艺坛为之一振。
赵之谦篆刻受邓石如影响较大，邓石如曾以秦汉碑碣等文字来丰富自己书法的艺术表现力，并把各种书体的意韵融入印面中，从“印内求印”中突破出来。赵之谦从中悟得其法，取他人所不用的镜铭诏版、六国钱币、碑碣铜器、瓦当等文字入印中。正如其“赵之谦”印款所说“从六国币求汉印，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同时，他拓宽了印文的取材领域，丰富了篆刻的形式美感。“将一切印外的金石资料大胆入印，这一门户的打开，大大丰富了印章艺术的表现能力，也把印章艺术提到了更高的境界，为后人寻求个性的表达疏浚了大小纵横的河道。”（黄惇《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赵之谦用刀干脆利落，无拖泥带水之嫌，不管朱白印文，均注重刀法与笔墨意趣的表现，这跟他自己的篆刻理论相一致。他曾在“矩鹿魏氏”一印跋中说“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如石……”提出了“印中求笔墨”这一理论，并进行积极的探索。他的一些印中，红白对比的色彩极为融洽，与邓石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相印证。赵之谦用刀善于取势达意，能生动地传出笔情刀趣。而他刻的满白文印则凝重浑朴,深得汉印之精髓与神韵。另在印款文字上，赵之谦单刀冲切，斩钉截铁，如写北碑书体一样，婉转飞动，化刚为柔，方圆结合，表现出书法用笔的轻重、徐疾和转折等关系，具有“有笔尤有墨”的艺术魅力，韵味无穷。赵之谦曾说：“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愈拙愈古”。
赵之谦在篆刻上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边款上也作了开创性变革，首树一帜。钱君匋先生谓赵之谦，“于印章上的题款加跋，成就特高，有他自己的特色”，沙孟海也说：“印章款识造语之工，莫若叔”，“不仅具有谨严的科学态度，并且还具有文采飞扬的笔墨情趣”。他首次将魏碑书体、佛龛造像、变形走兽、马戏杂技引进边款艺术之中，大大丰富了边款艺术的创作。这当然与他精于绘画是分不开的，而他用小篆魏体等刻款，笔意刀势极为清峻峭拔，很有金石碑刻之意韵，精美而清新。赵之谦以天才般的悟性，超迈的胆识灼见，在书法篆刻艺术上取得了非凡成就，声誉日隆。清吴大澂曾在《甄古斋印谱》中说：“摹仿汉印而不为汉印所拘束，参以汉碑额、秦诏版，兼及古刀币，会稽赵扌为 叔对此深有研究，自成新貌”。陈巨来《安特精舍印最·序》评价赵之谦：“上师秦汉，内辟心源，错综变化，莫可端倪，二百年来，一人而已，李阳冰有云，功侔造化，冥受鬼神，伪叔当之，允无愧也。”
艺术贵在创新，惟有创新才能永葆艺术的青春，历史上凡有才华的艺术家，都必然有他自己形成的风格，风格就是创新。赵之谦在书法、篆刻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无疑是创新的出色典范，他的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显彰和学习的。我们研究赵之谦的书画、篆刻艺术，不难发现他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能勇于创新之外，跟自己对艺术孜孜以求的刻苦精神是分不开的，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赵之谦，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学术艺事，虽在求知求职的过程中历经艰难，屡屡受挫，亦毫不动摇对艺术的追求。尽管是“饥搪千字肠，寒钻五内火”（《除夕·示周双庚诗》），可说贫困穷愁已达极点，可是他却毫不气馁，面对人们的嘲笑和围攻，他仍一往直前，探索不已，创新不已，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勇气与毅力，令人钦佩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