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对欧洲社会、思想的产生乃至世界文明进程有巨大推动作用。中国书史著名学者钱存训先生曾说：“在中国和西方，印刷术在书籍制作中起的作用大致相仿，但在这两个社会中的影响，在规模和形式上并不完全相同。在这两个不同的社会中，印刷术都使书籍的成本减低，产量增加，形式统一，流传广远，并使书籍有更多的流传后世的机会。但在其他方面，印刷术却以不同的程序，向不同方向发展。在西方，印刷工具逐渐机械化和自动化，大规模生产和发行，形成一个强大的出版工业；在中国，自印刷术发明以来约有1000年的时间内，印刷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技术性改革，始终保持以一种传统的手工业方式进行。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活字印刷术反哺中国，才带进了西方思想制度和科学技术，因此引起现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和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和变动。”[1]钱先生洞若观火的见解，推动了笔者对印刷史研究的关注和理解，从本世纪初，便开始注意搜求研究西方近代印刷术对近代中国影响的书刊资料，可惜所得甚少，对西方近代印刷术究竟如何传入中国、影响了近代中国，一直不甚了了。最近读完芮哲非著、张志强等译的《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以下简称《谷腾堡在上海》），困扰多年的疑惑终于得到解决。
《谷腾堡在上海》作者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先生，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史博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91—1993年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访问学者。2004—2009年兼任《二十世纪中国》主编。该书是芮哲非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历经数年时间修改而成。作者深谙中国印刷史之研究重要性，曾与包筠雅（Cynthia Brokaw）合编有《从雕版到因特网：转型中的中国出版与印刷文化（约1800—2008）》。本书主要译者张志强先生，系南京大学教授，常年从事出版史研究，对海外中国出版史研究有意识在国内进行译介，现已出版多部相关译作。此外，《谷腾堡在上海》的作者芮哲非与张志强有着多年的学术交往，这为本书“原汁原味”的翻译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
1 反哺：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
由于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大一统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其政治制度、文化结构，特别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印刷术在古代中国的发展仅仅是手工操作上的改进和完善，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手工操作这一生产特色。但是，印刷术传播到西方以后，却逐渐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主要来自德国发明家谷腾堡的系列发明：一种适于制造活字的金属合金，一种能准确无误地倒出活字字模的铸模，一种油印墨水和一种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谷腾堡更重要的贡献是把所有这些印刷成分结合起来变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有效的机器生产系统。自此之后，形成了近代机器印刷技术，进而发展为印刷商业、印刷资本主义。谷腾堡印刷术不仅是印刷术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质的飞跃，而且也是诱发工业革命的关键性技术，这一发明奠定了欧洲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石，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先导，对世界知识的传播，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的影响。
印刷术虽然源自中国，但是近代印刷术却是由西方再辗转传入中国，其如何传入中国，如何取代雕版印刷而成为印刷业的主流，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学术问题。芮哲非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细致的重构。他在第一章中细致梳理了1807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美、法、德、日等西方国家的印刷方式、印刷机和印刷器材传入中国的过程与动因。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引进或研发了印刷机械，从1807年到1876年，新教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信徒在中国南部沿海一带从事机械印刷。随着“谷腾堡革命”在中国的逐渐展开，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澳门、广州、宁波、福州、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最先接受了西方印刷技术。到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上海率先将西方的印刷技术与中国的出版文化相结合，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产业。传教士与早期中国出版商和印刷商导致中国传统雕版印刷业的衰落，并最终使其被产业化的石印和凸版印刷取代。
图表是展现学术细节的有效手段，芮哲非专门制作了两张图表，统计西方印刷方式、印刷机在中国第一次有记载的中文印刷时间、第一次有记载的使用者[2]。据其统计，在1700—1931年间，有19种西方印刷方式传入中国；上海在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在19种传入中国的西方凸版、平板和凹版印刷术中，有13种首先出现在上海，7种由商务印书馆首次使用。有记录的21种印刷机械（平转、滚筒、轮转印刷机和石印机），有15种最先在上海投入使用， 6种由商务印书馆首次使用。到1895年，中国11家新教教会印刷厂雇佣了不超过250名的中国印刷工人，其中有126人集中在上海。芮哲非的研究揭示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中国的“谷腾堡革命”中，上海这座城市和商务印务馆的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笼统地将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外国教会在华举办的出版业视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的看法是不全面的。首先，除了中国，世界上很少有地区本身是某种传向西方的技术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这种技术进步、换代之后的传入地。其次，西方近代印刷术反哺中国后，很快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变革和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
2 选择：为什么是石印术
尽管石印业曾经是19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欧洲大放异彩的一种产业现象，但石印出版业仍然被很多学者忽视了。大多数人在想到中国印刷业的现代化时，自然而然地认为铅印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外国技术。然而，历史的真相却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还是文化上，凸版印刷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都不及石印。芮哲非在第二章独具慧眼、考古般详细地挖掘了1876年到1905年间被人们遗忘的上海石印业的“黄金时期”，以及19世纪后期上海三家最重要的石印商——点石斋石印书局、同文书局和蜚英馆，使得长久以来被人们遗忘的上海石印业得以重见天日。
芮哲非的结论与很多研究不同，他用详实的史料和统计数据证明，是石印术而不是凸版印刷使中国印刷业完成了从手工雕版向机器印刷的过渡，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以更容易反映中国人审美观的石印术为开端，石印业在上海近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上海的早期印刷商与出版商深受传统士大夫儒家价值观、书写文化和审美心理的影响，“通过仔细考虑从众多技术中选择了石印”[3]。他分析了19世纪晚期上海印刷商与出版商热衷于石印的几个原因：“原始投资相对较少；石印更加接近传统的书籍审美标准；印刷商与出版商的出版观念仍与传统较为接近。”[4]特别是考虑到工业化和文本的美感，石印术更符合出版商的要求。
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起了决定性作用，即翻印举业用书的科考市场的出现。石印的缩微型举业用书，不仅仍然保持了雕版印刷的美感与书籍形式，字迹清晰，质量更好，价格又比雕版印刷品低廉许多，且便于携带。这些也是凸版印刷术望尘莫及的。商人的眼光总是敏锐的，他们立即看到了用机器翻印举业用书的丰厚利润。
于是从1807年至1905年，石印（而不是凸版印刷）成为中国印刷商集中投资的领域。1876年上海有149家石印商，而1842年至1911年间铅字印刷商总计才21家。1894年，上海的石印业，包括8家整合了印刷与出版的石印商在内，雇佣了至少1300名工人，大大超过了凸版印刷业的工人数量。上海的石印出版商，以上海为基础赢得了全国市场。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早期，上海的石印出版商比使用凸版印刷的出版商数量更多，影响也更大。像点石斋石印书局、同文书局和蜚英馆之类兼营零售和出版的出版商，为20世纪中国的印刷工业打造了市场切入点。石印商不仅取代了雕版印刷商，并且进一步在中国推广了机械化、西方风格的印刷方式。
由此，中国印刷史改变了发展方向，石印业的鼎盛发展成为上海近代印刷业区别于西方的重要方面。石印商们无意间为晚清与民国早期上海的资本主义印刷业和出版业奠定了社会、商业和工业基础，以石印为中心的产业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也就变得十分重要。
3 中国化：从仿制到上海制造
芮哲非在该书第三章主要研究了上海的印刷机制造业，厘清了中国人对19世纪西方印刷技术从仿制到自主研发的艰难历程。在1895年至1937年之间，中国人学会了如何制造自己的印刷机及相关的机械，这为中国的印刷商提供了除进口机器之外的另一选择。上海的印刷机制造业成功促进了谷腾堡革命的传播，他们使这项根源于中古时期中国的现代技术成功地中国化了。
首先是仿制。中国近代印刷技术是在对谷腾堡技术不断仿造、创新的基础之上实现的，首先修理工人和修理企业掌握了相关技术与零件，“1895年后石印机与凸版印刷机的大量使用为机器修理工提供了工作机会，随后修理业为中国印刷机制造业的萌芽提供了土壤。很快，中国的机器技师们不仅掌握了修理的技巧，也掌握了仿制的技术”。其次建立制造印刷机器的厂房，第一批印刷机制造厂建立后，工厂的经营者大多数是从前修理厂的工头，他们有条件接触外国机器，掌握修理和仿制的技术，仿制成功的机器可以以远低于外国原装机器的价格出售。由于上海的种种优势条件，从这时起，“上海成了中国仿制西方各式主要印刷机器的中心” [5]。“上海的印刷机制造商在本土印刷商与出版商的需求以及进口印刷机的高价之间，找准了自身的市场定位，并使之发展成民国时期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个行业”[6]。根据芮哲非的统计[7]，在1900年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15种中国制造的印刷机中，有14种是上海第一个制造的[8]。他们甚至将机器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从总产出看，1933年印刷机和造纸机制造业在16种中国民族机器制造业中已经位居第七”[9]。“在1933年国民政府嘉奖中国印刷机制造业的公告中，完成机械化并且拥有50名以上雇工的印刷机制造商54%在上海”[10]。1933年，“上海总计有456家中国人开办的机器制造厂，其中有32家（约占总数的7%）生产印刷机械”。“同年，印刷机制造厂与修理厂的比例在所有11种制造业中位居第二”[11]。
令人惊喜的是，在仿制西方印刷机械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也被激活了，章锦林的明精机器厂、田嘉生的瑞泰机器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在20世纪的前30年中，先后研制生产出一系列本土印刷机械，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谷腾堡革命。在印刷机械的制造上，不论是早期的手动凸版印刷机，还是石印机，重要的技术突破都由上海的机器厂厂主与工人们完成。1924年，上海的机器制造商研发了用于印刷香烟广告的胶版印刷机，1926年，公义昌等几家工厂合资生产出了旋转式造纸机。20世纪30年代早期，明精机器厂向中华书局提供了精密的影写版印刷机为国民政府印刷纸币。到20世纪30年代，明精机器厂的报纸印刷机、石印机和切纸机等都被成功地生产出来。
除了印刷技术上的革新以外，与印刷密切关系的字体也在发生着重要改变。20世纪的前30年，在商务印书馆的带领下，中国的印刷商广泛寻找替代香港体和美华体的中文字体。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四种被认为比西方字体更具中国书法美感的字体（正楷字、粗体字、仿宋字、宋体字）逐渐在中文印刷中占主导地位。其中，1909年商务印书馆成功地造出了楷体铅字，这是中国凸版印刷业的一大进步；中华书局创造了仿宋体。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至少有3家机器制造厂开始制造和销售自己的铸字机。其中田嘉生的瑞泰机器厂取得了突破，制造出了改良的汤普森铸字机，扩大了铅活字的使用范围。1926年，王宠佑开始进行中文自动铸排机的研制试验，尽管在民国时期该产品未实现大规模生产。
上海的印刷机制造业虽然在高端技术上还不能赶超欧美制造商，却已经有能力对抗日本。印刷机制造业已经成为一种民族自豪，越来越多的中国印刷商和出版商将凸版印刷术与石印术当作自有技术。但是，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摧毁了上海成为全球印刷机制造业基地的梦想。以1949年的印刷机器制造为例，“308台中国产印刷机只有9台产自上海”[12]。这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4 新陈代谢：从个体到行业
近代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大量国家主权，与此同时，近代社会也处于发展进步中。正如陈旭麓所指出的，“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推动下，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面是宽广的，所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社会生活等等，都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中，促进这些事物的新陈代谢，往往有赖于文化交流的触媒。”[13]在近代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很多新陈代谢，新阶层、新事物、新行业、新思维层出不穷。芮哲非就在本书第四章、第五章中着重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到1911年间，上海印刷出版企业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首先是阶层流动。时代的变革与技术的改革，促进了当时社会阶层的流动速度与频率。芮哲非以盛宣怀、张謇和张元济为例，分析了出现于晚清时期的一个显著现象，即上层官僚士大夫纷纷投身于教育和工业等新型领域。由于认识到民族工业和教育改革的重要性，这些改革派士大夫冲破社会文化的界限，将工业现代化和现代教育改革作为自己奋斗的事业，张謇和张元济还成为由上而下进行阶层流动（从官僚士大夫到民族资本家）的突出代表。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出版商们持有与传统“济世”观念不同的价值观，认为智力劳动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机械化与采用西方印刷机的高昂成本使印刷商、出版商必须从智力商品中获得利润，他们开始将资本和盈利作为首要的考虑对象。他们的出版物也开始出现“新式风格”，即开始介绍西方和日本关于科学、民主、国家和社会的一些新观念。
其次是寻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的出版业组织机构形式。符合中国国情的股份有限责任制的采用则为出版业在产业、商业与文化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是在士大夫印刷文化与逐利的产业化机械印刷业的相互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与政治体系。1876年至1937年间，编辑们缓慢改变的士大夫价值观、印刷工人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以及现代银行业的急迫要求共同作用，产生了独特的中国印刷资本主义，这一独特系统也重塑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出版商逐渐接受了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在“1917年的132家（书业）公所成员中，77家是独资经营，35家是合资经营，13家是股份制公司，7家未说明”[14]。在股份制公司中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文明书局等著名的出版机构。中国印刷资本主义与其他国家的差别在于，中国的出版商往往将编辑、印刷和发行活动统一在一家股份制公司之中。这种统一的运营形式更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新技术以及高级技工，并利于融资，这些优势也是这种统一模式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讨论股份制公司的基础上，芮哲非在第五章中，从上海福州路文化街实体与象征两方面发展的背景下，探讨了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家股份有限责任出版公司的发展状况和第二代新式出版商的人格。这三家公司转型为股份制公司的时间，分别是1902年、1915年和1921年，集中在河南路、福建路与山东路相连而成的文化街区域。这三家出版公司超越了文化街上百家出版企业，并且使这一区域成为全国文化中心。“通常情况下，这三家公司彼此竞争，然而，至少在一个重要时期，其中两家公司联合起来对抗第三家”。所谓的“教科书战争”的商战就在他们三家之间于1912—1928年间间歇进行。教科书的生产越来越集中于上海，“到1937年，全中国所有书籍的86%在上海出版”[15]。如果没有日本的侵华战争，上海或将发展成为世界印刷业和出版业中心、世界文化中心。
第三是行业组织。书业公所和书业商会的发展不但促使出版商形成共同的事业目标，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彼此间矛盾冲突的行业平台，大大增加了现代出版业的活力。20世纪初，清政府实施“新政”，废除了科举制度，颁布了“癸卯学制”，决定实施近代学制，举办新式学校。对于出版业而言，一个巨大的教科书市场出现了。除了给很多提供举业用书的出版商带来致命打击外，它为新式出版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满足新建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学生的课程需要已经成为20世纪早期机械化出版公司的主要任务。同时上海的出版商和印刷商不得不面对运用昂贵的新机器传播知识所带来的“知识产权”这个重要问题，图书出版商为了保护他们在技术上的投资和市场占有率，开始建立版权制度和行业组织。1905年上海书业公所成立，1905—1906年间上海书业商会成立（1911年正式成立），到1920年与公所合并，上海书业公所的主要任务就是版权管理和版权保护。
总之，《谷腾堡在上海》将印刷文化与图书史、社会史、技术史与商业史结合在一起，从技术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以及出版业的变迁角度，揭示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并将上海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呈现给了读者。芮哲非在《谷腾堡在上海》中也挑战了一些以往的学术观点，如：学术界认为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性，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19世纪阻碍了技术进步。而芮哲非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有选择地采纳西方印刷技术并充分发展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16]同样地，近代上海的资本主义印刷业之所以能在晚清民国年间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商业制度与行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印刷和出版相关产业的发展。或许，我们的学者能从芮哲非的研究方法与路径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注 释
[1]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58-360
[2][3][4][5][6][7][8][9][10][11][12][14][16]芮哲非著，张志强等译. 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3-34，90，90，154，158，155，155，158，159，160，183，212，287
[13]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
[15] Drège，Jean-Pierre，La Commerical Press de Shanghai，1897—1949（Paris：Memoires de I’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1978：111。转引自：[美]芮哲非著；张志强等译. 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31
（收稿日期：2015-0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