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使得当代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表现出某些新的趋向，即从跨文化的视角进行史学比较、总结不同史学传统的经验与成果，并展现其间史学交流的过程与复杂关系，以期建立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史学史的基础。
[关键词]全球化 后现代 史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119-04
一、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的影响
现代西方传统形式的史学史研究主要是对欧美地区的历史写作和史学自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的认识。它在较高层次上，应该包含对贯注于历史写作之中的自然、哲学、宗教、社会等思想观念性的研究，即表达为西方历史观念或历史思想的演进。而在较低层次上，应该包括对各代历史学家及其历史写作的形式与方法、史学流派和史学潮流的变迁研究，即所谓历史编纂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historiography)。像这种类型的史学史著作，从乔治·古奇(George P.Gooch)所著的《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13)、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的《历史写作的历史》(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1938)、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的《历史著作史》(1942)，到布瑞斯克(ErnstBreisach)的《历史学：从古代、中世纪到现代》(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Chicago，1983)，以及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的《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1997)，可以说不胜枚举。但事实是，在18世纪以前世界上就已经至少形成了除西方以外的四种非西方史学传统——东亚、印度、伊斯兰和北非。对此。以往西方史学界极少把其放在史学史的谱系当中加以严肃对待，即使在面对近代以来各文明区域间愈演愈烈的史学交流与对话时，也只是简单地将非西方的史学看作是西方史学与文化的延伸，普遍称作是“西方化”的产物。
然而，到20世纪末，两种相互联系的因素在逐步改变着上述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趋势。一方面是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其内部产生了一种对西方文化、西方学术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思潮——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它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基本原则和观念提出了全面质疑，主要表现在对进步观念、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历史、客观性和科学史学等方面的解构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质疑，及其对西方标准的普适性的批判，直接导致了对以西方史学传统为核心的史学史体系的反思，以及对非西方史学传统的态度的转变——史学史的撰述不因。
彼得·伯克的文章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西方与非西方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模板抑或标准体系。使我们很容易直接触及这类问题：西方历史思想是否是独特的?其独特性是否就是西方史学优于非西方史学传统的集中体现?西方与非西方史学之间是否具有截然的界限和差异?这种差异性是否一直存在并来源于哪里?对于西方历史思想的独特性问题，彼得·伯克有一套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从总体上看西方与非西方史学之间的差异总是显然存在的，但这种差异又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以前，西方的历史写作越来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西方与其他史学之间的差异性与日俱增，各自走过了一个分流发展的阶段；到19、20世纪，由于西方范式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兴趣，使得西方与非西方的史学继分流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趋同的阶段。“这一进程的结果削弱而非瓦解了西方史学的独特性，并产生了全球性的职业历史学家共同体”，当然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消除不同地区史学的差异性。
余英时在《关于中国历史思想的反思》一文中对彼得·伯克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来自中国史学的回应。他首先认为，很难从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中概括出所谓独有的、绝对分明的、以区别于西方史学的独特性，这样做会使我们陷入本质主义的错误。在他看来，总体上中西两种史学传统之间的相似性大于相异性，而历史地看它们所发展的形式有所区别，表现为历史研究的格局与重心的不同；这种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史学在起源上及其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等方面都与西方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不同。再者，以科学、发展、进步为特征的西方史学并不比中国史学固有的传统优越，中国历史思想中的根本内容是人的作用在历史发展中居中心地位，同时兼顾秉笔直书与道德评判的双重原则。
伊格尔斯的《西方史学在什么方面是独特的?——关于西方与中国的比较》文章指出，他自己和彼得·伯克的学术背景中都不具有对非西方史学传统的足够了解，因此这种跨文化训练的有限性使得当今历史学的比较研究只能通过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学家的通力合作宋进行。而且彼得，伯克所归纳的十点事实上是现代西方历史思想的独特性，其核心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观念，也只是在18世纪以后才逐步为人所认同的。最后，伯克关于历史思想论述的视域也过于狭窄，特别忽视了历史写作在社会和制度层面上所具有的特征，而也就是在这两方面中西史学具有明显的差异。
三、从史学交流中看西方与非西方史学的关系
上述关于西方历史思想独特性的讨论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来自不同文明区域的史学家主要还是从各自的史学传统出发做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这对于反映全球史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当然是不够的，它最终还要落实到对于不同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研究上。全球化进程中，文明之间的交流使得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与独立性受到挑战，而这对于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则影响巨大，不同史学传统的交融和碰撞也最终模糊了它们之间的边界，甚至重新改铸了彼此的史学模式。
对此，中西学者都已经有所认识并开始付诸于史学史的研究实践。张广智曾系统地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在历史观、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等多个层面与中外史学交流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外史学交流史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伊格尔斯在关于全球史学史撰述的设想中，也将西方与非西方史学关系的探讨作为一条主线。他认为，西方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史学交流中似乎采取着主动的姿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只是一个表象，真实的情况是各个地区在接受这一影响时都对西方的历史观念进行了各自的选择或自我改造，做出了不同的回应；特别是到后现代阶段，西方史学受到了来自内外两种力量的挑战，即来自其内部的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来自外部(非西方地区，特别是东方)的后殖民主义的挑战。
诚然，从史学交流的视角研究西方与非西方史学之间的关系，对于史学史的写作来说仍然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具体展现历史观念在全球范围和各地区间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又如何从根本上将历史学从西方现代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中解脱出来，使得不同路径的历史思考获得其在全球史学史上的应有地位与价值。
本栏责任编辑：杨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