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驿站支撑的大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曾是中国西部的命脉。
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前往乌鲁木齐，行旅将依次路经所谓“苦八站”、“穷八站”与“富八站”。尽管驿站的地理条件与人文设置不同，但它们都是行旅的阶段性归宿。古驿站序列当中，色必口是特殊的一个。在丝路北道，现代化公路出现之前它无可替代，然而，除了古道的亲身经历者，几乎没有人说得出它的名字。随着时间的逝去，色必口失去了特色，它和它所在的地点几乎被遗忘了。
第一次听说“色必口”这个地名，是四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在哈密伊吾军马场的民族连队做司务长，因工作需要，曾押车前往巴里坤县城西方的煤矿拉煤。作为一个来自北京的“知青”，那是难得的经历。出了县城，越过巴里坤湖，公路就与烽火台相伴而行。初次踏上这条古路，一个印象留在我记忆深处：衔接一线的烽火台就如同与现代公路相伴的电线杆，成为古道存在的标志。
一次，我们的拉煤车暂时停在路边，正好有个牧羊人赶着羊群在附近放牧。趁司机修车，我与牧羊人一起登上了一个烽火台。烽火台上残留有芦苇把子与成堆的灰烬。在制高点，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起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餐。牧羊人是县城中学下放的教师，知道我是北京知青，相当亲热。他告诉我这一线就是清代连接北京与新疆的皇家驿道，越过苏吉镇，穿过天山丘陵的西行旅途，必须经过古道的结点——色必口。从天山以南的七角井折向北行的驿道，与离开巴里坤县城一路西行的大路正交会在色必口。所以，色必口是丝路行旅迈不过去的“磨难”。教师是口里人，他将“色必”解读为“塞皮”，在方言里含有小气、从不付出的意思。他说色必口地方为群山环抱，没有树木植被，没有村落人家，一年四季风雪严寒。尽管位于两条古道的交会点上谁也回避不了，但只要可能，行旅尽量不在那儿落宿。因为附近没有村落与集镇。这位教师告诉我，听父老相传，路经色必口的名人中有林则徐。我们都对赵丹主演的电影《林则徐》印象颇深。他说：“你是文化人，回去查查。涉及林则徐，不会没有记载。有朝一日说不定会拍摄一部表现林则徐流放新疆的电影。”
从此，色必口驿站便成为我持续探索的地点。
确实，在前人文献中罕见提及色必口驿站。清代与民国时期，丝路行旅从星星峡进入西域，首先来到哈密。前往乌鲁木齐（反之，则是从乌鲁木齐回归内地）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条是沿天山南坡西行，经瞭墩、十三间房、一碗泉抵达七角井，从此西行，经通衢大邑吐鲁番持续前行，就是乌鲁木齐了；另一条则自七角井北行，进入天山山脉，直抵色必口，从此转向西，沿天山北坡，经乌兰乌苏、三个泉抵达木垒河，再经奇台、吉木萨尔前往乌鲁木齐。穿行在天山北坡的古道行旅，穷八站与富八站是特殊的接力。穷八站在巴里坤到木垒河之间，以色必口为标志；富八站则始自木垒河，终止于乌鲁木齐。在清代，色必口是一个低规格的驿站，有八名驿卒（一个驿书，七个马夫）驻守，配备着八匹驿马，但因其勾连古道的独特位置，成为古道管理者的着眼点。
据《荷戈纪程》载：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林则徐蒙冤流放新疆伊犁，9月30日路经七角井，10月2日入山行三十里，抵达色必口。《荷戈纪程》将色必口称为“色壁口”，当时，色必口有两家民营食宿店，林则徐一行在其中一家吃面充饥，此后又前行十里，抵达色壁桥，也有民居。“过此陂陀尤多，有一坡殊陡，索费马力。”再行三十里，就走出山前丘陵。10月5日，终于抵达富八站的第一站木垒河，木垒河“商贾云集，田亩甚多”。
林则徐路经的，是清代全盛时期精心维持的天山以北的驿路。
在林则徐留下上述记载的半个多世纪以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广东海南知县裴景福流放乌鲁木齐，西行记《河海昆仑录》中，裴景福描述了自己自大石头驿站路经色必口的观感。
西行后继者裴景福一路听说了林则徐流放新疆的故事，他记述道：“林文忠（则徐）以大臣远谪，出关后如入无人之境，州县无过而问者。至哈密以西，夜则停车山峡积雪中，以食以宿。”在色必口古驿亲自体验了林则徐路经时风餐露宿的实况，裴景福以“风霜其操，铁石其心，真后凋松柏也”称誉林则徐其人。
天山古驿、穷八站与富八站的接力、丝路经行者的希望与付出，以及潜藏在天山前山丘陵中的色必口，构成了一组开发西部历史的三维影像。
从知道色必口这个地点，知道林则徐路经的往事起，在我的新疆人文地理研究格局之中，色必口便占据了特殊位置。漫长的探索考察期间，我记录了几个与天山古驿色必口有关的隐秘细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勘测现代化的西行交通线，瑞典探险考察家斯文•赫定再次从河西进入新疆。他的一个任务，是在哈密七角井以北到木垒河之间，寻找德国探险家汉森的下落。1933年9月，汉森来到七角井，计划通过色必口前往木垒河，但离开七角井北行，却再没有人听说过他，从此汉森失去了踪迹。汉森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将军，甲午海战时受聘为中国政府服务。汉森循驿路前行失踪，引起举世关注，但是再也没有有关他下落的确实信息，斯文•赫定也没有找到。我在军马场期间听说，半个世纪之前，有个外国青年因意外（遇到风雪严寒）死在了大石头、色必口、务涂谷之间的区域。从探险史的角度来说，至今仍不能认定汉森已经死去，因为还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关于色必口，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民间传说，据说在“色必桥”一侧的山体之上，镌刻有林则徐诗句：“天山古雪成秋水”，“青史凭谁定是非”。这是邓廷桢被赦免离开流放地新疆时，林则徐特意写的送行诗之中的两句。我以为，这应该是清代后期或民国初期路经色必口的旅人，为纪念林则徐而刻制的。关于山崖上留存有古人碑刻的传说，在新疆还有几处比较著名，比如在伊犁附近丛山中有张骞题名，在哈密南山有李陵铭文。相对而言，色必口的这一则林则徐诗句石刻，可信度要大一些。铭刻山崖，为的是不被岁月磨灭。
关于巴里坤与木垒之间的丘陵区域，据说存在一个从未见诸正式报道的石窟。它的来历，和发现了几个石刻与木制佛像有关。佛像（木制的），显然与佛教早期在西域的传播有关。木制佛像，应该是游牧者为便于携带而制作。如果最终证实，这个神秘的石窟是色必口区域的文化矿藏，我不会感到奇怪。
总之，色必口是新的探索点。它是两千年古道决定走向的标志点，它构成了天山北坡的人文地理章节。色必口与穷八站、富八站之间，一定还有许多历史往事潜藏，等待我们去探索、发现。务涂水是色必口的支撑，也是新疆不多见的从张骞通西域一直到今天，仍然标注在现实行用的地图之上的历史地名。《汉书》记载着“车师后国王治务涂谷”，务涂水显然与务涂谷有关联。
而离开群山环绕的色必口，走向人烟日盛的乌兰乌苏、三个泉、木垒河，曾使古往今来的经行者充满成就感。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将西部人文地理研究主要设定在天山以北（准噶尔）的广袤区域：自内蒙古额济纳旗穿越黑戈壁一路西行，包括了哈密、木垒、奇台、吉木萨尔的北戈壁——天山北坡至边境。
这个广袤空旷的区域，已经探明是中国仅有的密集资源带，是西部甚至整个中国最丰富、最有前景的地理单元。它将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前列的站台，开发西部的能源保障地。同时，这个面积与欧洲近似的地方，自古就是人群迁徙的通道，循丝绸之路往返，促进了古文明的萌生、发展，推动了游牧与绿洲两大文明的碰撞、融合，互相吸收、互相接纳。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开发期到来时，对这一区域的文明底蕴有更全面、深刻、细致的了解，以免出现在开发过程中湮没了往古辉煌的华夏文明的误区。
对色必口驿站的探索发现，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1996年、1998年、2003年、2008年，我多次实地体验了自巴里坤西行，抵达木垒、奇台的行程。在三个泉，我亲自探访了残存的驿站文化区；在乌兰乌苏，我在想象之中与纪晓岚、洪亮吉、史善长、黄濬、裴景福等先行者相逢。旅途中，我回忆着与牧羊人——下放教师一同登上烽火台的过程。我想起古书上常见的一句话“狼烟四起”，自语道：难道古人报警真的是借助在烽火台点燃了狼粪？牧羊人——下放教师也自语：那古代的狼一定比今天的羊还多。是呀，否则哪来如此之多的狼粪。但是，公路所经的，在古今地图上相当于色必口的地方，不但没有残存的驿站，甚至见不到一点点人工建筑的遗迹。林则徐吃面充饥，吟诵“古戍空屯不见人，停车但与马牛亲。早旁一饭甘藜藿，半咽西风滚滚尘”诗句的色必口驿站，难道从地面蒸发了？
2008年10月，我随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宣传部的领导，去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调研。在木垒，无意得到了关于天山北坡佛窟的线索，正好，来昌吉之前，我已经有了关于色必口驿站的可靠信息，与木垒县有关领导交流时，我说起“失踪”的色必口驿站，应该在今天公路（省道）附近的大致位置，建议他们去探索遗迹。
2010年年初，我先到了新疆昌吉市，与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奇台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一同驱车通过富八站、穷八站，去巴里坤参加地藏寺的腊八舍粥仪式。木垒与巴里坤，都是新疆的哈萨克自治县。在木垒县城，见到2008年10月说起色必口驿站的有关负责人，竟然意外得知，正是在那个地点，通过他们的努力，发现了以要塞（古堡）为标志的色必口驿站区。可以说，这是木垒县文化部门一个不小的成就！这在我，当然充满成就感——多年的探索终于落在了实处。可它不是由灵感促成，说穿了很简单，如同寻找小河遗址，我的推测来自对地图的判读。实际上，2008年初期我已经在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上分辨出那个耸立在山梁上的要塞建筑。如同小河遗址一样，色必口驿站区的遗址离现代公路线并不远。
2010年1月21日赴巴里坤途中，我们暂时离开公路线，来到了古道的结点——色必口古驿站。
裴景福曾这样概括色必口（他称为色琶口）一带山形地势与人文景观的目击见闻：
至大石头，住官店。民店二，略宽。马号在官店之西侧。涧水甚甘，冰厚三尺。出头水沟西北行，山峡渐开。三里，右山尽，左有小山三四峰，路如沟。五里，渐至平地，右有长岭。十里，左山渐平，右山渐近。上坡，多碎石。十里，渐平旷。向北行二里，至色琶口（《荷戈纪程》作“色壁口”），两山并起，左山下有营垒，如小堡。下坡，入峡仅容一车，山根多大石。西北行五里，下坡，两山渐伏。
这正是我亲眼所见的山川地势，正是我们专门探访的色必口古驿。
如同回到林则徐、裴景福路经的年月，我站在色必口驿站对面的山梁上，巡视整个区域。与河西走廊的驿站相比，那是另外一种模式的驿站文化区，它与山川、道路、游牧区、聚落结成一体，一览无余。今天已经很难判断哪一处房舍是林则徐吃面的民店，但我觉得应该是靠近古道的第一家。由山石垒砌的要塞为保护交通而设。仅有八个常驻驿卒、八匹驿马的驿站遗址，依附驿站的牧民转场棚圈，这一切，在隐没很久之后，终于浮出水面。历史往事在其间川流而过，对文明史的认同，体现在站在制高点审读史册的文字中，更体现在亲临实地的现场感受里。
在我们面前，色必口不再神秘。它是清代经营西域的有力步骤，它体现出前人为打通西行通道所付出的与所得到的。它的“穷”，是缺少人气；它的存在，是为聚敛人气。
2010年9月3日，我随昌吉州党委宣传部的领导再次来到木垒，为现代文化引领昌吉州进步与发展作新的调研。我们专程前往色必口驿站，蓝天白云，四野寂静，群山起伏，古道八达，远处有转场的羊群，眼前是占据制高点的要塞。在这里，我关于“天山走廊”的探索研究，已经完成了一个重要段落。下一步，我将继续寻找遗失在如流岁月的历史细节，因为它们为我们今后开发、建设西部，提供了一幅精确的蓝图。
通过这一探索，我的感受则是：昌吉州的木垒、奇台、吉木萨尔等区域，不但有着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人文地理的“富矿区”，进一步引起举世关注，势在必然。以昌吉州的木垒、奇台、吉木萨尔等地方为例，新疆与西部的兴盛发达，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