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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影响因素众多，有经济发展水平、政治、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区域财力、区域高等教育基础和国家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布局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关联，且与我国胡焕庸线相耦合，皆存在东强西弱或东多西少的状况，要想突破胡焕庸线，就需要从这些因素着手，推动地理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完善，达成胡焕庸线的适度修正。
关键词胡焕庸线；高等教育财政体制；财政分配碎片化；优势互补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2-0078-08
中国东南部地域狭窄人口众多、西北部地域宽广人口稀薄。胡焕庸提出了瑷珲（黑河）—腾冲线，又称胡焕庸线，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的直线两侧，东南面积占比36%，人口占比96%，西北面积占比64%，人口占比4%，东南与西北的平均人口密度比乃42.6∶1。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东南地区面积占比42.9%，人口占比94.4%，西北地区面积占比57.1%，人口占比5.6%。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东南与西北地区人口占比分别为94.2%和5.8%。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东南地区面积占比43.8%，人口占比94.1%，西北地区面积占比56.2%，人口占比5.9%。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反映，东南地区人口占比93.9%，西北地区人口占比6.1%。自从胡焕庸线提出以来，中国人口空间布局没有大变动，只是东多西少的空间布局更为凸显，且伴随额人口空间布局的差异，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也存在着东强西弱的空间布局。
这里主要探讨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影响因素地理区域经济水平、政治、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地理区域财力、地理区域高等教育基础和国家高等教育支出地理区域布局等及影响因素间的关联性，兼从影响因素着手对胡焕庸线加以修正。
一、地理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
（一）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乃教育支出的基石，区域高等教育要进步，教育支出乃最最基础的物质基石与要件，教育支出取决于地理区域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准。若无充足的教育支出，高等教育要想取得长足进步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首先会扰动高等教育规模与发展速率。国民经济底子薄，经济发展水准低下，可支出于高等教育的资源也多不起来，高等教育规模难以扩张，发展速率也提不上去。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支出差距显著，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可能有几十倍的差距。因此，一个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率主要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准，取决于能够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规模。同时，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内容与培养手段。高等教育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人才，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内容与培养手段皆需要服从服务于社会实际需要。当前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要求高等教育培育的人才中，要有可参与新兴产业市场的高端人才，也要有可以参与一般生产部门及农村生产的专门人才。高等教育的培育目标、培育內容、培育手段皆需符合地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从图1中可以看到，作为反映各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生产总值，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生产总值与胡焕庸线存在耦合，存在东强西弱局面，进而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发生相应作用。
（二）政治因素
政治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但政治对各个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政治对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造成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区域变动。政治对地理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影响主要表现在地区政治地位的不同，教育政策及实施在地理区域上的不同。中国历史上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重点区域的形成，不是基于该区域原有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而是基于该区域在国家政治活动中重要性的提升。从历史上看，国民政府时抗日战争期间高校西迁、战后回迁，建国初期1950～1956年的高等教育政治改造，院系调整，使高校彻底成为政府的附属，实行高等教育的计划经济体制。1958～1960年的高等教育大跃进，3年新建1 000所高校，差不多每天新建1所高校，还有省号召一地一县一高校。1966～1975年“文化大革命”引发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停滞不前，软硬件受损严重。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要求，高等教育逐步施行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省级高等教育管理权限与职责加大，还要求高等教育改革从政治主导转至经济主导。1998年，国务院要求教育部之外的其它28个部委逐渐不再承担办学职责，施行高等教育发展以区域为中心，服务区域经济。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高等教育扩张发展，1999～2005年高等教育产业化，1995年至今的重点高校发展政策。这些政治变动都影响着地理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而且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对地理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认知水平，皆会直接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政策的执行效果。这里用地方政府努力度来测度政治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地方政府努力度=地方普通高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地方财政支出。
从图2中，可以看到胡焕庸线左侧的地区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财政支出上的努力程度要低于胡焕庸线右侧的区域。
（三）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1998年开始打造公共财政体制。政府安排财政收支以满足公共需求为己任，高等教育一方面具有外部正效应，社会可从高等教育中受益，另一方面个人也从高等教育中直接受益，根据成本收益对称原则，高等教育财政应采取政府财政、社会、私人共同负担的方式。我国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地方财政为主的高等教育财政制度。同时，中央政府不断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高等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高等教育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逐步下调，而财权财力逐步上划。地方政府需负责管控的高校事权大于所能支配的财权财力，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权力与职责，造成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过少，高等教育发展缓慢，且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负担的支出份额较高，难以显现出中央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职能。这里从财政支出方面测算财政体制的分权度，借用Iwan Barankay与Ben Lockwood（2007）的模型来构造高等教育财政分权度EDUDECit=PROEXPit/（CENEXPit+PROEXPit），其中， PROEXPit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省本级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总额，CENEXPit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中央负担的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高等教育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越是不情愿增加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如图3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