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灯
在我老家新宁的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早中期，正月的龙灯吸引得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心情荡漾。那种舒心与畅快，岂是兴高采烈了得？老家有“水边龙舟山里灯”之说，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沿夫夷江两岸，每年端午划龙舟，而居住在山里的人家，每年正月舞龙灯，这成了我们家乡不改的习俗。
天未黑透，从远方山野传来激越人心的砣鼓声——“咚、咚、咚——咚、咚、咚——”，这是龙灯要来的明确信号。砣鼓身形巨大，正常的砣鼓要三个人才能操作：两人抬，一人打。身高体大的砣鼓具有强大的穿透能力，敲打砣鼓的声音响遍十里八乡。听到砣鼓声的小伙伴们总要打听晚上龙灯要到哪里，或者干脆循着鼓声追，舒服尽兴地看一夜龙灯。
天色渐晚，远方除砣鼓声外，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灯光，龙灯由烛光照亮。走在最前面的是牌灯，写着何处何姓的灯会，这是一盏最大最亮的灯，跟在牌灯后面的，就是花鸟虫鱼及古装仕女的“散碎”。举牌灯的是灯会长者，打“散碎”的是一些没有成年的孩子或者姑娘，青壮男子是耍龙灯的主力。一队龙灯由两组四条龙组成，一般情况下，两组四条龙灯分开活动。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总是喜欢跟在第一组龙灯后面，第一组龙灯在灯会里实力最强最好，耍灯的技术和招式也最吸引我们这些小孩子。
最高兴的是别处的龙灯到我们村子里耍。那时候，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偌大的晒谷坪，这是当年生产队遗留下来的产物。到各家各户走灯完毕的龙灯在这里进行一次精彩表演。晒谷坪中央燃起猎猎篝火，烈火窜起的朗朗光亮如同白昼般照耀着整个晒谷坪。两组龙灯气势汹涌地表演他们拿手好戏：双龙抢宝、雄龙摆尾、二龙戏珠、单凤朝阳、彩云追月。在整个龙灯中，有三人技艺必须高超：一是掌宝，二是龙头，三是龙尾。龙灯好不好，全靠人掌宝，掌宝人必须拥有高超娴熟的掌宝艺术，这样龙灯才会灵动飞扬起来。龙头最重，整个龙头起码有十斤，头跟宝动，宝转头随，一个晚上舞下来，没有力气是不行的。龙尾的动作幅度最大，别人走一步二步到位的动作，龙尾要走十步八步，因此掌龙尾的人必是身手敏捷的年轻小伙，故有“龙尾舞得好，胜如有双宝”的称谓。
龙灯技艺表演完毕，接下来是打“散碎”的年轻姑娘们的“采茶歌”。她们身着古装，淡扫峨眉。采茶歌的唱腔有点类似于黄梅戏的“天仙配”。采茶歌从正月“采茶”到十二月。每月四句歌词，词中归纳总结了当月的农活。小时候，我对一年十二个月的采茶歌词熟记于胸，如今依然还记得几个月：四月采茶忙又忙，边采茶来边插秧。插得秧来茶又老，采得茶来秧又黄。五月采茶是端阳，花鼓龙船下大江。二十四位划船手，中间站起打鼓郎。在唱采茶歌时，鼓箫笛琴等乐器配乐，每唱完一个月就有一个曲子过门。唱采茶歌时有独唱也有合唱，歌者声婉清脆，年轻姑娘们舞姿招展，身段婀娜多姿。歌如鸟鸣青山，舞若仙女出世。年轻女孩们用采茶歌再现了古时生活场景，追忆着古时乡村生活片断。唱采茶歌的女孩们大多没有许配人家，也许，那时的人们通过欣赏采茶歌，为自己的儿孙晚辈物色一位秀外慧中的媳妇也未可知。
在老家的龙灯历史中，有一段非常知名的故事。张姓和喻姓代代结亲却也留下历史宿怨。清代康乾年间，我们张家的一位少年郎奉父命，骑马到外面查看田庄，返回途经喻家时看到一位年轻貌美女孩在杨柳春风中荡秋千。少年郎不由说分下马把小姑娘抱上马扬长而去，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晚就入了洞房。等到喻家寻找到这小姑娘时已是第二天了，生米做成熟饭的喻家人也只好承认了这门亲事。于是张家人扬眉吐气，喻家人却心生不满。张喻两家都是当时豪门大族，两姓恩恩怨怨也由此难解难分。此后，两姓人通过龙灯往来明争暗斗。晚清时张姓龙灯到喻姓行灯，在龙灯最后一处程序“对答礼”上有一段精彩对白。
“动问世兄，灯出何处？”
“此灯起于唐，盛于宋，迁至元明，至于当代。”
“此灯何来？”张家灯会长一听就不舒服，咧嘴一笑：“灯来送贺（祸）。”
喻姓族长听后大怒：“世弟略备薄礼，赠与世兄买药。”张家灯会长又一笑：“吾灯贺（祸）者，乃皇榜高中宝贵双全之贺（祸），世弟药字何解？”
喻姓族长也是灵性人，知道“世兄”一音双解有意为难。他不加思索说：“世弟此药乃稀世良药，为强身健体子孙发达之补药耳。”
此段不露声色地暗中角力成了老家龙灯文化中的极品。尽管两姓人家平分秋色，然而龙灯却依然在那时正月里鲜活地存在于故乡生活的文化舞台上，宛如辛弃疾的《青玉案》里描写的那样：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想，尽管没有辛弃疾《青玉案》描绘的宏大奢华，但故乡这种至美至情的灯会，也是当年风俗风情的写照吧。
山 歌
“对面妹妹哟——像我妻呀，摇摇摆摆哎——到哪里？哥哥等你呀——回家转咯，见了我妹哎——心欢喜……”，这是曾经婉转流畅于故乡山水之间的情歌。
地处湘桂边陲的新宁曾是山歌风行。在大家的文化意识里，广西才是山歌之乡。著名电影《刘三姐》里的刘三姐是广西山歌文化使者，刘三姐聪明灵秀机智善良，深深印刻在喜爱山歌的人们脑海里。也许是山歌文化的辐射，也许老家本来就是山歌盛行的地方，山歌在我们老家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化习俗。
小时候，我听到过年长的老家人唱山歌。山歌无处不在，男男女女或多或少都会唱山歌。只要有人劳作的地方，就有山歌飘荡。几年前，我试着调查山歌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向家乡会唱山歌的老人打听过山歌的形式和种类。老辈人跟我讲，老家山歌形式生动，种类有数十种之多。出嫁辞亲歌、丧葬散花歌、采茶四季歌、插秧丰谷歌、少年问亲歌等，再加上随机应变的其他山歌，老家的山歌真是五彩纷呈。
在我听不懂山歌的时候，正是山歌红火的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队上扩建水利工程，那时是以大队为单位编组出工，大队抽调年轻力壮的男女劳动力参加此项工程建设。一个大队，姓氏五花八门。因而，这些参加工程建设的年轻人，把建设工地当成了他们展示歌喉的大舞台。异姓之间，没有嫁配的男男女女，开始了热烈高昂的情歌对唱;已婚男女，则用风趣诙谐的山歌，表现男女床第私爱，这种荤荤素素的山歌会引得工地满堂欢笑。更多的山歌则为建好工程加油鼓劲。一时之间山歌此起彼伏，挖土挑担的热烈场面和山歌对垒的争高斗低，成为建设工地的两朵奇葩。
如果说积极劳动是那时选择人才的重要方式，那么山歌出众也是历练人才的一条途径。在那个时代，宣传工作是许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大小小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宣传队。那时选择人才的首要条件根正苗红，其次是文化素质。在建设工地中，能展开歌喉放声山歌的年轻人，根正苗红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山歌出众的年轻人必定是宣传队首选对象——山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想想就知道，能思维敏捷地唱好山歌，并能技压群芳打败所有的唱歌人，没有相当的文化素质和应变能力是不行的。当然，除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宣传工作外，未婚男女通过山歌对唱而心仪他人的情况也不乏其人。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尽管少男少女们心有所属，而且物竞天择的他们有了天作之合的种种理由，但须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那时人们还是讲究明媒正娶，私定终身似乎不是时代的主流。
等到我们成为合格的放牛郎时，我们也像啼鸣的公鸡一样学习哼唧山歌。因为只是模仿，所以山歌五花八门。但最开心的是跟邻村的异姓放牛郎放牛女们对歌。我们隔山唱歌，歌声缭绕。同放牛郎们对歌，最有意思的是把他们唱成自己的儿子。而跟放牛女们对歌可就丰富多彩了，大家竭尽所能“调戏调戏”自己心仪且标致的小姑娘们。唱赢小姑娘们，自己“妻妾成群”，然后忘乎所以地排列着那些“妻妾”们。对歌战斗结束后，我们也会把艰苦“作战”得来的“战利品”们分点给自己的小伙伴们。
那时候，同是放牛郎放牛女的我们不是同班同学就是或高或低的学姐师妹。最生动的就是那种男女“心有灵犀”的山歌对唱。上学时两人“私交”很好——类似于现在的早恋。小伙伴们洞察这点秘密后，他们就会“成人之美”。小伙伴们点着小姑娘的名字唱山歌，对方的男孩们自然要保护本姓的女孩不受“欺负”。这种山歌对唱最佳境界是，男孩子兴高采烈地在旁边“嘻嘻”，而女孩子却羞红了脸，“幸福美满”地在对面山上呆呆地听着对方的山歌“祝福”，也许，她真还在盘算着哪天成了“他”的新娘。等我文化水平到了知晓男女有别的时候才知道，女孩有别男孩的地方，她们的心灵和身体确实比男孩早慧——男孩唱了就忘了，女孩却记在心上。
时过二十多年后，那些唱山歌的小伙伴们，不管是本家还是异姓，都天南地北身各一方在外谋生。而当年那些豆蔻年华的女孩们，也不知成为了谁家的新娘。即使少年时代心有所许，也只是通过山歌留下少年时代情窦初开的浪漫回忆。总之，孩提山歌对唱的少男少女们，能“执子之手与子携老”的似乎没有。甚至，当我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时，不是亲戚或嫁配于亲友的少年“同学歌友”，大多已经淡出了自己的记忆。
如今，山歌的吟唱已经远行于生活之外，山歌已没有滋养它生长的肥沃土壤。作为一种文化，它如江南农村老宅，没有留住生长于斯的孩子，当最后一位老人离去后就锁上了，成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忆。然而，让我高兴的是，最后一次听山歌大约在2000年左右。我从千里之外的异地回乡休假，途径一个叫林家湾的地方，有一位中年妇女在土里锄草，她独自一人自娱自乐地边干活边唱歌：“风吹棕叶呀——两边分啊，锄地刨草嗯——日黄昏啦。唱声山歌哟——添把力呐，歌声响遍咯——新宁城……”。这是一种久违的声音，熟悉的调子和清晰的歌词，出现在山水之间，悠悠山歌渲染了那个灵动黄昏，也温暖了我寻找山歌文化的心灵。
渔 鼓
还记得渔鼓么？那个坐在树荫底下，一人一鼓一板就可以开打开唱的渔鼓。
这是一个在我童年留下深刻记忆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也是我古典文学启蒙教育的先导。在我听过的渔鼓中，有一个叫《方卿中状元》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方家出身名门，出身于豪世之家。小时候，方卿与同是名门的亲姑表姐定了终身。一晃十几年时光过去了，正当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方家遭受了官司。一时之间，方家从名门望族成了破败之家。在方家遭到灭顶之灾时，方母交给方卿五百两银子，让他立即逃走投奔姑父。一是完婚，完成父母夙愿;二者依靠姑父，以图卷土重来。可惜的是，方卿在前往姑父家里途中遭遇强盗打劫，万幸捡回一条性命。到达姑母家时，正值姑母生日，家里宾客盈门。方卿报名进去，姑母听说是外侄兼女婿来为自己贺寿，那是何其高兴。她向宾客女眷们介绍她娘家的无限风光——女婿兼侄子出身的时候，送礼的人排满了南京城——当她看到衣着褴褛的侄子时，立即改变了面孔，她已不再认识自己娘家的亲侄子了，她让侄子在下人桌上吃饭。倒是姑父厚道，饭后问寒问暖地关心方卿。接下来是姑母悔婚，表姐坚决不肯，她认为自己已许方家，她生是方家人，死是方家鬼。姑母以各种手段逼迫侄子退婚，最后姑母以五两银子补偿了悔婚的婚约。走投无路的方公子只能栖身破庙，寒窗苦读，希望考取功名。一为父母报仇雪恨;二是报答表姐不负之心。皇天不负有心人，方卿考取了状元，他报了仇，雪了恨，并如愿迎娶了表姐。
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概要。用渔鼓表现出来，没有一天时间是不能唱完的。我们所听的渔鼓中，都是惩恶扬善好人好报的故事。这是一种教育后生子弟的方法之一。其实在老家口耳相传的故事中，真的有一例嫌穷爱富的史实。明末清初老家有一户人家，女儿所嫁人家家境贫困，娘家人非常瞧不起，形同家败后的方卿际遇。后来，女儿家儿子考上进士，并在剿灭三藩中立下大功，当朝皇帝赏穿黄袍马褂，成了当地的富庶人家。可就在这时，娘家破败，讨米逃荒到女儿家。女儿回想当年娘家人的德操品行，非常生气。她看到娘家人站在队尾，她要下人从队前开始施舍，到娘家人那里刚好施舍完毕;第二天娘家人站在队前，她就从队尾开始施舍，到队前又没有了;第三天娘家人队前队尾都站人，她就从中间开始，到了队前队尾也没有了。这个故事是我后来听说的，但方氏渔鼓是否根据这个故事改编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两个故事仿佛一对双同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那时打渔鼓在祝寿或去世时使用最多。祝寿渔鼓为留客，白喜渔鼓为守丧。用现在的话说，为了热闹——宛如现在请乐队唱戏。能唱渔鼓的大多数是当地的文化人，有的甚至是读过多年老书的人。他们通晓韵律，熟悉台词，唱腔既灵活又规范。听老人们说，五十年代时渔鼓非常流行，那时社会风气良好，物质生活相对充裕，人们追求文化生活的积极性也比较高。流行于乡里山村的渔鼓表现形式简单适用，“打唱齐全”的渔鼓为世人所爱。
在我们懂事时，渔鼓如动物冬眠般没了踪迹。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渔鼓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活跃于山野乡村。可惜的是，这种活跃只经历了短短几年。一是渔鼓艺人或老或病，二是后学乏人，三是电影成了乡村红白喜事的主流文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伯祖母去世，有一位当年常为她打渔鼓的老艺人在她丧期里打了一段渔鼓。这时我已经能够听懂渔鼓中的故事情节，可惜的是，他只打了一段便停了。那种余音绕梁和意犹未尽的滋味，至今依然盈绕心头。那时，我猛然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大众的文化现象，深深扎根于老百姓心里，理应得到传承和发展。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渔鼓失去了它原有生机，它已经渐行渐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它会成为一段历史，一段永远消失的乡村文化历史，成为古老乡村的永远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