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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包括了我国最重要的国际能源供给区域，也是我国能源通道面临风险最集中的地区。本文针对“一带一路”沿线12个石油供给国，基于与中国石油贸易合作的视角，从收益和风险两个维度分别构建评价体系，综合分析中美日俄等大国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构建中国国际石油合作收益—风险矩阵。研究发现：从合作收益来看，与沙特阿拉伯未来开展大规模石油合作收益最高，其次为俄罗斯。从风险的评价来看，与伊拉克合作风险最高，其次为阿塞拜疆和伊朗。通过收益—风险矩阵，将所有国家划分为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高收益、高风险—低收益、低风险—低收益四类，其中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科威特、哈萨克斯坦为高收益低风险国家，可作为优选合作对象；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文莱为高风险低收益国家，合作潜力最低。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面临着复杂的能源地缘政治形势，大国势力在此交织博弈，中国要在这种竞争环境下确保自身的能源需求与利益，对外必须在国家政策和地区合作上取得突破。
关键词：“一带一路”；石油合作；潜力评价；能源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F416.2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从全球能源的储量与供给能力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域范围包括了中东、中亚和俄罗斯等世界主要的能源生产地区和生产国，占世界石油储量的56.8%、生产量的51.7%，占世界天然气储量的77.8%、生产量的46.1%，在世界油气资源供给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该地区也是目前我国国际油气资源的主要来源地，2014年我国66%的原油进口和86%的天然气进口均来自该地区，在我国国际能源供给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能源通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域范围包括北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等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和中哈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等陆地能源运输通道，是我国的能源生命线，也是我国能源通道面临风险最集中的地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能源合作不仅包括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问题，还需要考虑美国、日本等区外大国和国际石油公司等方的既得能源利益和潜在能源需求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和能源市场的稳定问题。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全球能源布局和战略要道控制、动荡的中东地区及其背后的利益关联、国际石油公司对中东和中亚的能源渗透、资源民族主义和油气资源国有化都将对“一带一路”的国际能源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系统地收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数据和经济发展数据，判断其能源对中国的供应潜力，剖析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演变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已有很多关于国际能源合作的研究，大多数的研究基于政治因素进行定性分析评述。有的学者着眼世界能源形势，剖析能源地缘格局演变，探讨能源和地缘政治互动的机制机理[1-3]，如郎一环等提出对格局演变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主要有美国、OPEC、俄罗斯等，他们共同控制着石油世界[3]；有些学者关注“一带一路”、中亚、中东等区域范围的地缘政治风险和能源合作竞争，分析能源合作的模式、前景等[4-13]。如杨宇等从俄罗斯、美国、中国以及中亚自身的战略需求刻画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演变，并对中国与中亚-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12]；有些学者聚焦能源大国一对一合作的发展、动因及影响[14-17]，如郝宇彪等提出在要素禀赋互补、政治互信、区域优势以及共同的经济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尽管中俄合作仍然面临障碍因素，但得益于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地缘政治演变以及国际能源格局的演变，未来10年中俄能源合作仍将保持发展态势[16]。也有学者从定量的角度引用了计量方法，基于能源的产销数据分析一些地缘政治格局和能源合作现状[18-21]，如胡志丁等引用尺度政治、能源安全理论构建了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模型[19]；曹阳等利用莱科标度建立量化体系测量当今俄罗斯周边地缘政治具体的变化及程度[20]；还有学者从能源储量和产量的角度，对比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数据，指出超额消费的中国和产出过剩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石油市场上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和现实合作的需要[21]等。但综合已有的研究来看，定性研究居多，定量分析相对较少，并且侧重于宏观地缘政治分析。对于直接影响到能源生产、运输过程的储量、运输条件、开采水平等非政治因素考虑相对较少。
能源供给与能源合作，既有能源资源经济学的属性，同时其稀缺性、分布的不平衡性等决定了能源的地缘政治属性。这种属性决定了其研究的综合性与决策的复杂性。为此，本文设计综合了自然、经济、政治多方面因素的兼具定性定量指标的能源贸易合作潜力评价体系，期待以综合评价的视角尽可能对能源供给的潜力做出客观的评价。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能源地缘政治以及其供给的稳定性关系到国家安全，其不仅仅是客观描述与定量评价的过程，更应结合政策因素和决策者的判断进行评价，为此在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本文邀请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多位专家对相关指标进行权重赋分，以求更加全面科学地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供给潜力，剖析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演变。
1 研究对象与评价体系
1.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石油作为能源评估对象，以2014年为研究时间节点，筛选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石油產量大于消费量的国家，针对这些国家评价其与中国贸易合作的潜力。如表1所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共有12个国家石油产量大于消费量，即拥有石油对外供给潜力。其中，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产销差额大于300百万吨/年，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产销差额大于100百万吨/年，哈萨克斯坦、伊朗、卡塔尔也均大于50百万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