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举国上下人心大振，各条战线纷纷筹划如何尽快开创新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和国家即向科技界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令，作为科技出版界更觉责任重大，争相奋力前行。
(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并且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郭沫若同志欢呼：科学的春天来了!大会之前，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出版局和国家科委《关于大力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报告》。此后，国家出版局就整个出版工作的发展和存在的困难连续不断地举行各种会议，作出各种部署。其中很重要的一次会议是1979年12月的长沙会议。会议明确了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大大解放了地方出版的生产力，为地方科技出版队伍的壮大创造了条件。经过几年的努力，出版工作的恢复取得初步成效。图书品种从1978年15 000种增长到1982年的32 000种。1983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对广大出版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
为了加强科技出版工作，主管部门还采取了许多专门的措施：
1980年1月，国家出版局约请在京的科技出版社负责人，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科技图书的出版工作交换意见，先后举行了5次座谈会。
1981年1月，国家出版局局长兼中国版协主席陈翰伯找农业出版社、轻工业出版社和冶金工业出版社的三位社长——即所谓“农、轻、重”的班子开会，宣布版协主席团会议决定：成立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这是中国版协建立的第一个工作委员会，目的是协助政府加强科技口的服务。
1982年2月，经国家出版局批准，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举办了1977—1981年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评奖。这是我国第一次对科技图书进行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也是整个出版界首次评奖活动。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新时期出版工作的性质、作用、方针和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对出版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改变印刷、发行的落后现状，加强和改善出版工作领导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是一个指导性文件，对整个出版战线明确方针、统一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以后一直到本世纪初，党和政府在支持科技出版工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科技图书优先享受了增值税返还的政策；地方社还享受所得税返还各主管部门，支持重点图书的出版和出版社的技术升级等基本建设；中央一些部委局对所属科技出版社在基本建设和重大出版工程上也给予财力支持。1995年12月，国家科委和新闻出版署再次召开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63年5月召开)，强调科技出版工作要纳入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划，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了促进科技出版工作发展的主要措施，其中包括要求各级科委支持设立科技出版基金，优秀科技图书可以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等等。会后不久，总署和国家科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技出版繁荣的若干意见》。
(二)
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和上级机关的积极领导下，30年来我国科技出版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下面从几个方面简单回顾。
出版力量 1978年全国出版社105家，其中科技社40来家，包括中央社30多家、地方社5家。地方社中上海科技是老社，江苏、广东、湖南、山东于当年成立。到80年代，新建中央社20多家、地方社20多家、大学社30来家，科技社总量近120家。目前全国出版社570多家，其中，科技社含部分出科技图书的教育社、大学社、城市社，大约150家，占全国1/4强。其从业人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六七千人，现在平均按200人计应为30 000人左右。
出版规模 1978年全国出书总数15 000种(包括中小学教材)，科技类4 000来种。近几年我国年出版总数20多万种，科技类5万多种，约占1/4。
出版贡献 从业人员增长3～4倍，出书量却增长10多倍，其中固然是改革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编辑、印刷、出版管理等各个环节运用了新的技术成果和大量社会力量，但不难想象，我们的员工付出了几倍于过去的辛劳和汗水。大家记得，1978年前后每个编辑年发稿定额80来万字，现在人均发稿五六百万字的相当普遍。这些年编校质量下降，主管部门要求大抓质量就不难理解了。但是，令人高兴的是30年来，我国科技出版为国家的建设和科技进步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大批优秀的科技图书源源不断地推向市场，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和科技界的好评。笔者在参加历届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的评选中感受最深。科学、人卫、上海科技、地质、农业、建工、中国地图、邮电、机工、化工、交通、水电、轻工、林业、纺织、国防、冶金、铁道、石油等等这些老社几乎年年榜上有名，科学更是突出，首届国家图书奖中，科技类获奖10种，科学出版社即荣获4种。
1991年8月5日，《新闻出版报》以《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为题介绍了80年代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的10部科技著作，并加“编者按”。其中说到：“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这10部著作近几年来，在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方面发生了‘爆炸性’的效果。科技工作者的发明创造，借助出版物，被直接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这里也有出版工作者的辛劳。”这10部著作都有什么重大价值呢?
《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湖南科技出版社)——当时我国应用此项技术种植杂交水稻1.64亿亩，比常规品种累计增产粮食1 000亿公斤。
《热爆炸理论》(科学出版社)——此理论广泛应用于化学动力学、燃烧学、传热学、爆炸物理学、力学、热物理等领域。
《穿甲力学》(国防工业出版社)——此书出版标志我国兵器工业完全靠实弹射击修改和定型产品局面的结束。
《金属溶剂萃取热力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利用此书理论及模型，大大节约了实验研究的时间、人才和物力。
《锑》(冶金工业出版社)——此书出版标志着我国锑冶金研究和生产技术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工业过程模型化及计算机控制》(化学工业出版社)——此成果取得节能20%、提高生产能力25%的显著效益。
《建筑施工手册》(建筑工业出版社)——反映建筑工程的最新成果和经验，从中可以找到解决各种施工难题的方法。印行达100万册。
《乳化炸药》(冶金工业出版社)——此书问世后，我国23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70多家乳化炸药厂，其产品被广泛应用。
《链传动》(机械工业出版社)——许多链条厂从此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畅销海外；经此书内容启发新开发几十项链条传动新技术。
《电机电磁场理论与计算》(科学出版社)——利用此法可解决十万千瓦、二十万千瓦、三十万千瓦等发电机设计及运行中的重大技术问题。
至于90年代到本世纪的十几年中，重大科技专著，更是源源不断地问世。例如《转移核糖核酸——结构、功能与合成》(浙江科技社)、《中国针灸四大通鉴》(青岛社)、《肾脏病学》(人卫社)、《青藏高原研究丛书》(广东科技社)、《中国主要人工林树种木材性质》(林业社)、《中国地质学》(地质社)、《中华内科学》(人卫社)、《中国水力发电工程》(电力社)、《水下机器人》(辽宁科技社)、《梁思成全集》(建工社)、《中华本草》(上海科技社)、《贾祖璋全集》(福建科技社)、《中华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纺织社)、《杂交水稻学》(农业社)《钱学森书信》(国防社)、《王淦昌全集》(河北教育社)、《生物的起源，辐射与多样性质变——华夏化石记录》(科学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集》(中国地图社)、《现代光学与光子学的进展》(天津科技社)、《中国材料工程大典》(化工社)、《农民科普丛书》(中原农民社)、《维持黄河健康生命》(黄河水利社)、《韦加宁手外科手术图谱》(人卫社)、《肝胆胰外科聚焦》(人民军医社)、《湖南药物志》(湖南科技社)、《中国植物志》(科学社)、《超级杂交稻研究》(上海科技社)、《中国古代园林史》(建工社)、《斗拱》(东南大学社)，等等。
近几年出版总署还增加了 “三个一百”原创图书评选活动，科技书100种已评两届。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出版领域采取的非常值得肯定的举措，得到了全国科技出版社的热烈响应。这两届评选，化工、交通、人卫、科学、国防、上海科技等社都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第二届评选时他们都是申报3种，入选3 种，原因一是重视原创，二是措施得力。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阶段还推出了大量有影响的获得国家图书奖的百科类、手册类工具书。如《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社)、《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上海科技社)、《化工百科全书》(化工社)、《邮电百科全书》(邮电社)、《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电社)、《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电力社)，等等。这些百科全书被行业领导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对行业建设和发展贡献巨大。手册类中以机工社的《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均为第二版)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在出版“三农”读物方面，中国农业出版社和金盾出版社都是全力以赴。许多地方科技社也作出了努力。凡是带着责任和感情出版“三农”图书的出版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金盾版图书曾以读者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著称，受到基层肯定，而且发行工作深入90%以上的县店；90年代初的全品种平均印数曾高达15万册，居科技书之首，因而被树为出版界的一面旗帜，受到中宣部和出版总署多次表彰。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将出版工作提到了“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各类新出版社纷纷成立。科技社队伍也迅速扩大。改革年代诞生的新社，尤其地方科技社给人印象深刻。他们改革步子快，竞争意识强，重视两个效益的丰收。他们在出版科技专著、应用图书方面各有侧重。从80年代到90年代地科社中，我曾经梳理出三个“最”：广东科技社改革最早，山东科技社获奖最多，江苏科技社发展最快。80年代的全国科技社社长总编年会上，广东科技社改革的成果和经验最受关注；山东科技社因泰山科技基金发力，获奖图书多年处于前列，1999年第4届国家图书奖，一次捧回2个正式奖、2个提名奖，与文物出版社并列全国第一；江苏科技社由于不断深化改革，提升管理，90多人的队伍，好书迭出，效益领先，现在的生产规模已超过4亿元，居地科社之冠。令人高兴的是其他地科社同样推出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专著，他们依靠陆续建立的科技出版基金和主管机关对重点图书的支持，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文化积累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如湖南、辽宁、浙江、福建、北京、天津、云南、广西、内蒙古、河南、江西、安徽、吉林、湖北、河北等科技社和青岛出版社、黄河水利社、中原农民社等，历年的图书评奖，他们同样有过不凡的收获。尤为可贵的是规模不大的云南科技社、内蒙古科技社结合地区或少数民族的特点开发出版资源，几次获得大奖。江西科技社出版的《农村百事通》刊物，因其内容的“三贴近”，被广大农民誉为“最知心的朋友”，连续三次获得国家期刊奖。这在社办期刊中十分难得。地科社在科普读物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湖南科技社以《第一推动丛书》为代表的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几大系列科普读物，多次重印，屡获大奖，并获得引领我国科普出版潮流的美誉。随后江苏科技社的《高科技知识丛书》、《蓝天绿地丛书》，上海科教社的《哲人石丛书》等等，都获得广大读者和专家的赞扬。
新建的大学科技社，以清华大学出版社为代表，20多年间给人以高歌猛进的感觉，他们依托学校科研、教学的雄厚出版资源和作者资源，依靠自身专业力量强的优势，为教学、科研和社会出版了大量优秀教材和科技专著。在优秀科技图书和原创图书的评比中，清华、复旦、浙大、北大医学、上海交大、东南大学、协和医大等出版社都屡推佳作。如《复杂系统中的电磁波》(复旦)、《手的修复与再造》(上海医大)、《弹性液体动力润滑》(清华)《拟齐性偏微分算子的分析》(西北工大)、《微光学与系统》(浙大)、《湿空气透平循环的基础研究》(上海交大)《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基础》(北大医学)，等等。
为了表彰在出版改革发展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在90年代先后3次分3批表彰了45家优秀出版单位。首批(1993年颁布)16家中科技社荣获8席，他们是科学、人民卫生、建筑工业、中国农业、水利水电、中国电力、上海科技、山东科技；1994年和1999年第2、3两批优秀社29家，科技社又有9家获此殊荣，他们是机械工业、金盾、清华大学、人民邮电、广东科技、国防工业、电子工业、高等教育、江苏科技。2007年的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获先进出版单位奖者共25家，科技社中湖南科技、高等教育、清华大学、建筑工业、电子工业、人民邮电、人民卫生、科学、化学工业、中国电力、人民军医，多达11家获此殊荣。辽宁科技、江苏科技两社随所在集团获奖。这些表彰无疑将成为鼓励我们继续前进、更上层楼、为我国科技出版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动力。
回顾30年来科技出版界为读者为“四化”所作的奉献，不由得令我想起1980年2月中国版协举办的春节茶话会上动人的一幕：胡耀邦同志作了题为《东风从此，染柳熏梅》的意义深刻的讲话。他在号召大家克服纸张紧缺、印刷力量不够、编辑队伍青黄不接等等困难努力多出书刊时，勉励出版界，“二十万军同心干，书刊滚滚来天半，万人看，红旗榜上出版界。”(当时全国出版界号称20万人——笔者)。可以看到，在出版的红旗榜上，科技出版界没有辜负耀邦同志的期望。
与突出的社会效益相伴的是各科技社经济实力的快速成长。80年代各社出书规模大都在百十来种千把万码洋，现在出版码洋在5亿以上的已有八九家，1～2亿的不下20家。80年代新建的社多是二三十万元的资金，几间小平房起家，如今建了高楼大厦的比比皆是。人们还记得，电子工业出版社1982年初建时，办公室是租用街道的四五间房，随着业绩的增长，积累的增加，由小到大，搬家8次，两年前正式迁入4万平方米的电子化大楼。金盾出版社是借了5 000元开办费、两间办公室起家，如今，已两次迁新楼，年发行码洋2亿多。老社中，高教社作为我国出书规模最大、年销售额25亿多的大社，90年代还与人教社挤在一个楼里，随着四大工程(教材、人才、管理、基建)的实现和不断开拓创新，几年之间，建房8万平方米，也是两迁新楼。人卫社更是风光，在2007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6大奖项中获得5个奖项的同时，确立了跻身世界医药专业大社之林的国际化发展目标，一座7.8万平方米的世界医药图书大厦即将落成。地科社物质条件的改善也不逊色，甚至还早于中央部委的出版社。这一切既是我国科技出版事业发展的缩影，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反映。
(三)
30年来，科技出版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30年中，科技出版社的发展又不甚平衡。人们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的东风劲吹，全国的科技社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态势；到了新世纪，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呼声此伏彼起。但是回头望去，有的社飞速发展了，有的社大步前进了，有的社只是小步跟进。其中的原因当然千差万别。即使是发展快速的单位，成功的经验也是各有千秋。可是有一条是共同的、一致的——有一个优秀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尤其是有一位优秀的班长。就班子而言，他们都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
1.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不因循守旧，不小富即安；思想解放、开拓创新、不断进取、无私奉献是他们的座右铭。
2.坚持“二为”方针，坚持两个效益结合，坚决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道路前进。
3.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善于制订一个既具前瞻性，又结合自身实际的能够引领员工前进的发展规划。
4.有准确的经营定位和出书定位；有不断优化的出书结构；有提高质量、加强原创、创建品牌和特色板块，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措施。
5.勇于创新体制、机制，在干部制度、分配制度、管理制度上敢于动真格的，能彻底打破大锅饭、铁交椅的旧观念，真正发挥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奖惩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6.干部择优选拔，班子相对稳定，领导者能以身作则、团结协作，从上到下善于发挥团队作用。
7.重视队伍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有明确的办社理念和优良社风；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培养全体员工与社共同成长、忠诚出版事业的奉献精神与和衷共济的团结奋进精神。
一个出版社有了这样的领导班子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自然能披荆斩棘，胜利前进，不断登上新的高峰。
在回顾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单就发展模式而言，早在1994年，新闻出版署就提出了要从以数量规模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的方针，但迄今仍未到位。在后10多年的发展中，盲目扩大规模、增加数量的运作，不好不坏、又多又快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形成的结果是：对出版者来说，印数下降，库存增加，销售不畅，资金困难，既造成人力、财力、资源的浪费，经营也一年比一年艰难；对读者来说，无效供给有余，有效供给不足，原创的品种少，大同小异的多，而且书越编越厚，价格越来越高，选书难，买书亦难。这种局面如不尽快改变，必将影响科技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
前不久，我从《中华读书报》上读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吉林省委书记王珉为江苏科技社建社30周年写的，题目叫《科技出版的重任》。王珉书记是著名的学者，他从事教学科研数十年，先后主编了《高技术知识丛书》和《航空航天技术》，均获得读者的高度认可。他从科技专著、科普图书对社会贡献的角度，情真意切地论述了科技出版肩负的重任。另一篇文章是著名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潘懋元写的，题为《专业出版社是科研工作有力的支持者与组织者》，对专业出版社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专家们的声音既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更是对我们以专业出版为特色的科技出版工作的殷切期盼。这就说明，从内到外都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科技出版工作做得更好。为此，我们必须尽快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结合单位实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订一个较为具体的发展规划；选拔、培养一支高素质的队伍，首先是建设一个具有强烈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的领导班子；建设一套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线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一种先进的和衷共济的企业文化。这样，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作者曾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