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美国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在此后的两三年里，艾滋病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迅速蔓延开来。1985年初以前，国人都还认为，艾滋病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绝不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但这种平静未能维持多久，却被一个外国人打破了。
在1985年中国报告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的同时，一位中国女医生的名字跃入人们的视线，她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教授、中国著名感染病学专家王爱霞。
“为什么在确诊首例艾滋病的时候有那样的果敢、自信和决断？”这是多年来一直藏在我心里想向王爱霞教授求证的一个问题。王爱霞则笑得风轻云淡，“在国外学习的时候，电视片里插播最多的就是艾滋病的教育宣传片，艾滋病的临床表现早就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了。”
对此，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教授也给出了他的答案。方圻说，“王爱霞大夫的细心和责任心，是一个临床大夫最宝贵的优点。她能迅速捕捉到病人身上不易察觉的细微变化，以缜密的临床思维诊断出一般人难以诊断出的疾病。所以，1985年因艾滋病而崭露头角，是她多年厚积薄发的具体体现，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
一、报告中国首例艾滋病
1985年6月4日，北京的初夏刚刚涌上些许燥热。傍晚6点10分左右，一位34岁、旅居美国15年的阿根廷籍男子在西安旅游返京后，因严重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被收入北京协和医院外宾医疗科病房。患者刚入院时神志尚清，但高烧不退，呼吸困难。6月5日傍晚7点30分被转至重症监护病房（ICU），行气管切开，上了呼吸机，神志开始昏迷。6月6日上午10点10分，患者死于中毒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
王爱霞教授当时是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传染组组长，6月5日一早被请去会诊。病人的胸片为典型的肺孢子虫肺炎（PCP），病情进展异常迅速，“太典型了，艾滋病（AIDS）晚期”，一个惊人的判断马上跳入王爱霞脑中。
根据患者携带证件，外宾医疗科洪韵琳医师把电话打到患者在美国洛杉矶驻地的电话局，在他们的帮助下，很快联系上了患者的家庭医生。这位医生说，“你们的怀疑是正确的，他在去年诊断患有艾滋病，合并PCP。只有喷他脒静点有效，但药物送到中国最早要到6月6日”。
艾滋病！这对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来说，简直闻所未闻。要说服国人相信中国已经出现了艾滋病，必须拿到血清学证据。
王爱霞教授来到ICU病房。
“你们抽血吗？”
“一会儿就抽。”病房护士说。
“给我留一点，3到4毫升就可以。”王爱霞说。
这边叮嘱完，王爱霞又马上返回位于协和老楼的10号楼2层的感染科实验室，跟实验室同事再次嘱咐，“一会儿ICU会送来一个病人的血样，你们谁也不许动，就放在桌子上，我来处理”。
这件事在当时轰动全院。阿根廷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看望病人，只是远远地站在门口，没去握病人伸出的手。病人去世后，病房护士烧掉了他用过的所有床单、褥子、枕头，甚至包括一根银质的气管插管，为此还挨了当时任协和医院院长的朱预教授一顿痛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王爱霞当时做出这样大胆的处理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份让大家躲之不及的血样，在王爱霞眼里却是“如获至宝”。当时在中国大陆，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做HIV病毒检测，王爱霞将“宝贝”血清分装出一小部分送到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张华远同志那里，并和他一起进行了检测。几天后血清检测报告出来了，HIV病毒血清抗体阳性。
当年的报纸、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报道北京协和医院发现全国首例艾滋病，可谓举国震惊。观念还很传统的国人很难接受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的艾滋病在自己的国土上出现，因为这一年距离全球首例艾滋病的发现仅有4年。
一周后，王爱霞教授在位于东单三条的协和小礼堂举办了中国首场关于ARDS的学术报告。两周后病理科刘彤华主任终审签发病理报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这一报告与血清学报告共同支持艾滋病的诊断。医院随后组织了临床病理讨论会，王爱霞、刘彤华、严洪珍等都参加，讨论结果以“临床病理讨论第96例——发热、咳嗽、进行性呼吸困难”为题，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1986年第25卷第7期上。文章在“编后语”中写道：MDS是国外近5年来发现的一种病毒性传染病……主要通过不正当的性关系、输入带该病毒的血液制品、使用消毒不严的注射器械等传染，因此，如能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禁止国外血液制品进口，阻止AIDS传入我国是完全可能的。
这段话如实地记载了当时医学界对艾滋病的认识，并在结尾表达了“阻止AIDS传入我国”的美好愿望。然而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又怎会以我们个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AIDS传播的脚步已经无法阻挡，王爱霞们只有迎头应对。
二、“当大夫就到协和”
1932年，王爱霞出生在上海一个显赫的银行业家庭，祖父王宪臣是晚清四大买办家族、上海金融第一豪门席氏家族的女婿，父亲王叔麟是英资麦加利（渣打）银行经理助理，后经荣毅仁举荐，在其父荣德生创办的广新银行担任第一任经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仅5岁的王爱霞便结束了幼年的玩乐，踏上了一生的求学之路。
初中三年级是王爱霞一生当中的第一个坎儿。从小各门功课拔尖儿的王爱霞因搬家，必须转学到离家近的全部以英语授课的圣玛利亚女中（St.Mary’s Hall）。普通中学的外语进度和要求显然与这所著名的教会中学有天壤之别。好强的王爱霞只好屈服，从初三降级到初一。但凭着刻苦努力，仅用了一个学期，王爱霞就能跟得上全部英文授课了。
然而好景不长。好不容易挨到初三第二学期，王爱霞又不幸得了伤寒，因庸医误诊，她被迫休学一年。等王爱霞康复返校，同班学生们都已升到了高一。按照学校规定，休学期间的课程必须退级重修，王爱霞找到教务长表达了不愿退级的想法。教务长翻看了她初中一、二年级各门功课都是优秀的成绩单，提请校务委员会开会讨论并获得一致通过。学校竟破天荒地答应了她的请求。王爱霞如愿以偿，直接读高中一年级第二学期课程。当然，她也满足了学校的条件——返校六周内将初三的功课全部补考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