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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文化创意人才是能在哪些方面有所特殊作为而非天使般的一切皆可为。我们所先行编序并予以简略讨论的内容，亦只能是基于我们当前的理论推定与实践总结所获得的知识成果，并择要归纳出：其一，基于社会集合心理认同聚焦的物化文化符号创制能力；其二，基于市场需求变化竞争占优的产业发展战略导向能力；其三，基于交易价格差异利润诉求的产品营销策略调控能力一在社会和政府所提供的创新环境与条件中，究竟有哪些可具指分析的潜能激活渠道？我们可以从宏观把握角度先行编序三种普适性渠道方式给予讨论：一是创新机会激活渠道；二是经济补偿激活渠道；三是社会荣誉激活渠道。
关键词：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物化文化符号：生产能力：市场导向：营销策略：潜能激活；渠道
以大词语调进行“文化创意人才”的牧师式价值宣传，是当前诸多相关涉猎文章的基本行文风貌。类似宣传不仅缺乏理论填充与实践导引，而且会使人们逐渐丧失对这一议题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迫切性的兴趣和信任，进而会使所议及其对象又一次成为“学术江湖”的玩物而非“学术领域”的问题本身。对象的客观性与问题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问题在于，对象和问题必须以边际设定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文化产业条件下讨论“文化创意人才”，才是我们此刻面临的所议对象与所涉问题，否则在人类文明史或社会的文化创造界面，那将是谁也无法清晰所指的无限能指游戏，并且这种游戏可以追溯性地议及“山顶洞人”中某位最早发现钻木可以起火进而烤肉的“最伟大创意人才”。
那么这种游戏与此在事态之间还有任何现实逻辑关系吗？所以，我们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应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并坚决摒弃“文化创意人才万岁”式的价值宣传伪学术时文风格。
无论是日常界面的生活想象力或这种想象力在职业化劳动中的功能实现，还是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形而上界面的知识发明创造及从事这些发明创造的个体或主体，都不是我们所议语境中的“文化创意”或“文化创意人才”，就仿佛先秦时代没有人会把“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毪”称之为文化创意行为，亦如古希腊人不会因为史家叙事，“如果说历史学的目标就是使从前的生活复活的话，那么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就是最好而且最邻近时尚的先驱”，就把阿里斯托芬称之为文化创意人才，尽管他能想方设法让三万名观众到宽敞的剧场里去看他讽刺好友苏格拉底的《云》，尽管这些事和这样的人都在不同生存级阶位置，显示其平凡抑或伟大的意义拓值与价值扩容
直至20世纪中叶以前，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具有先锋话语支配权的时代，“文化产业”或者说“文化工业”（不过是cultural industry的译异），还是遭受深刻质疑甚至强烈批判的对象，都被指斥为诸如“音乐拜物观念并非源自心灵。被‘消费’的价值，并非消费者们意识所至的具体数量的情感本身，而是它们商品物质的一种当下感受，当前的音乐生活正被商品形态所支配”，抑或更具火药味的“文化产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将利益驱动赤裸裸地强加于文化形式”。
但是从西美尔到让·鲍德里亚，他们所看到的是文化精神家园之下赖以现代托举的广阔而且深度事态的“消费社会”及其文化消费现象，并且努力从精神生活意义区域的物质躯壳与符号介质中，分拣出一端牵系“价值本体”，另一端则勾连“消费变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特殊法则。这一特殊法则的要点在于：一方面充分肯定此前法兰克福学派温和成员本雅明所揭示并给予宽容的文化事态，即在工业化社会背景下，“意义本体”的作品形态经过“复制”生产杠杆可以获得产品形态的规模化效果、大众化效果以及非减值效果，也就是所谓“由于对艺术品进行复制方法的多样，便如此大规模地增加了艺术品的可展示性，以致在艺术品两极之内的量变像在原始时代一样会突变其本性的质，就像原始时代的艺术作品通过对其膜拜价值的绝对推重首先成了一种巫术工具一样（人以后才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工具视为艺术品）”另一方面更加透彻而细密地关注到“意义残留”甚至完全失去意义源的“意指关系”，可以进入“关键在于能指群的自由联合与交换，即一个符码的无限再生产过程”，因为文化精神家园庇护之外的文化消费生活，正在消费逻辑对我们的礼仪崇拜方式的部分置换中，确证着“与符号的这种内在秩序同质：与它们的工业性和系列性生产同质，因而周围一切人造事物的特点同质与广延上的完备性同质，同时与这一新事物秩序的文化修养抽象作用同质”。
无论是对意义状态的现场分拣，还是命题高度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特殊法则拟置，其对法兰克福学派愤怒批判情绪的积极转折在于，在对价值存在事态结构性分层处置和甄别中，为已然事态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和公共文化等日常文化生存界面，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并给予扩展态评估，由此也就使诸如电影、电视、娱乐、游戏、广告、流行音乐、街舞、大众文化狂欢、时尚文化与时尚生活方式等一系列面向大众、日常、消费以及公共空间的符号生活内容，不仅以一种形而下生存论姿态，积极化解了与形而上存在论天条间的冲突和紧张，而且还为社会的形而下文化生存的亲情式、热情态和参与欲，打开了可以鱼贯而入的大门，当然也就为文化消费、文化生产、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等诸多全新命题，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并在文化价值继承、精神家园坚守和知识精英尊重的同时，延展性地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尽管从西美尔到让·鲍德里亚的诸多高论，其实一直处在文化理论领域的边缘位置，其所大度宽容和客观面对的客观现实，始终处在从古斯塔夫。勒庞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甚至延至当下的质疑之中，但其所摸索到的问题通道，却为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知识议题提供了更为厚重的学理准备。
继后的伯明翰学派，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化产业论者、文化消费论者、文化市场论者、文化创意论者乃至文化财富论者等等，无论其自觉抑或盲动，甚至无论其获得逻辑因果关系抑或纯属巧合，以西美尔“时尚哲学”和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整个边缘知识谱系，及其所分拣出来的逻辑关系与学理分析脉络，都作为肯定性前提知识条件，为后继者在知识场域中心的崛起及其所拥有的强势话语权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是在议题悬置和命题其所当然的语境下，讨论他们的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或者文化创意产业问题（这些概念的部分异质性远远小于整体同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