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学历来把对物的研究视为最重要的领域，并形成了民族志对物的研究范式。无论民族志对物的叙事是文字的，还是展示在博物馆里的，实际上都是经由民族志撰写者的限定、分解、提炼甚至虏取而成的。所以。物的民族志不独是物的一种客观性呈现，也是人类学知识谱系的历史性陈诉。
关键词：物；民族志叙事；遗产；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O460(2009)02-0058-08
一
“物”(物质)是宇宙构造的创生元素和存在形式。“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最具说明性的凭证。“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和必备物。物是一个表面上容易把握的“实在”，所包容的复杂性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威廉姆斯在《关键词》一书中对物质做了大致的勾勒：(1)广泛地指称所有生命和非生命的物质材料(substance)所表现的事情(thins)；(2)包括各种对事物的成因和演变的解释、判断以及社会活动；(3)人类有目的的物质生产和获得的实践活动。物质的这些存在特质与表现特征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融。对物的不同的认知产生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主张唯物主义，结构主义关注物的内部结构和普世价值，性别研究关心物在历史上之于不同的社会性别所表现出的个性和差异，而现象学则侧重于探询事物的存在和表象关系，即为什么表现为“事物存在”(something)而非“子虚乌有”(nothing)。作为一个语言符号，“物”具有其任意性(nature of arbitrary)。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物”的所指范围极广，但是在具体的研究领域，“物”的所指还是会在学科的范围(scholar community)内达到一种共识(common sense)。本文所谈之物，是指客体之物(object)、有形之物(tangible)，并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探讨物及在当代过热的遗产运动中所展开的叙事行为。
民族志研究对对象的描述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即人类如何在物质上附加属于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换言之，人类并非满足于对物的使用功能和工具层面的简单需求，更重视对物的认知前提和实践逻辑。如果说象征是人类最重要的、最具标志性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种类的表述方式的话，即人类通过象征符号以确认和区隔与其他物种的差异，那么“器物象征”(symbol-vehicle)和“物质表达”(objective expression)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赖以在文明的定义中说明自我的一种专属性符号系统。符号化器物有些由人刻意安排，有些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历史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符码价值。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不断地向人们释放着复合性信息，人们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语境重新对它们进行撷取和分析。这样也就必然造成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场域中的位置不同而对符号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出“不对称”(asymmetrical)的思考，其实也就是偏颇的思考。无怪乎有的学者称之为“流动指喻的过剩”(an excess of floating signifier)。
民族志方法适用于物质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于无文字民族、族群、民间等原生性文化的研究，器物成了这些民族、族群、人群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表达。另一方面，民族志研究除了将人类学的学科精神融入其研究对象“物”以外——即对物质的民族志研究包括了明确的目的和目标，更重要的是以“文化相对”的态度对待不同民族、族群和地方的各类遗产和遗存，既肯定它们的生成、存在与其他任何遗产同等的权利，也不遗余力地为那些在社会现实中实际上不能得到，或没有得到对物享有同等权利的民族、族群进行呼吁和声辩。同时还要通过研究发掘出在那些文化遗留物中所积淀、所存贮、所包含的具有民族独特的品质。
富有戏剧性的是，对同一个遗产概念的认识与强调，其意思和意义并不相同，现在的遗产概念与上世纪早些时候相比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遗产已经越来越不像是一个“既定物”，而是被赋予了越来越多人为的因素，加入了越来越多的行动色彩。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遗产的这种变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便突显出来，即“遗产的历史”与“遗产学历史”完全不同。如果我们把某一种遗产置于特定的地方和人群的传承、演变、权责关系中，并把这些关系视为一条主线，即偏向于历时性的观察、了解和研究的话，我们可以把握其自身的逻辑和遗产所属群体的内部纽带关系，而如果我们的遗产学研究集中表现在对某一个特殊时段的共时性和结构性分析的话，则可以清楚地瞥见其中政治因素的作用。
从传统的人类学对物的分类来看，古德利尔在《礼物之谜》的开篇将物品划分为三个范畴：“有些东西是可以赠送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出卖的；而有些东西是必须保留的。”与之相对的，即一般物品、珍贵物品和神圣物品。从物的象征性来看：一般物品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互相交换和买卖；珍贵物品处理的是人与人／祖先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不能买卖，但有的可以通过馈赠或继承而获得；而神圣物品处理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原则上不可交换和买卖，属于一个社区或族群集体所有，某些圣物只有被置于特定的场所中，某些仪式只有在特定的季节里举行，才具有神圣性。一旦其位置或仪式时间发生变化，它的神圣性不仅被打破，甚至性质也会发生颠倒，转瞬间成为肮脏和卑污的象征。这正是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所指出的物的分类的概念：我们将不同的物归属于不同的分类体系，有些东西在特定的分类体系中属于“肮脏”，它就危险；反之，如果“净洁”它就安全。当某物处于它本来不应该在的位置上时，它的性质也发生变化。
人类对于物的研究和争论从未曾停止过，不管是借助于物及其分类来认知世界，还是努力摆脱物的奴役来达到“此在”的诗意栖居；不管是用发源于物而又作用于物的技术来试图科学地改变世界，还是在对技术主义所造成的异化的反思中对物的知识进行话语的解析和权力的批判，物始终存在于人的视野，并作为一个“非人”(non-human)的“他者”(other)，成为“人”(human)审视和认知自我(self)的“镜像”(mirror-imago)。物既可以是认知自我的材料，也可以是参照他者的工具。
随着学科的发展，人类学对物的研究也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在传统人类学的四个主要分支中，考古人类学通过对古代遗留器物的研究解读其历史含义和信息；体质人类学关注人类学作为一种生物体如何参与人类社会与历史的演变；语言人类学从符号的角度解读物的象征；而民族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则更是将物编织人人类文化的“意义之网”中来进行研究。从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进化论学派将无文字社会的物作为民族志的对象，试图构筑人类学社会演进的图式；结构主义人类学则通过细致描绘物在社会中的流动和交换，来考察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要素的功能；象征主义人类学将仪式中物的位置或物的洁净／危险等符号所指视作社会群体(group)与分格(grid)
的标志；解释人类学则通过对物的主位关注和物的符号能指的再解释来求得文化沟通。
古典人类学曾经努力用民族志的方法来记载物，并呈现“原始”文化的形貌，以此强调文化进化的观点和文化要素的动态互存。这种研究模式尽管后来逐渐被人类学者所抛弃，然而这种抛弃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那便是，任何试图对文化的要素进行描述、界定、反思，或是强调其连续性的做法，都很容易被看作是那种人类学早期研究模式的派生。这种苛刻的审视在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已经被普遍接受。如今，在肢解一切概念的后现代主义话语覆盖下，在遗产旅游及相伴而生的遗产工业进程中，在博物馆作为遗产旅游目的地的竞争中，物的研究又被提上人类学议程。这既是一种现代反思，又是一种社会实践。
拉都尔和韦贝尔在其最新编写的《物为公共—民主的氛围》(2005)中提出了“物本民主”(object-oriented democracy)的概念，主张回到事物的研究(Back to Things)。它也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宣言。它标志着民族志对物的研究范式在反思中回归。
二
从人类学的知识谱系和研究角度来看，遗产(heritage)与亲属制度，特别是继嗣原则(heritanee)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被传承的东西，无论被称作继承物、遗产、祖产(尤其是父系社会)传统或是长子特权等，共同形成继承关系和制度，都组成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根据某一个特定的继承关系从祖先那里获得遗留下的财物和权利。“遗产”一词并非新的概念，但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倡导之下，“遗产”已经成为二战之后风靡全球的社会话语之一。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都彰显出巨大的话语力量。“遗产”话语被“再发明”的历史也是遗产概念被重新分类的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遗产的保护纳入了人类文化活动的中心，也给予遗产一种公约式的权威性分类：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亦译为“无形文化遗产”)。这一切在我国的反映就是近年来轰轰烈烈的遗产运动。
当物被贴上标签，就成了观念的集结；即使是所谓“非物质文化”，其实不过是“物质文化”的异类表象与表述，如观念、理念、认同、信仰、仪式、技术等。每一个物的分类和展示都暗含着特定共同体的价值和主张，都彰显出某种政治的意味。尽管遗产概念一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声称为具有中立性，然而其“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主张却往往在真实的多样性的世界中遭遇困境。同时，由于这一标签的存在，与相应的代表作名录所生成的权威性和利益的双关，使得“文化财产”(culture property)成为一种各个文化共同体之间炙手可热的新的竞争性资源，例如，在毛利文化里，“并没有特殊的词语对应‘价值’(value)一词，毛利人对价值的观念涵盖在taonga一词中。taonga表示财宝及其他非常珍贵的东西；也即非常好的或是有价值的物(object)。这种‘物’或者说是价值的凝结，既可是有形的(tangible)也可是无形的(intangible)；既可是物质的也可是精神的。”毛利人的taonga，既有可能是一件祖传宝物，也可能是他们所说的语言，还有可能是一项传统知识。区分其为物质的还是观念的并不重要。然而，毛利人的taonga在新西兰的殖民及现代化过程中，已经逐渐被物化、商品化。同时，在联合国的遗产概念及其分类原则成为世界通行的文化资源竞争法则的语境中，他们对taonga的所有权的要求，虽然目的是强调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独特性，却将一系列新的事物，包括智识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和一般产权(propexty ridu2 in general)带人了taorga的内涵之中。毛利人借用了西方思想的工具箱，试图要将他们的文化在世界舞台上标示其独一无二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因将毛利术语与英语术语捆绑在一起而生成的概念创新，恰恰失去了taonga概念及其包含的文化观念的独特性和原生价值。
从物质的研究角度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是个值得反思的范畴。当然，以英语为例，在联合国的文件原意里，对于“非物质”(intangible)的界定并没有否认其所指的客体性(objectivity)，然而，在实际的术语实践中，尤其是在中文语境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操作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物化的过程——不管是从物体化(objectify)，还是从物质化(tangiblize)的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有形的、可被陈列、展示、操控甚至带走的物。芭芭拉，科什布拉特-吉姆布赖特(Barbara Kirschenblatt-Gimblett)对于“物”的概念贯穿于整个文化实践过程中(从物质的到非物质的)的实质有着十分透彻的见解。从零碎的物质的收集与展示，到非物质文化形式的展演，再到整个人类日常生活的舞台化，物的操控的模式始终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话语机制。当遗产作为一种知识性话语开始在社会舞台上展示其操控权力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获得了一种“物化”的能力，使用这种机制来实现其话语权力。
“物”的话语机制主要体现为选择与收集、分类与展示等不同形态。从客体性角度来看。物是一种被选择和收集的对象。选择建立了话语的规则，从“价值”角度出发，对于有价值之物的选择与分类，透析出一种规范的权力甚至暴力。例如，对于毛利人的taonga而言，由于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中，其竞争能力需要获得西方话语的接纳，必定首先析解其原为整体之物，生产出一种新的文化产品之形态，然而这个生产的过程却恰恰是其原生价值taonga的消解过程。人类对于物的收集，从个体经验的角度来讲，是一种心理动机使然，对于物的喜爱和固着便是人们积聚有形资产(tangiblepossessions)的基本动机。而当这种以物为中心的生活体验，建立于个体性历史的基础之上时，人们对于物的选择和收集则会受到流行文化模式、情绪状态和时间价值的左右。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世界遗产名录之热，和基于这种流行文化话语的遗产旅游，正是将文化遗产置于物的话语规则之中的竞争性行为。从展示(exhibition)或者陈列(display)，尤其是博物馆的展示概念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总是与“真理”、“价值”、“政治”、“知识”和“权力”这些西方话语传统联结在一起。
《过去是一个陌生国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权力对“遗产”选择的任意和专断，即根据现代人的价值原则对既往的“遗产”和“存在”做选择，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主体在被选择中产生异化和重新建构的现实作了充分的理解和阐释，也是对当代遗产运动的话语思维的生动描述。人们对于时间的关注，寄托于对遗产的索求，而异域的、“原生态的”遗产，则为现代人的期待转换提供了分类的可操作性和空间的可实践性。世界的层次与分类便是在这种带有极强的“后殖民主义”话语氛围中得到了实现和确定。
与此同时，这种碎片化、物化、博物馆化的遗产旅游话语借用了一种现代主义产品制造模式，使遗产本身变成了一种可以制造的产品(products)。这是遗产运动的悖论，而现代大众旅游是其得以实现的桥梁(见图1)。
这一模型充分体现了一种以市场为驱动力的遗产制造实质，它所表现出的选择性和目的性正是遗产的话语策略。通过对于历史遗产资源，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以及其他资源如自然景观的选择、重新阐释和包装，所制造出的遗产产品，实际上是为了响应和满足消费者的潜在欲望。
三
博物馆是诠释物的话语机制的最佳机构。斯宾塞·克鲁(Spencer Crew)和詹姆斯·西姆斯(JamesSims)认为，就物本身而言，它处于一种“失声”(dumb)的状态，只有通过展示(display)和保存(conservation)，物才会被固定化和获得意义，以依附于博物馆的环境。博物馆中的物，其收集的原初动力是其视觉效益(visual interest)，通过将物从其仪式的、文化的和经济的背景中移出，“博物馆将文化承载物(cultural materials)变成了艺术客体(art objects)”。可见，对物进行选择、收集并移植于博物馆的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剥离其非物质文化语境及属性、重新附丽客体性艺术价值的行为。
博物馆的被人所接受的正式形貌比其展示的文物所表现的历史要晚近得多，它大约产生在19世纪初叶。它的产生开创了一个特殊的制作历史形象工作。人们通过搜集文物，以器物、形具和展示等方式对人类的过去进行发明和重构。一方面，人们通过博物馆事业对人类的遗产，特别是文物进行搜集、修复和保护，使那些濒临灭绝和毁坏的文物得以留存，另一方面，由于博物馆对文物特殊的展示和保护工作，通常将文物搬移出文物的历史现场，并按照专业的分类进行重新排列，这就意味着博物馆所展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建构的历史。无怪乎，“博物馆对历史的重新发明(the museum’s reinvention 0fhistory)被认为是对历史原义的一种威胁”。
其中包括着以下几种指喻：(1)展示性博物馆的雏型始于欧洲，特别是主导世界的“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工业革命”、现代国家形态、资本主义发展等，使现代博物馆兼有某种“话语性”历史意义。(2)博物馆对文物的搜集和展出属于将不同文物特殊的历史、族群、生态等的多样性隐去，使之受制于某一种历史价值。据此人们可以这样拷问：“在博物馆里展示的物化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吗?”博物馆中的文物原本有其各自的原生性和归属性，然而，当它们被搬移(包括购买、捐献、收藏、转移、盗窃、掠夺等合法与非法手段)开历史的现场后，其原生意义大半已经丧失。(3)当博物馆行业与专业形成一种知识体系的时候，它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立的专业性历史，换言之，博物馆参与了社会理性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通过这种建构获得了对事物的社会价值的控制和调节。人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去认识和了解不同社会的历史传统。(4)博物馆具有怀旧的明显特征，并通过观众和游客的现场观摩、欣赏、教育和根据个人的经历、经验、背景、专业知识等的主观参与实现了怀旧的性质。其中包括两种实现途径：A 博物馆根据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以文物的方式呈现历史的场景，比如欧洲的许多博物馆都展出了殖民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遗产，使人们感受到昔日殖民主义的“辉煌”。B 专业人员通过经院式的知识和技术将文物进行分类，以达到对过去时代的价值区隔和凸显，特别是其中日常生活的器物展示与表达，唤起人们对过去的怀旧情感。
从学术角度看，博物馆所收藏和展示的遗产文物被认为是“非真实的真实性”(inauthentieauthenticity)。所谓真实，是指文物的真实存在。所谓“非真实”，指遗产和文物离开了遗产和文物发生的历史现场，与它们所发生和联系的原生纽带(primordial ties)出现了断裂甚至隔绝。当一个物失去了发生与生存的环境和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失去了自我说明的理由，因为许多成就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的条件和关系已经丧失。也就是说，所展示的文物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件物”了。当人为化的物品与传统的生活经历中的原生和呈现相分离，博物馆仿佛成了一堵不透风的墙，把原始意义与人们的交流隔离开了，特别是那些艺术品。另一方面，博物馆所展示的文物在物和人之间获得了带有强烈主观性的解释。换言之，殖民时代的博物馆羼入了强烈不平等关系，即许多文物的创造者处于“失语”状态，而文物的占有者却根据他们的认知处决文物。欧洲在19世纪早期的许多博物馆，比如英国展出的工艺品是没有标签和说明的，目的在于不妨碍观众对文物的解释。何况，当那些特定的遗产和文物被摆上了博物馆的展示柜台，不仅贯彻着一套知识话语，而且当它孤立和独立地进行自我说明的时候，也会形成一套自我表述话语。观众和游客会不由自主地被那些话语所牵引和误导，进入到一个与特定遗产和文物有距离的路径。
博物馆有一个基本的功能，即它能够以实物的形态营造出“历史模仿的氛围”，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觉。这种感觉对于那些外国、外族、外地的游客来说大有裨益，因为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场景、实物、符号等与自己所熟悉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可以提高类似“文化相对主义”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传统，提高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意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博物馆建设和管理制度上都走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前面，这就很可能会对第三世界的旅游发展和博物馆建设事业方面起到一个对“样品的模仿”作用，而成为事实上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再生产”的产品。这就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博物馆的陈列，成为一种针对大众进行科学知识的界定和借助于科学技术来实现关于种族、民族、进步和现代性的权威性叙事。“现代博物馆的兴起，与科学、自然、部落、民族以及现代性等许多类似的观念和社会机构一样，是与安德森所谓的‘对现实的想象’(Anderson，1983)相伴而生的。”它强调近、现代博物馆与民族国家(natlon-state)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呈现了在殖民时代西方殖民者对非西方“物”(文物、文化财产)的掠夺和占有的历史事实。这也在博物馆的原型中潜匿着“文化殖民”表达上的物化范式。西方博物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在各个阶段博物馆承载着特定的社会功能：(1)博物馆的起源，14－16世纪，伴随着冒险家的探索世界的活动，博物馆是探险家们展示他们所带来的异域珍宝、稀世古玩的场所及其应用新的科学技术征服世界能力的见证。(2)17世纪博物馆成为唯一接受教育的贵族们的一种教育机构。(3)18－19世纪，博物馆开始大量增加，博物馆及其陈列之物都开始分类并更加细化和专业化，公共博物馆迅速增长，以实现其科学研究和教育之功用。(4)20世纪，博物变得更加繁荣和民主化，游客的阶级、受教育程度、性别等界限被打破，博物馆成了一种公共资源。(5)20世纪下半叶，随着大众旅游的广泛兴起，
及被现代性所异化的大众对于在历史遗产中寻求真实性的心理愿望日益增长，博物馆成为人们热衷的旅游目的地。
在现代性广为渗透的文化语境中，一种深深的“文化失落感”，以及由此而生的“保存”、保护及遗产观念，最终被释放于博物馆的兴起之中。由此，在遗产旅游的倡导下，博物馆的概念超越了“旅游目的地”的范畴，成为了一种现代旅游所描绘的“世界图景”。自然的与文化的景观，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多样性文化遗产，都争先恐后地进入了“博物馆化”的历史进程。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理解媒介》一书中向世人推介了“地球村”的概念，这一名词与另一个相关概念“全球化”在被广泛接受的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了对于文化多样性迅速消失的深深忧虑。与此同时，异文化旅游似乎成为了人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对于非物质文化旅游的体验，更成为游客获取“真实性”(authenticity)的希望寄托。于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物化、对象化、博物馆化的图式之中，这个图式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后现代话语，被博物馆化为旅游目的地的非物质文化所属共同体。甚至在这个话语场中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场域构筑成展演的舞台，正如博物馆里的一个陈列台或是投影机一样，试图吸引游客的注视(gaze)。
博物馆具有塑成自我意识的内在潜力。在博物馆的陈列与表演的文化游戏中，博物馆之物的挑选与陈列，实质上是一种充满悖论的矛盾行为。“艺术与手工制品，虽然被视为美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明证，其被挑选的原则却并非其独特性，而是基于其陈列价值(display value)。”正如学者所述，博物馆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行为，实质上便是一种制造“碎片”(fragments)的过程。族群博物馆在持有和展示遗产物体的时候，除了有赖于他们的学识之外，越来越多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谄媚于外来游客，物品被重新处置、重新分类、重新组织，以满足于新的公众的需求，对于这些新公众而言，“过去，即使是最为晚近的过去，也是一个异域之国”。因此，对于今天的博物馆事业而言，它不啻为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话语重建；使“历史之物”有可能最大程度地成为“自在之物”。
人类学一直将物视为研究的对象，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志范式。“民族志所生之物，便是民族志所考之物”(Ethnographic artifacts aIc objects of ethnography)是谓之。无论民族志对物的叙事是文字的还是展示在博物馆里的，实际上都是经由民族志者的限定、分解、提炼甚至虏取。所以，物的民族志不独是物的一种客观性呈现，也是人类学知识谱系的历史性陈诉。
[责任编辑：陈双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