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各有优势，但均需要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创新需要实现从体系创新到范式创新的转变。“国民幸福论”的提出有着丰厚的经济学思想渊源，也必将助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创新的话语权较大，应该首先考虑用“国民幸福论”助推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国民幸福”是有较大理论创新空间和对新问题解释力的概念，符合市场与政府力量相结合的学术架构要求，可以开拓出历史阶段分析、数学分析、社会调查样本分析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创新空间；中国特色的“国民幸福论”遵循政治家与理论界共同创新的路径，必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
关键词：国民幸福论；范式创新；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5-0001-08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近年来，不断有中国学者提出和阐释“国民幸福论”的理论观点，就是一个努力的尝试。笔者以为，应从库恩“范式创新”的视角对“国民幸福论”进行透析，才能认识其经济学理论创新价值并进一步推动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现将笔者就这一理论观点的一些思考阐述如下，就教于同仁。
一、“国民幸福论”的经济学思想渊源
有人认为谈“幸福”与经济学理论无关，因为研究幸福问题与理论影响较大的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并非经济学。古希腊把幸福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研究，形成了关于幸福的内涵的不同观点，比如，梭伦认为幸福是人拥有更多财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合符德行的生活是幸福，等等；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过“乌托邦”式的幸福社会主张，最近影响较大的“幸福指数”则是20世纪70—80年代由穷国不丹提出并付之于实践。
“幸福”真的与经济学理论无关吗？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误解。社会科学是“人学”，所以，应该把“幸福”范畴看成是社会科学共同的研究对象。总体上看，尽管经济学门派众多，但大致可划分为源于斯密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大类。事实上，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丰厚的“国民幸福论”思想渊源。
1.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国民幸福论”思想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公认的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性著作，其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通过书名，就知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国民财富”，目的是对其原因与性质进行分析。斯密以哲学（即人学）的人性（即“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围绕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反对政府对市场发展的种种限制展开，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2015年9月11日，天则经济研究所邀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Terry Peach教授作学术报告，其题目就是《斯密理论的国民幸福》。斯密的《国富论》还指出了实现国民幸福的经济学标准与手段：交换能力不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贫穷（即不幸福）的根本原因，实现国民幸福的手段是尽量广泛地促进个人间、地区间、国家间的交换，而生活用品上个人间、阶层间差距的缩小则是判断国民幸福实际进展的重要指标（斯密，2001）。
马歇尔的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变的关键。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5篇、第6篇中都研究了国民幸福问题，并在第6篇13章中用“生活标准”来反映幸福的内涵。马歇尔将“生活标准”界定为知识、能力、自尊心的增强，同时还包括审慎开销、拒绝不健康生活方式等。马歇尔重点探讨了人们生活标准维持与提高的经济条件系统，主要是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提高技能的现实制约性与未来可能性等（马歇尔，2005）。
然而，在古典经济学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转变中，数学方法逐步被绝对化地确立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导方法，背离了古典经济学从历史、社会、人文等科学的角度研究经济的方法。由于方法论的片面“边际革命”后，西方经济学过度依赖数学方法，企图用基于“假设条件”的模型建构“理论预期世界”，并以此来剪裁丰富多变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现实。貌似尽善尽美的西方经济学模型所具有的真理性、对实际经济问题“管用”的东西，比古典经济学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领军人物也承认，他们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发挥预警作用；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学者们，也未对本国经济复苏贡献多少有用之策。当然，我们不是反对经济学与数学方法的结合，只是反对把这种结合绝对化，并以此排斥对其他方法的运用。不可否认，国民幸福问题的解决与促进，数学方法仍是不能缺少的工具。 ，加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理论中，国民幸福论的内容日益被弱化，甚至被屏蔽了。比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编写的《经济学》中，从经济学维度讨论国民幸福问题就显得“有中似无”且支离分散。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直接源头毕竟是古典经济学，所以，不少经济学家仍然延续和发展了国民幸褔论。比如，庇古提出了“福利经济学”，伊斯特林教授提出了“幸福悖论”，安尼尔斯基教授出版了专著《幸福经济学》。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和研究经济学意蕴的“幸福”，比如，肖仲华著的《西方幸福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以及付洪春和蒲德祥著的《幸福经济学选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中，也讨论了与国民幸福相关的问题，如福利国家、市场决定收入、转移支付、不平等根源、反贫困政策、医疗保健是“永不消失的问题”，等等（萨缪尔森 等，1998），进而为国民幸福问题的解决与促进提供了经济学选项：要把市场的作用与政府主导的福利制度（特别是医疗保健、转移支付、反贫困等政策）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