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18篇

发布时间: 2022-11-20 19:15:04 来源：网友投稿

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18篇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对文学作理性的、思辨的、科学的分　　析研究的文艺学本身就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在文学发展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18篇,供大家参考。

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18篇

篇一：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对文学作理性的、思辨的、科学的分

　　析研究的文艺学本身就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在文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宗教、哲学对文学的影响乃至控制处处可见。20世纪以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也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深刻影响。对这些影响和渗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文学史的发展，深入理解文学的内涵和意蕴，而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文学的开放性品格。

　　文学与宗教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上文学艺术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始神话与巫术仪式常常混融在一起。不仅创世神话、天启神话、英雄始祖神话等神话形态中充盈着宗教色彩①，而且很多其他样式的原始神话，也往往与巫术仪式等交融在一起。虽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文学与宗教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两种方式，但它们仍有很多的共同点，如两者关注的对象都是人和人的生活，特别是人的心灵和精神，都表现出对人的关怀和对终极的追问，并且宗教与文学都通过想象和幻想，营造着人类精神家园的梦，都具有强烈的情感和感受等。此外，宗教经典中有不少篇章具有文学价值。《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教义典籍，也是一部优美的古希伯来文学选集，其中《约伯记》、《雅歌》和《启示录》还创造了一些文学体裁，古希伯来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战歌、爱情诗等都在《圣经•旧约全书》中得以保存和流传。

　　一、文学史与宗教

　　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宗教对文学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密

　　切复杂的关系。在西方，《圣经》同古希腊文学一起，构成了西方文学的两大源

　　头。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是在宗教的怀抱里长大的，基督教与西方古典文学

　　的关系之密切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斯托尔克奈特曾说：“对过去

　　十六七个世纪里西方文明的任何时期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评论必然涉及那一时期的

　　领导者如何理解和解释《圣经》。”①纵观西方文学史，《圣经》不仅为一代代作

　　家和诗人提供了大量的题材和人物原型，而且基督精神往往内在于文学作品之中。

　　就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而言，人们只有认识和把握了小说中的宗教意识，

　　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其所表现的人性与神性的冲突和统一，

　　从而

　　获得某种普遍性和超越性。可以说，《圣经》是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的“密

　　码”，离开基督教知识和背景，很难真正读懂西方文学。

　　佛教与我国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生发的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佛

　　教自东汉传人中国之后，不仅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新内容，带来了新的形式，而

　　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其中比较重大的有两点。一

　　是格律，发端于沈约、谢眺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就是从梵文经典那里学来的，它受

　　到转读佛经的启发。据陈寅恪先生考证，

　　“中国文士依据及模拟当日转

　　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人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一。永明体创四声八病说，经过后来诗人的不断改进，到初唐以后就形成了严格的作诗格律，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形式基础。二是变文的讲唱体和铺叙手法，可以说唐宋以来的各种俗文学形式，如话本、鼓子词、诸宫调、弹词等都与它有渊源关系。因此，佛教东来后中国文学的变化史是一个大有研究的课题。

　　近代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则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价值和独特作用。陈独秀于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7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作了热烈的颂扬。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由于受到基督牺牲自我救赎众人的伟大精神的影响，在不少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都出现了一些具有牺牲精神的救世者形象。如鲁迅《药》中的夏瑜，就与《马太福音》中的耶稣之死相似，他们同是被出卖，同样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最后夏瑜坟上的花环也是一种显灵的体现。曹禺戏剧中的原罪意识，郁达夫小说中的忏悔和冰心的爱的主题等，都蕴涵着对基督教文化的体认。基督教精神经过中国现代作家的吸纳和消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新质。

　　二、文学创作与宗教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作家身上。有些作家或诗人本身就是宗教

　　的虔诚信徒，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他们的创作思想有深刻影响，托尔斯泰就是一个突

　　出的代表。在他的创作中，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结合形成我们常说

　　的“托尔斯泰主义”。但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盼大师，基督教教义也使托氏的创作

　　产生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托尔斯泰是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

　　画卷，并在作品中激烈抨击了教会的虚伪和罪恶；另一方面，他又是发狂的笃信基

　　督的教徒，极力宣扬“勿用暴力抗恶”，主张“道德自我完善”，由此使其创作体

　　现出文学与宗教的矛盾统一。

　　对中国文人影响较大的是中国化的佛教一一禅宗。禅是梵文的音译略写，

　　意为“静虚”，即通过静收止观达到精神专注、物我两忘的澄明境界。中国的山水

　　诗融人了佛教的清静，谢灵运、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人的诗中都具有禅心。王

　　维就是一位比较典型的融艺术与禅趣于一体的诗人，

　　他在诗中多次提及

　　“夜禅心更寂”、“闲坐但焚香”、“安禅制毒龙”等，对禅宗的深刻领悟使他晚

　　年的山水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等充满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式的

　　禅趣。苏轼的诗中也有禅悟，他在《送参寥师》中写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

　　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用艺术感受的方式传达出禅宗“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的物我归寂的境界。“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好问的这两

　　句诗道出了诗与禅的密切关系。

　　其次，宗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和意象。欧洲文学史上有不少名篇取材

　　于宗教，如弥尔顿的三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就取材

　　于《旧约全书》。《失乐园》援引《旧约全书》中亚当、夏娃因受撤旦引诱，偷吃

　　知识树上的禁果，被上帝逐出乐园的故事，塑造了一个骄傲、野心勃勃，同时又深

篇二：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如何理解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

　　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材料来构筑艺术形象的，并以渗透着情感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简单地说，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具有形象的间接性、意象性、概括性、模糊性。因此，它更易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具有意识性、社会性、和独特性。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从社会生活到文学作品，须经过作家心灵的中介加工。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归结为“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论”。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产品，带有目的和意义，具备着某种价值。其最为直接和独特的作用是它的美悦作用。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得到情绪上、感觉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其次是认识作用。可以从中认识历史和人生，提高观察和理解生活的能力。最后是教育作用。文学作品能影响人的心灵和行为，帮助人提高思想境界，净化灵魂，增强生活的信心和力量。《辞海》是这样定义文学的：“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中外古代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所以又称为“语言艺术”，现代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文学等体裁，在各体裁中又有多种样式。”

　　文学的这种性质就决定了文学既有“纯艺术的”，又不可避免地反映时代背景、社会生活乃至对历史的总结、评判以及对其发展方向的主观愿望。如外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人间喜剧》、莎士比亚戏剧、中国的《诗经》、曹操的诗歌、《水浒》、《三国演义》等。即使是《红楼梦》，能简单的说它就是一部爱情的悲剧小说吗？鲁迅说，翻开中国的封建史，看到的就是“吃人”两字。看《红楼梦》就能感到这个社会就是扼杀人性，因而不可避免的产生要推翻这个社会的冲动。事实上，《红楼梦》从它一问世就被看作有伤风化和“反书”而遭禁，并不是后人把“革命”强加在它头上。

　　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其特征是什么？

　　文学源于生活，又反过来作用于生活。因为文学艺术是人们对美的追求的产物，是人们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情感渗透在文艺作品的审美意象之中。因此，文学对社会的反作用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审美作用，它帮助人们认识美，热爱美，追求美。文学的审美作用包括文学的审美认识作用，审美教育作用和审美愉悦作用。

　　（1）审美认识作用：文学的认识作用，是指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获得社会历史知识，提高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文学通过具体、生动的审美意象来再现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使得我们可以认识历史，认识生活。如，读鲁迅《呐喊》和《傍徨》中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可以对辛亥革命前后我国社会现状有一种形象的把握，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压迫和愚弄，普通百姓的愚昧，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严重脱离群众……文学的这种认识作

　　用是深蕴于文学作品审美意象之中，审美意象展示的生活越宽广，越丰富，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就越大。

　　（2）审美教育作用：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是指对读者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影响，陶冶情操，升华灵魂方面的作用。文学作品中寄寓着丰富，深刻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想，能给人以强烈的启迪，感染和教育。如小说《红岩》中塑造刻画的许云峰、江姐、成然等可歌可泣的党的先烈形象，完全是一部形象生动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材，激励和感染召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去不断地奋斗，不断地前进。这种教育作用是包含在审美意象之中的，是任何说教、图解的办法所不能达到的。审美教育作用主要取决于作品意象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思想倾向。作家对生活越投入，认识越深刻，文学作品的审美教育作用就越大。

　　（3）审美愉悦作用：文学的愉悦作用主要指读者在阅读作品过程，调剂精神，充实生活，得到休息和娱乐方面的作用。因为文学意象的具体性，独创性与丰富性，文学作品就的确充满审美的娱乐性功能。如：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感受其小说中的正义与邪恶、美与丑的较量同时，我们也在其丰富曲折的情节故事中得到审美的快感，求得心灵的慰藉。

　　总之，文学的认识、教育、愉悦作用是文学审美作用的三个具体方面，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文学作品只有有了审美作用，才能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愉悦作用。但在具体的某一部作品中，这几方面的作用又可能是有侧重点的，比如：一部长篇小说，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往往较大。而某一首小小的山水诗，其愉悦作用往往大于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

　　二、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

　　怎样理解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社会结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学是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这只是【马克思】关于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中的一个十分单纯的定位。实际上，就【马克思】的全部观点而言，社会的完整结构要比这复杂得多，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并不是这么平面。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另一方面文学又是能够同时面对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所构成的整个社会。文学与整个社会之间，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关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的动态结构。文学与社会这种动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是文学究竟从哪里来？也就是文学的源泉是什么的问题。对此，历史上曾出现了三种主要的说法：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说。再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存在的模仿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再现说文艺观。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文艺是模仿自然的，如【赫拉克利特】就提出过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是以自然的面貌出现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开始，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突出了社会人生这一文艺模仿的对象。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并对模仿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是对古希腊模仿说观念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又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完善了再现说的文学观。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生活是最美的，所以他认为文艺只要是原原本本地复现了生活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再现说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相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尽管在中国也有【《周易》】的“观物取象”的观念，并且这一观念在后来也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但中国的文艺观还是更倾向于表现说。表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大量的主张者。中国古老的《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永言。”这很类似于表现说的观点。这种观念被后人总结为中国诗歌的一种传统，给中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重大久远的影响。【《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称为“志”，还是称为“情”，它们很显然都是指作家的内心世界。【刘勰】的【《文心雕龙》】，仅就其题目来看，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也是如此，这部经典的文艺理论著作始终把“情性”与作品的关系作为关注点。中国的抒情文学

　　远比叙事文学发达得多的现象，大概也是与这种“诗言志”的文学观念不无关系吧。表现说在中国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主导性的文学艺术观念，当然中国有关表现说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种道德意味和理性成分。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尽管他的灵感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含义却是把文学视为心灵的表现。【康德】把文艺创作看做是人类的情感活动。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如【华兹华斯】、【雪莱】等。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更是提出了特色极为鲜明的表现说文艺观，他认为文学不过是人的潜意识的升华，是作家所作的白日梦。这就把人的与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深层意识视作了文学艺术本源。

　　再现说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本源地位，强调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而表现说与再现说相对，关注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同时它又忽略了生活对文学的最终决定意义和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如此说来，再现说和表现说的文艺观念虽然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但也都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偏见，都没有概括出文学历史的全部事实。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试图避免再现说和表现说的理论局限的说法，即能动反映说。

　　能动反映说认为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黑格尔早就提出过能动反映说的观点，他说：文学艺术“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2]这里提醒人们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属性的时候，要同时注意客观生活与作家心灵两个方面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能动反映说的思想。【马克思】曾经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过人类的普遍创造活动，他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性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这就是说，人所创造的一切对象都将是体现着创造者本质力量的存在，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劳动，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进行重新创造的结果，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结果。毛泽东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这就不仅肯定了社会生活对文学艺术的源泉地位，同时也强调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确立了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文学离开生活就失去了它的客观基础，离开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就丧失了它的存在意义。能动反映说辩证地处理了生活、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既承认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强调了作家的独特创造力，真正概括了文学总是体现为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揭示了文学的某些本质属性。

　　、如何理解文学创作的典型化？

　　文学创作

　　指作家为现实生活所感动，根据对生活的审美体验，通过头脑的加工改造,以语言为材料创造出艺术形象,形成可供读者欣赏的文学作品，这样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称为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最基本的文学实践,它是作家对一定社会生活的审美体验的形象反映,既包含对生活的审美认识，又包含着审美创造。

　　的关系等问题，对“物、”“情”、“文”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并比较细致地论述了创作中的构思过程，奠定了研究文学创作的基础。齐梁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把创作论列为他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神思》中指出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神与物游”的思维特点；在《情采》篇中阐明了“为情而造文”的创作原则，在《物色》篇中提出了“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艺术概括理论，同时还涉及文学创作的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大大地开拓了有关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的领域。此后，出现了浩如烟海的文论、诗话、评点等，其中不乏有关文学创作的甘苦之谈和真知灼见，如清代叶燮在《原诗》中把被表现的客观事物概括为理、事、情，把作者的主观条件归纳为才、识、胆、力，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问题提出了可贵的见解；明代李贽、清代金人瑞、李渔等研究了小说、戏剧的创作经验，也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主张主观和客观统一，崇尚物我交融，寓情于景，形神兼备，是中国文学创作理论的优良传统。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指导，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人的生产的共同规律，即“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造世界。文学创作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集中表现，既要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又要表现主体的审美意识,作为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交融和结合，无疑地要受“美的规律”的直接制约。许多杰出作家的经验表明，文学创作要对人生进行探索，必定要在作品中反映作家对生活的审美体验,倾注他们的感情和理想。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指出，文学创作“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在《俄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又说,《阿Q正传》反映的正是“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总结自己的创作道路时指出：“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的每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作家的这种探索和追求，正说明了文学创作的审美性质。文学创作需要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个过程极为复杂，其中包含着诸如素材积累、艺术构思、语言表达等方面的问题。它因时因事而异，变化无穷，但又有一定的共同规律可循。

　　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应当从对生活的审美感受出发。他的生活积累越深厚，就越能培育出丰硕的果实。因此,作家首先必须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文学描写的中心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要善于在社会实践中观察人、剖析人的内心世界，关心人们的各种命运，设身处地地体察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心理、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色彩和节奏，从生活中获得只有作家个人才能捕捉到的那种独特的感受，抓住最能代表人物性格的特征和行为。同时，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深入思考，透过生活现象探求生活真谛,逐步加深对生活的理解。在深入生活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各种人和各种社会现象，这是文学创作的前提。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不能简单地记录事实，而需要把日常的生活现象典型化，这就是孕育作品时的艺术构思过程。所谓典型化，就是化生活素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为此，必须经过艺

　　术概括对生活进行选择、提炼、改造、集中，虚构出新的形象。正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所说的：“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渐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选取题材。作家所写的应当是他受了感动而又认为有意义的审美对象，接着而来的，是酝酿主题。文学创作要取得成功，不仅要题材选择得恰当，而且尤需从中发掘出它的深刻的含义，揭示出别人没有觉察到的事物之间的某种本质联系，获得对生活的独特的审美体验。主题应该是从丰富的生活感受中反复思索和探求而酝酿成熟的结晶，它来自生活的深处，是和生动的表象有血有肉地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构思由此继续深化，使生活表象和作家的审美意识融合起来，逐渐形成意象，最后才能化为艺术形象。

　　文学创作在艺术构思的基础上，还有一个语言表达的过程。既要力求做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又要寻找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高尔基说：“语言把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造型艺术。”(《论散文》)语言具有描绘形象、唤起读者形象联想的功能，是因为语词所表现的概念是同有关的表象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应当掌握语言艺术的特点和技巧。从所反映的生活出发,去寻求最恰当的语言。老舍在《语言与生活》中说过：“语言脱离了生活就是死的。语言是生命与生活的声音。”作家有深厚的生活底子,对所写的人物有深刻的了解,才能更好地驾驭语言。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掌握世界的方式有其特点，人们把作家形象地认识和反映生活的过程称为形象思维或艺术思维。别林斯基在《智慧的痛苦》中说：“诗人用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又指出:“艺术是对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寓于形象的思维。”形象思维是人们的认识规律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特殊表现，体现为自觉的表象运动，通过形象的联想、推测和组合，而构成新的艺术形象。它不仅是对生活的审美认识，而且是一种审美创造过程。当然，文学创作不只是依靠形象思维，它也离不开逻辑思维。茅盾在《漫谈文艺创作》中指出：“可以这么说，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在作家头脑中交错进行，使创作过程中既有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主题思想，又能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构思整体的两面，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的，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对立的。”

　　情感、激情对于文学创作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创作的重要动力，又是作品内容的重要因素。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必然对一些人物和现象流露出同情或喜爱，而对另一些人物和现象表示厌恶和反对，他必然要透过作品中的形象对生活作出评价，显示出自己的倾向，并以这一切去感染读者。作家对生活的审美认识、审美评价、审美感情、审美理想，都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然而，作家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的表现又是很复杂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世界观不一定是单纯的,而且常常有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在形象思维中往往表现出这样的情况：形象一旦孕育成熟，就有他自身发展的逻辑，有时会修正作家原有的观点。文学作品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既可能超越作家原有的认识，也可能没有达到作家原来的意图。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思想观点和客观的现实生活发生

　　矛盾的情况是难免的。许多伟大的作家在面临这种矛盾的时候，都力求忠实于客观现实生活，纠正自己的错误观点，而使思想得到提高。这也是文学创作中所常见的现象。

　　典型化就是概括化吗？

篇三：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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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学的作用和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思考

　　作者：李茂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30期

　　摘要：对文学的作用以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按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以下简称韦勒克）《文学理论》中的思路归纳了几种观点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文学最重要的是审美作用；“虚构性”、“想象性”是文学的本质；愉悦功能与思想、道德、知识、社会现实等不是共存，是交汇。

　　关键词：愉悦；教化；严肃性；社会性

　　一、文学的作用

　　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把文学史上文学的作用的相应观点陈列出来但没作概括，笔者总结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把文学当作纯文学，与意识形态其他领域的形式完全无关。文学作品是“纯诗”，作家为艺术而艺术，作品是纯粹声音与意象的组合，读者是通过阅读、文字的技巧化、形式美产生愉悦之感。第二，长期以来，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贺拉斯一脉相承下来的“快感”说、“教育”说、“净化”说、“寓教于乐”说，爱伦坡所说的诗中的信念是“启迪”手段，“教育缪说”等等，这类说法认为文学具有重要的认识作用、知识作用，它可以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可以传达知识，“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①，文学是资料库是档案柜；文学是宣传，作家是诚恳的有责任的宣传家。韦勒克也提出了宣传的不足，他认为最低级的一类艺术才是宣传，伟大的、好的艺术都不能说是宣传，而是在有意无意中影响读者。文学可以替代许多东西，如去国外旅游或羁留，可以替代直接经验和想象的生活，还可为社会做贡献。他认为划分伟大的好的和低级的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看是否“有用”和“有教育意义”。第三类看法介于前两者之间，认为文学的教育意义和严肃性知识性应该是令人愉悦的。读者从作品得到的愉悦感都是来源于对作品的知识、哲理、道德和思想的理解；贺拉斯的“甜美”和“有用”不可截然分开。“有用”的严肃性、教化功能是在“甜美”当中取得的。艺术所表现的东西，优于读者自己的幻想或思考，阅读让人放松和解脱，使人心灵平静，在如释重负中得到快感。文学不是消磨时间，是值得重视的事物。

　　在提到文学的作用时，我们似乎仅从读者的角度去思考判别而忽略了作者。文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它的作用。文學何以存在，涉及到文学史上作者多样化的创作动机：或表现或宣泄或揭示或批判……，也会为了技巧而技巧。很多时候作者的创作动机直接决定了文学的作用。作者想给读者带来什么，这其中有愉悦、有宣传、有教谕、有游戏、有净化、有滋养。莫言认为文学应该超越政治性阶级性更多的关注人性，人的尊严、人的情感，因此，阅读其作品感觉比心理学家教给我们的人性知识还要多；龙应台认为文学的作用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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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的意义指向远不是风花雪月的炫技，而多是耐人寻味的具有严肃的、有意义的、更贴近生活本质的话题。

　　以上提到的文学作用的几种情况都存在。有些作家就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对这类作品的阅读确实带来了形式上的满足感。比如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作品，比如某些意识流小说，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就是由于这一体裁的特殊性对人物细致的心理描写的一种期待吗？读金庸的小说，我们会对他笔下那些爱恨分明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充满期待，也会对他驾驭于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幻的能力充满期待……。在期待实现的那一刻，我们是愉悦的。阅读开始之前，没有人会想到我是为了净化、为了认识为了受教育而阅读。我们首先关注的应是作品的形式，愉悦是最重要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愉悦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成长了、改变了，对过去释然了，对未来有了梦想，对人类共同命运有了关注。我们会发现，形形色色的世界就在文学作品中。作品引领我们去认识去理解。我们的教材上往往把文学的作用归结于认识、教育和美育三个方面，文学的作用不会这么简单。由于作家作品读者的不同，过分强调文学的认识教化作用只能使文学更加偏离文学本身。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特别强调文学研究应绝对是文学的，应还文学以“文学性”，要把文本分析的视角投射到语言结构上，不主张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文学具有自身属性，这是其他艺术替代不了的。

　　文学作为开放的系统，正因为它不确定的意象，它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才吸引众多接受者，使读者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按韦勒克的意思，让文学回归文学。笔者更倾向于文学的愉悦功能。愉悦并非简单的五官六腑的快感，而是不带功利性的对作品意义的参照、对人性的认知、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和对人生价值的判断。文学是审美的，是由创作者的虚构想象带来的快感和享受。笔者也不主张文学等同于娱乐，把娱乐当做文学的目的是对有责任感的严肃作家的不尊重。同时，也不主张第二类看法认为文学就是宣传，作家就是宣传家。

　　正如韦勒克认为的那样，文学的本质在于它的虚构性、想象性和创造性。愉悦与知识、思想、道德情操等等不是共存，是交汇。严肃性和教育意义是愉悦的，是在无所希求的冥思默想中取得的。文学的美就是它的作用，就是它存在的理由。

　　二、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韦勒克不仅把作家传记、思想和心理的研究看成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而且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归结到外部研究。

　　形式主义拒绝文学批评的社会学方法，什克洛夫斯基认为作品一经问世便卓然独立于作家和社会之上，形成一个特殊的虚构世界。在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历来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为重要章节，先是突出文学与政治、宗教、哲学、道德等的关系，后来比较看重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始终不脱离“不平衡”的理论。近年来，我们看到教材上又完全没有了文学与社会关系的内容。如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文学与社会关系怎样，有没有必要对文学作社会学的研究。我们通过对韦勒克《文学理论》的学习，可以对这两个问题有较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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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教材中，在“文学与社会”这一问题上，往往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理解为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它与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哲学、道德宗教有紧密的联系，然后举出例子说明作品中怎样带有政治观点、哲学思想、道德影子、宗教倾向，有时还得出谁决定谁的结论。这样的探讨显得狭隘和表面，仅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定义为一些社会状况和社会制度。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承认了文学与社会的关联性但并没有把两者的关系简单化，在他们看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表现在：作为文学重要的表现手段象征、格律和神话属社会问题，社会现实从来都是文学模仿的对象，诗人是社会的一员，拥有特定的社会地位，文学的产生于某些社会实践有关，文学具有社会功用。这种看法现在的教材都是以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文学四要素表达的，即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这四要素是圆上的四点，相互影响支撑。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篇四：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对文学作理性的、思辨的、科学的分

　　析研究的文艺学本身就属于社会科学的X围。在文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XX、哲学对文学的影响乃至控制处处可见。20世纪以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也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深刻影响。对这些影响和渗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文学史的发展，深入理解文学的内涵和意蕴，而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文学的开放性品格。

　　文学与XX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上文学艺术与XX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始神话与巫术仪式常常混融在一起。不仅创世神话、天启神话、英雄始祖神话等神话形态中充盈着XX色彩①，而且很多其他样式的原始神话，也往往与巫术仪式等交融在一起。虽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文学与XX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两种方式，但它们仍有很多的共同点，如两者关注的对象都是人和人的生活，特别是人的心灵和精神，都表现出对人的关怀和对终极的追问，并且XX与文学都通过想象和幻想，营造着人类精神家园的梦，都具有强烈的情感和感受等。此外，XX经典中有不少篇章具有文学价值。《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教义典籍，也是一部优美的古希伯来文学选集，其中《约伯记》、《雅歌》和《启示录》还创造了一些文学体裁，古希伯来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战歌、爱情诗等都在《圣经·旧约全书》中得以保存和流传。

　　一、文学史与XX

　　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XX对文学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密切复杂的关系。在西方，《圣经》同古希腊文学一起，构成了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是在XX的怀抱里长大的，基督教与西方古典文学的关系之密切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斯托尔克奈特曾说：“对过去十六七个世纪里西方文明的任何时期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评论必然涉与那一时期的领导者如何理解和解释《圣经》。〞①纵观西方文学史，《圣经》不仅为一代代作家和诗人提供了大量的题材和人物原型，而且基督精神往往内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就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而言，人们只有认识和把握了小说中的XX意识，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其所表现的人性与神性的冲突和统一，从而获得某种普遍性和超越性。可以说，《圣经》是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的“密码〞，离开基督教知识和背景，很难真正读懂西方文学。

　　佛教与我国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生发的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之后，不仅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新内容，带来了新的形式，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其中比较重大的有两点。一是格律，发端于沈约、谢眺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就是从梵文经典那里学来的，它受到转读佛经的启发。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中国文士依据与模拟当日转

　　近代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则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价值和独特作用。陈独秀于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7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作了热烈的颂扬。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由于受到基督牺牲自我救赎众人的伟大精神的影响，在不少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都出现了一些具有牺牲精神的救世者形象。如鲁迅《药》中的夏瑜，就与《马太福音》中的耶稣之死相似，他们同是被出卖，同样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最后夏瑜坟上的花环也是一种显灵的体现。曹禺戏剧中的原罪意识，郁达夫小说中的忏悔和冰心的爱的主题等，都蕴涵着对基督教文化的体认。基督教精神经过中国现代作家的吸纳和消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新质。

　　二、文学创作与XX

　　XX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作家身上。有些作家或诗人本身就是XX的虔诚信徒，他们的XX信仰对他们的创作思想有深刻影响，托尔斯泰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他的创作中，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结合形成我们常说的“托尔斯泰主义〞。但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盼大师，基督教教义也使托氏的创作产生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托尔斯泰是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画卷，并在作品中激烈抨击了教会的虚伪和罪恶；另一方面，他又是发狂的笃信基督的教徒，极力宣扬“勿用暴力抗恶〞，主X“道德自我完善〞，由此使其创作体现出文学与XX的矛盾统一。

　　对中国文人影响较大的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禅是梵文的音译略写，意为“静虚〞，即通过静收止观达到精神专注、物我两忘的澄明境界。中国的山水诗融人了佛教的清静，谢灵运、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人的诗中都具有禅心。王维就是一位比较典型的融艺术与禅趣于一体的诗人，他在诗中多次提与“夜禅心更寂〞、“闲坐但焚香〞、“安禅制毒龙〞等，对禅宗的深刻领悟使他晚年的山水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等充满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式的禅趣。苏轼的诗中也有禅悟，他在《送参寥师》中写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用艺术感受的方式传达出禅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物我归寂的境界。“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好问的这两句诗道出了诗与禅的密切关系。

　　其次，XX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和意象。欧洲文学史上有不少名篇取材于XX，如弥尔顿的三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就取材于《旧约全书》。《失乐园》援引《旧约全书》中亚当、夏娃因受撤旦引诱，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被上帝逐出乐园的故事，塑造了一个骄傲、野心勃勃，同时又深受上帝压迫的撒旦的形象；《复乐园》则根据《新约．路加福音》里耶稣在约旦河畔由圣徒约翰施洗后，经历圣灵安排的撒旦诱惑这一考验的故事，强调了信仰消除情欲的强大威力；《力士参孙》取材于《旧约全书．士师记》中以色列民族英雄参孙被妻子大利拉出卖给非利士敌人后宁死不屈，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悲剧故事，表现了坚强的革命精神。在这个系列史诗里，旧有的XX故事经过加工提炼后脱胎换骨，表现出作者在英国大革命与复辟时期的痛苦、感受和思考，成为文学和XX艺术结合的X本。不仅如此，XX中的一些形象还成为文学中常见的原型和意象，如十字架、天使、犹大、原罪、伊甸园等经常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D·H·劳伦斯的作品就经常出现“伊甸园〞的模式。从第一部小说《白孔雀》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一直在寻找伊甸园式的极乐之地，探寻灵肉合一的理想的两性关系。而我国的《山海经》，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以与后来的《西游记》、《封神榜》等也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佛教的影响。

篇五：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文学与社会科学

　　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对文学作理性的、思辨的、科学的

　　分析研究的文艺学本身就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在文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宗教、哲学对文学的影响乃至控制处处可见。20世纪以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也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深刻影响。对这些影响和渗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文学史的发展，深入理解文学的内涵和意蕴，而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文学的开放性品格。

　　文学与宗教

　　一、文学史与宗教

　　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宗教对文学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密切复杂的关系。在西方，《圣经》同古希腊文学一起，构成了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是在宗教的怀抱里长大的，基督教与西方古典文学的关系之密切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斯托尔克奈特曾说：“对过去十六七个世纪里西方文明的任何时期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评论必然涉及那一时期的领导者如何理解和解释《圣经》。”①纵观西方文学史，《圣经》不仅为一代代作家和诗人提供了大量的题材和人物原型，而且基督精神往往内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就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而言，人们只有认识和把握了小说中的宗教意识，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其所表现的人性与神性的冲突和统一，从而获得某种普遍性和超越性。可以说，《圣经》是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的“密码”，离开基督教知识和背景，很难真正读懂西方文学。

　　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人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一。永明体创四声八病说，经过后来诗人的不断改进，到初唐以后就形成了严格的作诗格律，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形式基础。二是变文的讲唱体和铺叙手法，可以说唐宋以来的各种俗文学形式，如话本、鼓子词、诸宫调、弹词等都与它有渊源关系。因此，佛教东来后中国文学的变化史是一个大有研究的课题。

　　二、文学创作与宗教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作家身上。有些作家或诗人本身就是宗教的虔诚信徒，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他们的创作思想有深刻影响，托尔斯泰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他的创作中，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结合形成我们常说的“托尔斯泰主义”。但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盼大师，基督教教义也使托氏的创作产生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托尔斯泰是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画卷，并在作品中激烈抨击了教会的虚伪和罪恶；另一方面，他又是发狂的笃信基督的教徒，极力宣扬“勿用暴力抗恶”，主张“道德自我完善”，由此使其创作体现出文学与宗教的矛盾统一。

　　对中国文人影响较大的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禅是梵文的音译略写，意为“静虚”，即通过静收止观达到精神专注、物我两忘的澄明境界。中国的山水诗融人了佛教的清静，谢灵运、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人的诗中都具有禅心。王维就是一位比较典型的融艺术与禅趣于一体的诗人，他在诗中多次提及“夜禅心更寂”、“闲坐但焚香”、“安禅制毒龙”等，对禅宗的深刻领悟使他晚年的山水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等充满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式的禅趣。苏轼的诗中也有禅悟，他在《送参寥师》中写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用艺术感受的方式传达出禅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物我归寂的境界。“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好问的这两句诗道出了诗与禅的密切关系。

　　就是用禅宗参禅的方式去理解诗歌。司空图的“韵味说”、严羽的“妙悟说”和王士祯的“神韵说”等都是从禅理引申过来的，这些文人借用禅理的妙谛来论述诗歌的奥妙，由此在中国诗坛上形成了一种淡泊清空的诗风。

篇六：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如何理解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

　　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其特征是什么？

　　用是深蕴于文学作品审美意象之中，审美意象展示的生活越宽广，越丰富，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就越大。

　　二、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

　　、如何理解文学创作的典型化？

　　文学创作

　　典型化就是概括化吗？

篇七：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05-3560

　　蔡丽霞

　　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摘要：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是创作的源泉，是创作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再加以

　　研究考证才有一个真正的写作素材。否则，一个人有再高的才能，也只是闭门造车。就算能写出作品也由于脱离了生活，必定是经不起读者的推敲、无法得到读者的认可。而“文学”二字在《辞海》中的定义则是：“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由此可见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所以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离不开文学，二者是相辅相承、缺一不可的。关键词：文学生活源泉能动反映

　　*关键词之间应该用分号隔开

　　*********************************************************************文学是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生活的一种形式，离开生活，文学就不成其文学，而离

　　开生活的文学也是残缺的生活，或者说是缺少品味的生活，因此文学离不开生活，没有文学就没有生活。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首极其优美的诗歌。只待我们用文学理论来构建它，将它展现出来。

　　*序言中并没有重点讲述到研究的背景、动机、方法、意义。

　　第一、文学创作的历史及由来

　　在中国文学史上,随着文学的发展,人们曾不断地总结文学创作的经验,探讨文学创作问题。从先秦开始,人们就逐渐注意到文学托物言志反映生活的特点。晋代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创作的文章,其中心内容就是“论作文之利害所由”。陆机根据文学的实践经验，指出文学创作的难处在于“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从而提出了文学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对“物、”“情”、“文”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并比较细致地论述了创作中的构思过程，奠定了研究文学创作的基础。齐梁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把创作论列为他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神思》中指出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神与物游”的思维特点；在《情采》篇中阐明了“为情而造文”的创作原则，在《物色》篇中提出了“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艺术概括理论，同时还涉及文学创作的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大大地开拓了有关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的领域。此后，出现了浩如烟海的文论、诗话、评点等，其中不乏有关文学创作的甘苦之谈和真知灼见，如清代叶燮在《原诗》中把被表现的客观事物概括为理、事、情，把作者的主观条件归纳为才、识、胆、力，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问题提出了可贵的见解；明代李贽、清代金人瑞、李渔等研究了小说、戏剧的创作经验，也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主张主观和客观统一，崇尚物我交融，寓情于景，形神兼备，是中国文学创作理论的优良传统。

　　第二，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

　　人们常常讲：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是创作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研究考证才有一个真正的写作素材。否则，一个人有再高的才能，也只是闭门造车，就算能写出作品也由于脱离了生活，必定是经不起读者的推敲、无法得到读者的认可。相信很多人对于“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的典故都不会感到陌生。北宋着名诗人王安石喜欢改诗，他为同时代的诗人改诗，而且还为古人改诗。有一次王安石看见一首诗中的两句诗：“明月当空叫，黄犬

　　卧花心。”王安石看后不觉发笑，心想：“明月”怎么会叫？黄犬怎会卧在花心上呢？于是他提笔改成“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阴”。后来，他游历南方，发现南方有一种鸟叫“明月”，叫声婉转动听；有一种昆虫叫“黄犬”，常在花心飞来飞去。这下子他才明白，那两句诗是对的，而他给人家改错了。王安石作为一名大文豪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缺乏对该事物亲身体验，缺乏生活实践。

　　又如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中“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如果生活中没有早莺，春燕，泥，诗人还能写出如此美妙诗句吗？没有哪一位作家的优秀作品不是缘自生活，这些作品素材是他们或亲身经历，或亲耳听说，或亲身体验，无不与生活密切相联。即使是在极平凡的生活中，一件极其细小的事物，“作家”只要细心观察，不但能看见旁人能看到的东西，还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一段生活，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是一个动人的经历，从文学创作来说，他就是一段素材，而作者已经把它存储起来了，他随时可以成文，可以是一首小诗，可以是一篇小小说，也可以是宏篇巨着……这段生活经历就是一块干的海绵，而想让它有分量，就要让它不断吸收水分。总之，这个经历是有用的，只有经过加工、打磨等许多过程，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可见，原始材料再生动也不能保证写出好的文章来。生活是丰富的、动人的，但文学却是一定离不开社会生活。我不知道，从古到今有哪部文学作品脱离了生活而独立存在，又有哪些作家远离生活而独自创作。所以，我们说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

　　第三，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

　　所以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是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文学所反映的世界并不等于世界本身”①。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不等于”并不等同于“不是”。那么，也就是说，文学绝对是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现象的一个集中体现。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要比生活高。只有高于生活，才能更真实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更深刻地揭示生活意义，从而作品也才能对生活起推动作用。如果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完全一样甚至比这些还简单、还平庸，只是简单的生活再现，缺乏思想和令人深思的价值。我想这样的作品必然不会是什么成功的作品。曾有过这么一个故事，讲的是有一种生活在亚马逊平原名叫雕鹰（鹰科中并没有这一种鸟，是文艺工作者们虚构的）的动物，它在成长过程中，会被母亲无数次折断翅膀然后抛下悬崖，这样才能练就好各种本领之类的。而有读者看完这个故事后就去查了一下这种号称“生活在亚马逊平原”的雕鹰，结果却发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生物或者有类似习性的生物。便认为作者所写的文章是毫无根据，完全是为了起教育作用或者励志作用的。所以故意写一些人们无从考证的事，认为看过这篇文章的人绝大多数是不会去亚马逊，即使去了也不见得会真正去考察是否有这种动物。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教育而撒谎，是一种欺骗读者的行为。这名读者所说的话固有一道道理，但不免有些偏激。鲁迅先生曾说：艺术再现生活的特点之一乃是“假中见真”。有时为了“艺术上的真”可以对生活事实进行缀合，抒写和推断。其结果尽管不符合某些事实，然而还是真实的②。一部好的作品，给读者看完后，要么回味无穷，要么发人深思。这都是因为与人们生活密切联系，反映当代人们内心世界、反映一定社会现实。在此我们可以以我国三国时期的曹操为例，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把曹操塑造成为一个典型的封建统治者形象，多疑、忌才妒贤、有着无穷贪欲和权势欲的人物。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为何同一人物在两部不同作品的形象却是截然不同呢？后世学者认为，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在描写曹操这个人物时带有极浓烈的主观色彩。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

　　战时的粮食问题，精通音律，善作诗歌。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三国演义》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小说，取材都是以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为历史背景，前后横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久。三国演义的前身要从晋朝史学家陈寿编纂成的史书三国志开始，加上南朝宋人（并非南宋）裴松之为其作注，增补了许多材料。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由此为基础的三国故事得以不断传承下去，期间平话及戏曲改编成的三国以广泛流传，直至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最终才以小说的形式出现。期间作者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一些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某些方面，这就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想法添加了进去。是一部经过一定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所以，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

　　第四、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多边关系：

　　1、文学与作家：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多边关系，它包括了从生活到作家、从作家到文学文本。从文学文本到读者，再由读者进行反馈的双向过程。社会生活不可能直接产生文学，必须经过作家的中介，即由作家的创造才得以实现。在这里，作家也即创作主体是文学得以产生的中心环节。另一方面，作家创造出来的文学文本也只有通过读者的接受活动才得以成为审美对象，发挥其社会作用。

　　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正如毛泽东所说：文学“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就不仅肯定了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又强调了创作主体即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在反映生活过程中的重大作用。现实一经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它就不再是独立于创作主体之外的纯粹客体，而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被主体所观照，所摄取，所发现，所加工和改造，从自然形态的东西变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处处打上主体的印记。文艺创作是一种主、客体融为一体的意义创造，作家笔下的现实决不仅仅是对生活现实的“复制”，而是体现了作家创作个性和审美态度的“第二自然”。如歌德说的艺术妙肖自然，而非摹仿自然，服从自然。又超越自然。以往的再现说基本上属于直观反映论，把作家的作用仅仅看成摹仿或镜子式的反映，把艺术看成是与现实同质的东西。而能动的反映论在肯定生活是创作源泉的前提下，强调创作是一项复杂的精神劳动，在这过程中，主体拥抱生活,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对象化，创造出既源于生活，又与生活异质的审美容体。黑格尔曾经指出：“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丁黑格尔认为“绘画的基本原则在于内在的主体性。”至于文学．它用的则是更为观念性的语言符号作为媒介，用语言来造型、叙述和抒发感情．这样．无论在其内容上和表现方式上，都为主体性原则所深深地侵人。

　　2、文学与物质经济生产的关系：

　　一定社会的精神生产是以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文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与物质经济生产的发展基本相适应。

　　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部分中，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宗教等都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或说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经济基础对文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着文学的性质。这是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性质，那么，在这个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文学，就其总体而言，也将具有这种性质。不过，通常经济基础的性质对文学性质的决定，要通过政治等意识形态的传递。因此，这种决定作用，一般是间接的。其二，经济基础

　　的演变制约着文学的演变。这是说，文学不仅是适应着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产生的，而且要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的。不过，促进文学变化与发展的因素有多种，经济基础是这多种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种。通过经济基础的变化对文学变化的制约，要通过多种中介因素的转换。然而，不管怎么说，文学的性质、变化与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的。

　　从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学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决定；另一方面文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具有相对独立性。

　　文学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或者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或者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或者在破坏旧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又促进新的经立和发展。

　　文学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文学的变更通常并不和经济基础的变更同时发生。就是说，当经济基础发生变更时，旧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学往往不会立即消亡，而会延续一个时期，通常要借助新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新文学与之竞争，才能促使或加速它的消亡过程。而且即便旧文学从总体上退出历史舞台了，某些旧形式还会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发挥着作用。其次，文学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继承性。每一时代的文学，虽然都是适应着一定的社会发展或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它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材料，凝聚着一定的文学惯例和传统，从而影响着后代文学的发展。就是说，旧时代文学中富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仍然会在新的社会条件里流传下来，成为欣赏的对象和创新的前提。文学的发展除了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外，还受它自身内部规律的规约，即在继承中革新。在延续中发展。再次，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还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况：其一，从艺术形式来看，某种艺术形式的巨大成就，只可能出现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上，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这种艺术形式反而会停滞或衰落。其二，从整个艺术领域来看，文学的高度发展有时不是出现在经济繁荣时期，而是出现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时期。

　　总括起来说，从文学艺术总的发展趋势、总的历史进程看，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是相平衡的，经济因素是制约文学发展的根本因素。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里，两者之间既有平衡的一面，又有不平衡的一面，因为文学的发展还要受到上层建筑其他因素的影响与文学自身规律的规约。

　　3、文学与政治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比较接近，因而对经济的作用较大较直接。在上层建筑各领域中，政治是最活跃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这种影响表现在：第一，政治影响着文学的性质和方向。经济基础的性质对文学性质的决定作用，通常要经过政治的中介作用。就是说，先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政治的性质，再由政治的性质决定文学的性质。同时，政治还可以影响文学的方向。政治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势必会对文学的方向以有形或无形的影响，特别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或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这种影响尤大。第二，政治影响着文学的内容与风格。文学虽不一定直接表现政治的内容，但政治会作为一种文化环境或社会气候影响文学关心什么、反映什么，并使文学形成反映政治形势与时代精神的总体风格特征。如初、盛唐文学，因其政治相对清明，往往表现出积极进取、博大乐观的风格；而中、晚唐时期，因社会动荡，政治昏暗，文学则多表现人民的不满与反抗的内容，其风格转向怨怒哀伤。第三，政治影响着文学的繁荣或发展。统治阶级的文化制度与政策，乃至统治阶级中权威人物的艺术趣味与爱好，都会这样那样地影响文学创作，对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起着或促进或阻碍作用。当然，文学也对政治发生影响，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影响是较为间接的，而且文学要通过特有的审美方式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才能发挥这种影响。

　　总的来说，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生活目标。文学创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不一定是比谁投入的时间多为胜出；除了时间，还决定于悟，生活和学习，以及不可或缺的机遇；文学家的地位也不是以文学作品的多寡来衡量。这就是乾隆皇帝写了数

　　万首诗歌也没有诗歌的历史地位，而唐代的许多诗人仅凭流传下来的十数首诗歌作品仍能称为大诗人的原因所在。曹雪芹亦仅有一部未完成的《红楼梦》，又有谁能否认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呢！美国作家海明威更是一个大玩家，仅他玩出的祸事就足够将他称作“闯祸专家”，他自己也玩得遍体鳞伤，但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世界一流的着名作家，他的代表作品则大都是其对生活的真实体验。是故，我一直赞赏刻苦学习和创作的精神，却并不赞成苦行僧一般的简单生活。尤其是作为文学创作者，他的生活理应丰富多彩些，才有利于文学人物的生动塑造。如果一味地闭门造车，那是很容易千人一面的。当然，如果你的生活素材已经积累的够多够丰富，所需的唯有时间，且能够静下心来，那倒也不妨采用苦行僧的方式来写作。就如曹雪芹于《红楼梦》，动笔前的丰富阅历已经足够他写作终生了。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我渴望成功，渴望在文学创作上“一举成名天下闻”。但我并不打算放弃我太多的生活乐趣去实现这个梦想。我更愿意将丰富多彩的生活视之为对生活的各种体验，“从生活出发”，这是更适合于我的写作方式。

　　*全文整体上有些臃肿，资料没有进行很好的选择和剪裁，因此叙述的层次上不

　　是很清晰简练，应先从资料的简洁方面修改。

　　参考文献

　　①《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p37

　　②《文学原理新编》杨振铎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p143

　　*参考文献格式不当，序号应该加上大括号。且没有标明参考文献类型，各类型

　　的参考文献都有其相对应字母。如：

　　（1）着作：[序号]主要责任者．着作名[M]．其他责任者．版本项．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2）连续出版物：[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J]．年，卷（期）-年，卷（期）．出

　　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3）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

　　[J]．连续出版物题名：其他题名信息，年，卷（期）：页码．

　　（4）论文集：[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C]．析出文献其他

　　责任者//专着主要责任者．专着题名．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

　　出文献的页码．

　　（5）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类型标

　　志]．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或访问路径．

篇八：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浅议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专业：现代教育技术姓名：白泷日期：2012年9月28

　　浅议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摘要】：如果把由人与人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比作地球,文化就像覆盖

　　在地球表面的大气,了无踪迹但又不可或缺,文学则犹如空气中的臭氧分子,是构成文化的成份之一,它的存在与否虽不会对社会构成直接威胁,但长远看来,缺少了文学的社会也许不会像今天一样的精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文化的重要地位不能被忽视。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文学与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调整了彼此之间的位置与距离,并在各个领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关键词】：文学社会关系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综观历史和当今社会，文学很难和政治划清楚，政治是上层建筑，他/她很自然地要影响到文学，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又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毛爷爷教导我们说：文学为政治服务，想周作人等也提倡为文学而文学。还看新中国五十多年来的当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这个经历了长时间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度里，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时候被炮火所轰碎，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时，文学，作为始终不屈不挠地反映社会的变化

　　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在新时代里，却被一条无形的枷锁所桎梏，这就是政治。

　　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通过写窦娥被无赖诬陷，又被官府错判斩刑的冤屈故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通过文学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和当时政治的状况。宋代散文家苏洵有一篇著名的史论文章—《六国论》，它精辟地论述了战国后期的齐、楚、燕、韩、赵、魏这六国灭亡的原因，借古讽今，目的是告诫北宋王朝需吸取历史教训，改变对契丹，西夏的妥协投降政策，以免重蹈历史的故辙。苏洵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让他看出了六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弊在秦赂”，这都反映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息息相关，紧密联系。

　　鲁迅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恐怕是没几个人不知道了吧，他的祝福通过写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封建黑暗社会的吃人本质。拜读过他的许多作品，都让我们深深知道他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作品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

　　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醒目的色彩，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社会根源。这也充分彰显了文学无不影响着政治。

　　再者，我们不妨借鉴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来谈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解除婚约，让爱情得到永恒，可是，这可能吗？如果把政治和文学比作男人和女人，那么男人和女人最终的结果就是结婚成家，当然这只是正对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是夫权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很多那女结合到一起就是为了娶妻生子，婚前素不相识，自然没有爱情，更谈不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了。而当今的社会妇女解放了，很多家庭女人成了主宰。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的确因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而有了不同的解释和看待了。

　　综上所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不同的作家作品的思想观念而不断变化体现出来。二、文学与经济的关系

　　跟随确认自古以来，“文以载道”的思想深入我国文人的骨髓，文学与经济并不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那样紧密，几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古代的文人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下，一生以仕途为荣。加以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文人更是以用文学赚钱为耻。专业作家在过去是很少见的。文人与经济的联系最多不过像一些穷困书生“代写书信”赚些盘缠那么简单而已。

　　同时，一直在人们的思想中，文人们都应该像出家人一样“四大皆空”，像神仙一样“不食人家烟火”。也正是因此，从而使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功利性一直都被埋藏，导致文人们的现实生活似乎都不是那么乐观，还有的极其穷困潦倒，甚至到了有了上顿愁下顿的地步。这个，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甫”恐怕是个挺好的例子的。当然，文人们此等高风亮节的人格，的确值得世人千代尊敬.万代景仰。然而把“文学”与“经济”看成是两个隔离区，则大可不必。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受特殊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在50到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与商品的关系，延续着“根据地”和“延安文学”的“传统”。在当时，文学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与金钱、商品无关的“精神产品”。左翼文学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都在划出文学与“商品”之间的严格界限。“文革”中，文学的这种“纯洁”性似乎

　　达到未曾有过的境界。稿酬已被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而取消，对文学的任何“消费”、“娱乐”成份的理解和阅读动机，都受到了批判。

　　进入80年代以后，在“改革”和“现代化”的趋势下，文学渐渐的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第一性的原则。8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文学格局。不仅是政治上的选择，而且面临“市场”的越来越强大的选择力量，报刊和出版业的发展迅速，普通日报和各种专业报纸，都辟专栏刊发文学方面(创作、评论)稿件。文学刊物以及与文学有关的刊物的数量比起五六十年代来，有极大增加。这对于作家的生存处境和写作道路的重新确立，构成了新的压力。

　　从此，文学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新世纪以来，政治文化、哲学文化、宗教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学研究备受关注的切入点，而经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们愈来愈发现，经济生活如同普洒在香闺的月光，“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般地对文学创作形成强力渗透。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文学无疑当为一条切实而有效的学术新途径，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

　　文学是一部历史，但历史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他们本身所含的一切内容与因至少就是包括着本身所含的一切。就像一个物体本身有着价值，但他可以创造另一种价值。就像一只母鸡一样，它本身就有价值。但它同样可以创造另一种价值——鸡蛋。有时它可以创造高于本身一种价值。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价值，但这个经济也需要经济基础来依托。文学的发明人，也要经济基础的支持。才能有条件去发明创作。所以文学的创造与经济基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经济才能支持文学作品的发展．经济是文学的一个作标轴，而文学就是作标上的抛物线．他们不能彼此孤立。

　　而文学作品的内容，也可以为作者的本身创造一种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如金庸先生和他写的《金庸小说全集》不但给他创造了财富和名誉，而且带给他的是不可限量的另一种财富。据金庸后来披露在1992年他的小说为他创造12个亿的收入，而且他的名声鹊噪。响誉全世界他的名声相当于现在的《哈利．波特》的作者凯瑟琳．而且，他的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名著．为后人所推崇．他本身已成为了武侠迷心中的乔峰.郭靖。而且，金庸小说推动了整个香港文学的一个顶峰。同时带动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如：古龙.卧龙生等大批的优秀的作家．可以说，金庸先生的成功带来的是，整个香港文学的成功．可是说是文学成就了金

　　庸，也可以说金庸成就了香港的文学．而，金庸的文学却让他成为一个与金钱与权利与一身的＂富豪。

　　所以说，文学与经济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就如同裙衣相连的关系经济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是经济的“抓手”，从哲学的角度辩证分析，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打个比方吧，经济是水，文学就是鱼儿。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水多了，要养一点鱼。水里有鱼儿，才能够有水平。文学与经济，鱼儿和水，都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

　　三、文学与艺术的关系

　　1、概念上的从属关系：从专业定义上讲，文学可以说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艺术既包括语言艺术，又包括行为艺术甚至声乐艺术，所以在这一层面来讲文学严格从属于艺术。

　　2、反应的对象有所差异：文学反映的是社会生活、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形势比较单一，目的较为明确。例如中国的文学，要么反映现实社会的黑暗或是真善美，要么是宣传爱国主义或世界和平。艺术反映的是现实但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

　　态，也就是说，艺术反映出来的大多是社会的共性，个人主义色彩不会那么浓郁。

　　3、文学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语言文化的艺术，扮演着艺术生活的主角，艺术的产生往往就需要坚实的文学做基础，就比如一部好的戏剧文化，一部好的电影作品，就需要有一本好的剧本，一部好的著作，甚至好的表演艺术家等等。换个角度说，我们生活中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艺术，只不过我们每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去演绎而已。艺术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包括文字和语言，它还包括各种可以表达个性的形式。例如在墙上信手涂鸦，在树根上雕刻绘画（即使比不上冰雕的大气与正式），在舞台上的灵身一跃这些确实是不用借助语言和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然而如是加上文学因素，将会是另一番效果，例如我国国粹京剧甚至在在世界上有悠久的影响史的小说，诗歌，话剧，往往就是这种文学艺术更容易让人们接受。而不被人们所理解的艺术就是去了其本质的意义，所以说文学让艺术更富有意义。通俗点讲，若艺术是一棵大树，则文学则是其上面的一道树枝。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是很完美，因为文学对艺术的贡献远远大于树枝对树的贡献。许多文人作家常常兼善多多种艺术，在创作中以一门艺术为主兼顾其他艺术，或同

　　时进行多种创作，这样有助用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把不同艺术的创作规律或创作理念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艺术的传承需要借助文字的记载，即文学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知：文学在专业上从属于艺术，然而对艺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文学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在人类文明是在均创造了很多奇迹，它们的对文明的贡献是无价的，也是人类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学和艺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文学不仅在政治，经济，艺术方面与社会有着联系，在其它方面也存在着联系，总之，文学作为人的精神的产物，永远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但是更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条件，它本身也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走向自律化和形式的现代主义文学，它也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产物。文学和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着一种割不断的牢固联系。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不断调整文化与社会各个领域的位置与距离，让它们和谐发展，产生共振。

篇九：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意识形态就是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

　　既然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轨迹就可以得知。首先我们的文学始于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即劳动，因为我们得先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才能进一步的发展自身，而在劳动的过程中需要相互的协调，就有了交往，也就产生了文学。而有了这个才最终使人与动物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才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发展。

　　在随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为明显也更为密切，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百家争鸣”的现象，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的发展，战乱不断所形成的。那些读书人为了一展自己的抱负于是纷纷讲学著书，说出自己对当时社会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比如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他的思想核心“仁”，就反应他对当时战乱不断社会的看法。而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给了孔子成就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这一客观条件，也就是我们说的“时势造英雄”。而之后的几大家如：法家、墨家、道家……都是由当时社会之形成的。他们的著书立说，也给当时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不少封建统治者也采纳他们的建议，于是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此后的作家也大都如此，他们的创作也是离不开社会的发展，而反过来社会的不断前进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的机会与材料，如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等。而在他们的文学创作当中也反应了他们的一些主观意见。但总的说来那个时候的文学创作都是和当时社会人的人生价值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作家对自身的一种肯定。而在这种价值的指引下，人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和存在的意义

篇十：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理想国》是柏拉图治理国家的政治纲领，是按照理式世界设计的人间理想国家的蓝图。要建立这样的理想国，柏拉图认为除了要哲学家当王，或王必须学哲学外，最主要的是要培养和教育出忠实勇敢的城邦保卫着，而文学艺术必须服从这一目标。（《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每种艺术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页。）

　　别林斯基坚持生活是文学的源泉的观念，强调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现实。他说：“现实之与艺术和文学，正如同土壤与在它怀抱里所培育的植物一样。”文学必须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980年版，第700页）

　　“没有任何艺术不是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艺术不是参考了在其之外并不以其为转移的现实的。”（[法]罗杰·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后记》，载《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4）

篇十一：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如何理解文学的社会作用？

　　1.文学的作用是精神的。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式，文学作用于社会生活，是通过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灵魂的途径实现的。这种作用是精神的，它虽然归根到底会影响人的实践活动，进而促使社会历史的变革，但它毕竟不能等同于物质作用，没有物质作用的那种直接性和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就是精神作用，文学也有自己的特点。黑格尔对此有一个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直接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呼唤起反应和回响。”文学的作用从方式上讲，是内在的、情感的，没有政治理论或道德观念的精神作用的那种对实践活动的指导性和规范性；从作用的内容上讲，它主要也不是简单地传达某种是非观念，或一般地惩恶扬善，而是立足于对优美高尚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显示人生的价值复议，通过对美的追求和高扬来陶冶性情，塑造灵魂。可以说，帮助人们懂得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生活，才是文学作用于社会的根本目的。2、文学的作用以社会存在为前提。文学只有通过读者才能实现它的社会作用，而读者又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之中的。无论他是否自觉，他的接受活动都会受其社会存在的制约。因此，要正确认识文学的社会作用，就必须注意到人的社会存在是怎样从根本上规定他对文学作品的把握。和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一样，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只能是一种反作用，是第二性的，要以社会存在对自身和读者的决定作用为前提。就是说，社会存在不仅决定着某种文学艺术能否产生、存在，而且还决定这种文学艺术可能发生多大的社会影响。当年，一些青年男女可以被汤显祖《牡丹亭》感动得死去活来，有人甚至因此伤心而死；可是今天的读者尽管还会欣赏这部古典名剧，却不会再达到那样的程度的。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因为社会存在的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普列汉诺夫说过：“相似的社会原因，自然产生相似的精神结果。”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作用首先要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否认文学自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一经作家创作出来，其美学价值便客观地存在于作品之中，是不依赖于文化环境的变迁的。文学的价值、功能与社会影响之间存在的这种时间差，又显示了文学价值与文学社会作用的不一致性。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作]品在某一时间内的影响大小和畅销与否来判断它的价值和功能。确定作品的价值，估价它的功能，都要从审美关系中，联系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来考察，这是正确认识文学社会作用必不可少的一种历史眼光。3、文学的作用是整体的。正确认识文学的社会作用，还要有整体观念。（1）应该把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情感交流作用、娱乐作用等等，统一于它的审美作用，看其是否是在审美价值实现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学作为一个具有系统性质的整体，构成它的各

　　种要素当然也有各自的价值，所以必须具有多价值性的特点。但是对于一个有机系统，其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的机械总和，整体的价值显然也不是诸要素价值的总和，更不是某种要素价值的单一表现。因此，既不能机械割裂文学各种作用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其孤立化；也不能脱离审美价值去片面强调某一种作用。

　　（2）对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认识，须以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它的全部内容来衡量。不能只看作品在一时一地，在个别人中所发生的影响；也不能仅凭某些场面、某些细节去估计它所可能产生的作用。读者固然是文学实现其价值的重要中介，但是这个“读者”应理解为社会群体，并非指个别人或部分人。我们不能因为作为个体的读者以非审美的态度去理解文学作品，甚至取其一点，不及其余。

　　从整体上去认识社会与文学的关系，是考察文学社会作用的基本出发点。社会之需要文学，根本原因是审美需求。因此对整个社会而言，满足这种审美需求即是文学的社会作用，它不可能因个别或部分读者的非审美把握而改变。明确这一点，不仅对正确认识文学的社会作用大有帮助，而且对认识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对把握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4、文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无可否认，文学有其特殊的价值，这是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无法取代的，所以不能忽视和低估文学的社会作用。但是，文学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它既不能履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职能，更不能代替物质的作用，所以不能夸大。马克思早就讲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其作用不能超越物质条件所允许的范围，也不能和政治理论或其它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相比。黑格尔在讲到音乐的社会作用时，就断然否定了“凭音乐就可以敌”的说法。鲁迅更为明确地讲过文学作用的有限性。他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比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单凭文学，既不可能兴邦，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衰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对于个人来讲，他的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也不能仅仅归因于文学的影响。文学的价值在于审美，在于对人的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这是一项缓慢的、内在的灵魂改造的工程，只有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才能使这种精神影响化为实际效果。有人提出文学可以“干预生活”，严格地讲并不确切。虽然某些文学作品也能提出一些社会问题，但是这并非文学所长。许多作品是以牺牲了某些文学特征才取得这种效果的。文学艺术形象作为文学传达内容的基本方式，使文学在说明和评判生活时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因此，与其讲文学的作用在于干预生活，还不如说文学的优势是干预灵魂。分清两者之间的区别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明了，不应给文学加上它无力负担的任务，也不能忽视文学对人们思想感情的巨大影响。

篇十二：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事实上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政治与文学之间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的作用之中政治与文学的力量对比也会有其不同这样就使二者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示出不同的样态

　　论中国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摘要：本文讲述了中国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背景下的发展状况，突出表现了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阶段文学的作用与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如今政治经济自由的状况下，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要面临的问题与机遇。文章旨在反映中国文学在当今政治下的现状，以及呼吁中国文学应该承载一个民族的精神，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关键词：中国文学；历史；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中图分类号：i0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00（2012）09-0130-01一、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交集文学，它是如何产生的，它最初的目的何在？它发展的条件又是什么？这个话题千百年来已有无数的人对它阐释论述：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那时人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弛和工具动用的配合，很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当这种呼声具有了一定的规律，就产生了节奏。任何事物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文学政治都不例外。既然它们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说文学与政治起初是没有关系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在帝国主义入侵的时代里，有志之士拿笔战斗，使文学成为唤起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武

　　器，这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谁也无法否定。我不欣赏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论断，它把文学纯粹当作了政治的工具，让文学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个性特征。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把“文艺就是为政治服务，尤其是为工农兵服务”提到了相当高的高度，造成了文学艺术的模型化、公式化，使得文学完全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这一时期，政治对文化的专断与独裁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这给中国文化带来的灾难是无法计算的。

　　二、社会主义社会下文学与政治的交锋改革开放后，精神的枷锁打开了，政治经济自由了，文学也获得了自由，可是它却又偏离了一个固定的运行轨道。众多的人走了自由创作的道路，没有了束缚，可是历数当今文学领域，大师几何？经典几何？文学成了商品充斥市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我们认为，文学与政治之间是存在着关系的，不过，对于二者之间到底是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要经过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分析。提到当今中国之政治，我们总是愿意引用列宁的观点，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个观点是列宁在《论工会、目前的局势和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文中提出的。当时在党内的情况是这样的，分管工会的托洛茨基对于工会在党内的作用以及工会对群众所应有的影响认识不清，以致提出了错误的纲领，在纲领中甚至要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为了纠正托氏的错误，列宁对此进行了匡正，

　　出于维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以及发挥工会组织在其中的政治作用的目的，列宁提出了这个观点。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经济的表现，离经济基础越近，其对于经济的体现就越是明显。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对于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这些挫折，文学不能视而不见。对于限界状况中的人的困境，文学要进行披露，要将其转化为一种密码。在密码中，不应当是一种对于生活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歌功颂德，而应当是对于限界状况中的人的深切关注，应当充满了创作主体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否则，也就不成其为密码，不成其为艺术，更不成其为文学。

　　政治对于社会的苦难往往就会具有一种遮蔽性，对此，以反映着社会上的苦难为作用的文学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文学就会对于政治产生一种排斥。即便是一种较为出色的优秀的政治纲领，文学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也会对其不留情面地“鸡蛋里挑骨头”，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因此，在文学史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任何的一个创作主体都会有意无意地去远离政治。

　　三、文学与政治的潜在联系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对于政治，总是要保持着一种排斥的。这种排斥对于政治的方向往往又是相悖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相悖的排斥称为一种反向斥力。任何一件事产生的原因都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对一个时代的评价

　　也绝不能站在当今的角度，只有把它放到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去才能准确理解，才不至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样看来，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应当是很明朗了，就是说政治对文学有吸引，而文学对政治有排斥。这种观点在学界大有流行。事实上，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政治与文学之间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的作用之中，政治与文学的力量对比也会有其不同，这样，就使二者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示出不同的样态。

　　文学与政治到底有没有关系，它们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前人论述颇多，大师的言论都未必合理，更何况作为无名之辈的我呢？我只能浅谈一己之言了。

　　不管是“为了文学而文学”还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它们都有各自的局限和缺陷。作为一种文化样式，文学必须承载一个民族的精神，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文学绝不是也不可能完全独立而存在，它必然与现实发生联系，而现实又不可能脱离政治。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下是一个文学自由的时代，但也不可以因此而忘记了文学应有的价值。它不应该是消遣的东西，而要发挥其审美价值，起到相应的社会效应，树立起人们精神的支柱，成为民族精神的向导。与政治也应当有一个自然和谐的关系，就像放风筝一样，不抓得太死也不要扯断了线，那种遥遥相望而又永远相连的距离最为合适。

　　参考文献：

　　[1][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瑞士]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德]卡尔·施米特著，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5][日]今道友信等著，崔相录，王生平译《存在主义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篇十三：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做一般的表述。一旦他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他们就被解释明白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告诉了我们“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这样一个事实，也告诉了我们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的是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与物质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文学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活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物质生产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创作，这体现了马克思对于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解和把握；而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受自身特有的规律的制约，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领域里，文学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是不成正比例的。这一是由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的动力不是单一的，决定文学发展和繁荣的原因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水平。同时，我们在谈论文学的发展时，是就文学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言的，因而我们必然运用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两个尺度来进行分析、评价和判断。当我们以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及其社会进步的尺度来审视文学现象时，文学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表现会很突出，但当我们从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的角度来看待时间维度中的文学现象时，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与社会物质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现象，会感到文学在其历史中似乎只表现为某种演变的历程。中国古代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文学与当时的生产状况的关系正好验证了这一点。并且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整体上，同时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各个部分之中。

　　首先，简要阐述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物质生产状况和社会状况。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灾荒连年，战争不断的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黑暗、混乱的时代，“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二是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六十年，最短的齐才二十多年。三是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夺取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总不免互相征伐，新旧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使没战争，统治集团中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着杀气。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四是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他们受到汉族统治力量的深重压迫。到了西晋后期，发生宗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趁机而起，并把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反过来又对汉族民众进行了残酷压迫。而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时起时伏。

　　这一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的乱世不仅是一般的战乱，它还伴随着统治阶级的仇杀，曹魏代汉，刘氏宗室遭殃；司马氏篡魏，曹性皇族被诛；刘裕夺晋，司马氏宗族覆灭。原先朕即国家、富有四海的天子顿成阶下囚、刀头鬼。他们尚且不保，何况臣下。政局的险恶、最高统治者的凶残成性，使名士成批的被杀，加深了内部的裂痕，加剧了内部的分化，以致从营垒内部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甚至敌视③。

　　然后，让我们看看这一时期繁荣的文学成果。

　　这一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了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魏晋南北朝文学约四百年，其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

　　建安、正始文学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至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也即晋武帝泰始元年）。其中可细分为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建安文学自建安元年至魏明帝末（景初三年239年），这一时期的文坛主要作家以曹氏父子即“三曹”为中心，包括集中于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蔡琰等一批作家。这是一批在汉末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经历了在动乱时代民生的苦难，因而大都既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又具有务实的精神与通脱的作风与态度，其作品大都呈现出高扬理想，忧时伤世，充满个性，富有悲剧色彩的特征，这种特点也即后世所称的“建安风骨”。刘勰曾概括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正始文学自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年）至魏末（264年）。“正始”是齐王曹芳

　　的年号，自240至248年，但文学史上的正始文学，一般也将正始以后至魏末包括在内。这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权后为篡魏而形成的政治上的恐怖局面，引起了文学面貌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而作家则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面对政治上的高压与黑暗，他们内心极为苦闷，便以老庄的“自然”为武器对抗司马氏所提倡的名教，作品大多表现为对礼教的虚伪的揭露与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就整个风貌而言，他们的作品没有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歌唱，而代之以韬晦遗世与忧生之嗟。但就精神实质而言，正始文学仍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与建安文学有其相通之处。

　　两晋文学又可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阶段。西晋文学以太康时期为主，呈现出短暂繁荣的局面。太康是武帝年号（280—289），这一时期经济呈现上升局面，文学上出现了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作家群。太康文学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逐渐丧失了建安文学的风骨，但在语言运用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尤其是左思对门阀制度的抗议、抒发寒士不平之鸣的诗歌，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富有光彩的亮点。

　　东晋文学起自晋室南渡（317年），终于刘裕篡晋（420年）。自魏晋以来，在哲学思想领域所兴起玄学，至西晋时盛极一时。降及东晋，玄风仍盛而不衰，加之佛学流行，玄佛合流，整个文坛为玄风所笼罩。这种风气影响到文体，使得玄言诗占据文坛长达百年之久，因此东晋除了玄言诗外，无可称道者，惟晋末陶渊明的出现，才为东晋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而成为东晋文坛之异彩。自刘宋起迄陈末，为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南北政治对峙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主要特点。而南朝文学可注意者，一是刘宋时期由玄言向山水题材的演变，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其中这一转变中，谢灵运贡献尤大。其对山水自然美的表现以及对艺术形式上华美精工的追求，将汉魏古诗带到了一个更成熟的境地，带来了中国诗歌的又一新变。同时之鲍照，则以乐府诗的创作为主，高唱对门阀制度的抗议与不满，成为这一时期又一有突出贡献的诗人。萧齐政权虽历时不长，而诗歌也有新发展，值得注意者，一是沈约、周顒、王融、谢脁等在诗歌声律、用事、对偶等方面的探讨，共同创立“永明体”，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向近体律诗发展的过渡。其次是谢眺等山水诗人在形式上变革谢灵运之“大谢体”，为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三是由于这一时期帝王对诗歌创作的倡导参与，使诗歌创作上出现浮艳轻靡的倾向。

　　梁陈两代发展了齐诗中的浮艳倾向，演变为宫体诗风。梁陈宫体诗多表现宫廷生活，多写女性容貌、体段、姿态及咏物，追求艳丽，成为轻艳诗风的典型代表，也多为后代诗论家所诟病，成为后来改革的对象。

　　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文学发展不平衡，当南方以文彩风流而著称时，北方的文坛则显得较为荒凉，但由于南北的对峙并没有隔绝彼此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也影响着北方，因而北方的文学也缓慢发展。不过北方作家多企羡南朝之文彩，故北方多有摹仿南方之痕迹。如“北地三才”之邢邵、魏收、温子升等。而真正给北方带来起色的还要数被滞留于北方的庾信与王褒等。北方文学值得称道者，一是北方之民歌，质朴自然，刚建有力，二是散文著作，如《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南北方不同的文学风貌，在对峙中交流，

　　在交流中渐渐融合，至隋统一而使得这种交流、融合大大加强，终而至唐朝时形成了一种文质并焕的文学新局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物质生产与文学创作出现了不平衡的局面。这正好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艺术创作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理论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文艺的发展和演变，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说文艺的发展变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既经济物质的发展和变化而变化的，经济与文艺的这种关系，不过是前一种关系在历史过程中的一种渐变形态．而经济基础的变更对文艺的发展的影响，并不是亦步亦趋、如影随形，而是或迟或早、参差不齐的。因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变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从根本上受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外，同时还要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然而，文艺的发展和变化最终受经济基础的决定既受生产力的制约是一条客观的规律。所以这样文艺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平衡是客观现实的。由于经济基础对文艺的发展的制约作用是从根本上发生的，而从具体对文艺的发展做更为细致的考察时，会发现它在某些时候与经济发展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④

　　因此,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恰恰证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状况。一旦经济基础发生改变,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关系并不是成正比的、直线的关系。经济发达社会的艺术作品未必都是高水平、高成就的,而生产力落后社会的艺术作品也不一定就是低水平的。但反之,一定社会的艺术必然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状况所制约,也必然是反映了这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能够为艺术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并影响艺术的内容与形式。

　　艺术等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之后,并不完全依赖经济,而是具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及相对的独立性。艺术的表现形式、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方式等都是有一定的内在规律的。经济基础并不能直接影响艺术作品的成就。恩格斯曾言:“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由于艺术的创造需要有一定的内容(思想、素材等),而这种内容除了来自于当时所处的时代外,还包括世代传承下来的各种思想材料。

　　这正如普列汉诺夫曾指出的：“决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地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

　　必须考虑到中间环级。”⑤通常认为，文学艺术同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中间环节有政治、社会心理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等因素。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且艺术生产与物质经济发展不同,不能用自然科学来精确地表达,不能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艺术的发展,认为艺术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成正比,甚至认为艺术生产的发展速度可以高于物质生产的发展速度。

　　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⑥作为一种社会役识形态，文学属于上层建筑。因此，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底总是受着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具体表现在两个面：一方面，从文学的内容看，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揭示的社会关系，以及再现的生活场景，都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从文学的发展看，经济基础是决定文学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就不会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我国两汉文化的发展繁荣，也是同封建制战胜了奴隶制分不开的。但应看到，经济基础对文学发展、演变的制约和影响，往往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缓慢的

篇十四：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理想国》是柏拉图治理国家的政治纲领，是按照理式世界设讣的人间理想国家的蓝图。要建立这样的理想国，柏拉图认为除了要哲学家当王，或王必须学哲学外，最主要的是要培养和教育出忠实勇敢的城邦保卫着，而文学艺术必须服从这一U标。（《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39年版。）“每种艺术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页。）

　　别林斯基坚持生活是文学的源泉的观念，强调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现实。他说：“现实之与艺术和文学，正如同土壤与在它怀抱里所培育的植物一样。”文学必须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别林斯基选集》笫三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980年版，第700页）

　　“没有任何艺术不是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艺术不是参考了在其之外并不以其为转移的现实的。”（［法］罗杰•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后记》，载《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4）

篇十五：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如何理解《文学理论》中社会与文学的关系

　　作者：赵朝霞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2018年第9期

　　摘要：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韦勒克文学观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或者说如何理解社会与文学的关系是理解文学独立性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文学理论》一书中,韦勒克一反浪漫主义与实证主义批评传统,坚持文学本体论,将“社会”作为文学的外部因素排除在文学的本质特征之外。就文学理论而言，社会性的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种，他反对现实主义等文学中那种将文学看作社会现实的写照等传统看法，他认为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即文学具有独立性。需要注意的是，韦勒克虽然把历史、社会因素排除在文学之外，但是并不是说历史、社会研究对文学内部研究没有意义，他反对传统意义上社会经济等决定文学的批评方法。

　　关键词：《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文学社会性文学独立性

　　一、产生背景

　　新批评派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产生，30年代在美国形成，它的名字来源于兰色姆的《新批评》，四五十年代在美国颇受批评家的追捧。50年代后期，新批评逐渐衰落，但新批评提倡的立足文本的语义分析仍是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之一，对当今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新批评派有几代批评家，最早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休姆和美国诗人庞德，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燕卜逊和兰色姆，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是韦勒克和文萨特，他们共同完成了新批评的理论体系。新批评强调通过仔细阅读来研究一部文学作品，强调把文学作品当作一个区分与作者、社会的独立的审美对象。

　　新批评产生之初就在强调“纯批评”。文学作品涉及“三R”关系——作者、作品和读者。新批评认为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批评。这三种分别能产生“传记式批评”“历史——社会式批评”和“印象式批评”。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社会式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本身来说的。他们强调文学作品本身的独特性，要求把文学作品当作一个个体来看待，注重文学本体论。在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他们把社会因素当作文学的外部研究，并且详细探讨了历史上历史——社会批评的缺陷，并提出了新批评的看法和观点。

　　我们都明白排斥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社会原因的研究是形式主义的立场。新批评作为形式主义的一种变形，它不可避免的把社会排除在文学本体之外。在20世纪的初欧洲批评界有两种历史——社会试的批评：一是以泰纳为代表的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而开创的文学外源因素研究法；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新批评派认为这两者之间并美欧多大的区别。

　　二、社会的定义

　　传统的文学观念将文学作为对社会现实的“模仿”，或者说文学“再现生活”。从广义上讲，文学作品其实表现就是一种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包括自然世界和个人的内在世界或者主观世界。这个观点最有力的的代表是意大利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克罗的《美学》（1902），他的“艺术即直觉即表现”的学说，以其鲜明而大胆的表述及内在张力，将整个问题推向极端。克罗齐的见解，源自他对马拉美等人的现代诗的体验，他认为马拉美的诗呈现出语言的新维度。克罗齐的观点见之于后来不少文学艺术理论流派：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NewCriticism）都明确地以他的理论为基点；罗兰·巴特的“新批评”也是其观点的衍生。再比如

　　托马斯曾说：“审美实践并不是基于一般的社会实践之上，它是另一类型的社会实践。”这也表明在传统的历史意义上，批评家将“文学和社会”混为一谈，他们认为某种文学的产生一定与特定的社会状况、某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有关系。

　　韦勒克认为这种传统的观点其实是由那些宣布自己坚持某一社会哲学立场的学者提出来的。这种传统的有关文学与社会的观点就是：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及其含义过去和现在是怎样的，而且告诉我们应该或者必须是怎样的。

　　韦勒克等人反对这种将文学作品等同于社会现实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将社会与文学作品的混为一谈，抹杀了文学的独立性，在讨论的时候就无法将文学与社会真正的区分开来。他认为社会性只是文学作品一方面的性质，并不是文学作品的全部，研究者所要关注的是文学与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不是文学是社会的简单反应。

　　在讨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他从波纳德的“文学是社会的表现”入手，批评传统的在大多数的社会学方法的批评研究中都是指作家应该认识特定的那个社会环境的观点。他又批评了黑格尔派和泰纳派的批评观点，“作品中所表现的历史或者社会的伟大性，简直就等于艺术上的伟大性。”韦勒克认为作品中表现的社会性就等同于文学的艺术性文学，不是社会进程的简单反应，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

　　三、如何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在《文学理论》中韦勒克提到想要研究如何评价社会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要解决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韦勒克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简单的分为三种：作家与社会的关系、作品与社会的关系、读者与社会的关系。

　　（一）作家与社会任何一个作家都是社会中的一员，他们是社会存在的部分。传统上作家的传记是重要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容易然而解释起来却很困难。作家的出身是否决定他们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立场，作家是否为自己的阶级所服务等都是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不能一言以蔽之。历史上很多贵族出身的作家都在为底层人民言声，当然也有很多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为自己说话。因此不能利用阶级出身就将作家分类。同样，“批评家绝不能把作家的声明、决定、和活动同其作品的实际社会含义相混淆”。比如巴尔扎克，他是属于社会上的中产阶级，他虽然承认旧制度，同情贵族和教会，然而他笔下描写的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投机者。所以作家的理论和实践、信仰和创造力之间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传统的历史——社会批评注重研究作家的作品与生平之间的关系，强调作品是为了表达作家的某种理想。这种研究抹杀了作家与社会、作家与作品的差别，是很不正确的做法。

　　(二)作品与社会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反作用于社会。

篇十六：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也绝不能站在当今的角度，只有把它放到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去才能准确理解，才不至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参考文献：

　　[1][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瑞士]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德]卡尔·施米特著，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5][日]今道友信等著，崔相录，王生平译《存在主义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篇十七：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第十二章文学与社会

　　第一节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一、文学与政治

　　文学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文学的发生发展看，文学原先是隶属于一般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文化活动的。文学活动本身没有独立性，而是与政治、宗教祭祀、道德教化等社会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其表现除了文艺政策的制定、文学知识的传授、文学审查与奖惩制度的实施与政治有关而外，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渗透与控制。应当说，自中西方步入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与控制便一直都在进行。在古代社会，政治、道德对文学的规约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影响文学的表现。在民族革命和社会政治斗争紧张剧烈的时期，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对文学发展影响深远，有时文学甚至被要求作为政治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文学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政治”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作家不一定顺从现行政治的体制性安排，还会有自己的“个人政治”诉求，这些个人政治诉求同样会通过文学创作影响既有的政治。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认为，作家作为社会的人，必然进入到现实的意识形态符号秩序中去，文学不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它自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可以反过来作用于既有的意识形态。

　　二、文学与道德

　　文学与道德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方式，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生存状态深刻的道德关注甚至终极关怀。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过，“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迫使人们在用无穷尽的、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中热爱生活。”1[156]文学包含了追求完满的生活境界、创造永恒的许诺。从作家方面看，文学创作的触发常常包含着道德动机的因素，具有某种道德诉求或道德承诺。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1908-1970)认为，健康的人对人生中美好事物的发现会产生高峰体验，“这些美好的瞬间体验来自爱情，和异性结合，来自审美感受(特别是对音乐)，来自创造冲动和创造激情(伟大的灵感)，来自意义重大的顿悟和发现”2[157]。在马斯洛看来，高峰体验形成于人们臻于完善、实现希望、达到满足的时刻。文学体验所包含的对人类命运的关爱，对善与美

　　的祈求无疑是蕴含着道德诉求的。文学的道德关注还体现在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针砭与批判。正因为如此，文学的道德意义向来为人们所看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就非常重视诗歌和音乐在塑造心灵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他把文艺当作修身成仁的重要手段。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唐代韩愈也把文学看作道德的表现手段。韩愈的学生李汉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作为贯道之器。他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讳韩愈文集序》)宋儒更是把文学的道德属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周敦颐：《通书·文辞》)这里的“道”便是关乎道德心性的义理之学。明代的方孝孺也说，“文所以明道，文不足以明道，犹不文也。”(方孝孺：《送牟元亮赵士贤归省序》)到了近代之后，文学道德论取得了新的形态，即将变革社会、革新道德与文学相联系。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西方近代以前和中国古代一样重视从道德的角度看待文学。柏拉图是西方最早以道德教育的效果作为文艺的评价标准的人，他要求文学要有道德教育意义。柏拉图之所以要把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是因为他认为专事模仿的“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象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品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3[158]其后，古罗马的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后来影响深远的“寓教于乐”的观点。文艺复兴时期的锡德尼则认为诗人是历史家和道德家之间的仲裁者，因为诗歌可以正确地评价善恶，“引导我们，吸引我们，去到达一种我们这种带有惰性的、为其泥质的居宅染污了的灵魂所能够达到的尽可能高的完美”4[159]。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也说，“诗是最快乐最良善的心灵中最快乐最良善的瞬间之记录。”“诗增强人类德性的机能，正如锻炼能增强我们的肢体。”5[160]但是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也有两面性。这是因为，道德是相对的、历史的存在，伟大的作家既在作品中倾注着自己的道德理想与道德诉求，又会对道德自身的有限性进行超越性的反思。优秀的作品常常超越道德判断的层次，把人物纳入多维价值系统进行立体的观照，从而作出了更高的富于人生哲理意味的把握。

　　第二节

　　文学的最新发展：网络文学

　　一、什么是网络文学

　　１、网络文学的发展历史２、网络文学的定义３、网络文学的类型

　　二、网络文学的最大特点：“互动性”三、网络文学（超文本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挑战四、网络文学的优缺点及其未来走向第三节文学的社会学考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注意到艺术与技术的关系，认为随着商业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以独创性为标志的传统艺术的膜拜价值消退了，以复制为特征的现代艺术追求展示价值。阿多诺则用“文化工业”一词指代消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与文学，认为文化工业遵循商业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按照交换原则批量生产的商品，具有标准化、齐一化的特征。由于文化消费者的需求被同质化的文化产业预先地规定了，个体的审美追求处于受操纵的状态，“从根本上看，虽然消费者认为文化工业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但是从另外方面来看，消费者认为他被满足的这些需求，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他永远只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消费者，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6[161]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功地使经济与文化整合在一起，又利用新的媒体形式吸噬通俗文化形式，同化任何反抗的话语，从而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形式，培养了衰落的无反思能力的个人。阿多诺把颠覆和解放的潜能寄托在高雅艺术即现代主义艺术中，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即一方面艺术的生产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艺术的素材或内容也取自于社会，但是另一方面，艺术的社会性主要是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行使社会批判功能，因此文学的自律性是其审美品质的保证，现代主义艺术正是通过“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得以与资本主义商业消费主义文化相对抗。

　　二、迪基对文学艺术活动自身的社会运作机制的研究

　　1964年，美国哲学家及艺术理论家丹托(ArthurC.Danto)最早提出了“艺术界”概念，指出对艺术作品的认识有赖于某种复杂的制度性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知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后，另一美国美学家迪基(GeorgeDickie)发挥了这种看法，指出“艺术世界是若干系统的集合，它包括戏剧、绘画、雕塑、文学、音乐等等。每一个系统都形成一种制度环境，赋予物品艺术地位的活动就在其中进行。”“艺术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却又相互联

　　系的人，这批人包括艺术家(亦即画家、作家、作曲家之类)、报纸记者、各种刊物上的批评家、艺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等。就是这些人，使艺术世界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并得以继续生存。”在此基础上，迪基给“艺术品”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类别意义上的艺术品是：1、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制度(即艺术世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7[162]迪基的艺术品定义突出了“社会制度”的因素，这里所说的艺术品的社会“制度性”是与艺术界的代理人的“授予资格”权联系在一起的，这便以艺术的社会性取代了其原本被赋予的神秘性。

　　三、布尔迪尔的“艺术场”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一译布迪厄，P.Bourdieu,1930-2002)则进一步提出了艺术的“场域”理论。“场域”是随着社会分化出现的一些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如科学场、艺术场等。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相对自主性，能够制定游戏规则并推及到场域的每个成员身上。他指出，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一个话语生产场，处于场域中优势地位的人总是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标准制定准则，维护既有的艺术价值等级秩序，因此艺术作品的变化原则取决于进入者在文学场中的资源配置或力量关系的转变。本部分所选的六篇文章，周敦颐的《通书·文辞》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分别论述了文学与道德及社会政治的关系，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探讨了机械复制时代使艺术作品原有的膜拜价值被展示价值所取代的现象，阿多诺的《艺术与社会》则为现代主义艺术的自律性与社会批判力量进行了辩护，洛文塔尔的《文学与社会》讨论了社会关系、社会控制领域和科技变化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对文学作品的生产、消费和生产者的影响，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的几个普遍特征》则集中表达了他的文学“场域”理论。

　　论文及导言

　　周敦颐《通书·文辞》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节选)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节选)阿多诺《艺术与社会》(节选)洛文塔尔《文学与社会》(节选)布尔迪厄《文化生产场的几个普遍特征》(节选)

　　通书·文辞

　　周敦颐

　　本文选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作者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宋道州营道人，著有《太极图说》及《通书》四十篇，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本文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命题，虽然文章承认“美则爱，爱则传焉。”但又认为“文辞，艺也；道德，实也。”这里所谓道，实际是孔孟一脉的义理之学。这就确立了文艺对道德的依存关系，文艺仅仅是表达某种思想道德的工具。它和儒家重视文艺的诗教功能是一致的，对我国文学的道德教化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

　　本文节选自黄霖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作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和启蒙思想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作者把小说摆在很高的位置，认为它对于治国、提高国民素质、改变社会风气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提出小说革新应当符合政治变革的需要，以改良小说作为改良社会的第一步。他指出小说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内涵丰富、表现力强，读者可以在小说世界实现自我的对象化。他接触到小说的形象化特点和审美功能，极大地肯定了小说的文学地位。他归纳总结小说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小说这四方面的优势与作用被不同阶级所掌握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作者指出了小说所具有的辩证的社会功能。但作者认为许多社会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小说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把小说单纯作为达到某一政治目的的工具，片面夸大了小说的作用。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德]瓦尔特·本雅明本文节选自陆梅林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王齐建译。作者本雅明的情况见本书第六章《小说与叙事》部分之《讲故事的人》导言中的介绍。作者认为随着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艺术生产也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对原作“韵味”造成巨大的冲击。“韵味”在本雅明这里指原作的本真性、独一无二性。原作的韵味是和仪式崇拜及权威性相连的，而机械复制时代使艺术作品原有的膜拜价值被展示价值所取代，本雅明对韵味的逐渐消失表示了惋惜。但本雅明赞扬了技术进步时代，大量机械复制艺术的

　　出现打破了被复制对象的统治地位，扩大了欣赏范围和交流速度，同时现代技术的运用打破了观众常态的视觉过程整体感，引起震惊的心理效应，实现激励公众的政治功能，恢复艺术作品应有的社会活力和审美价值，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本雅明从“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形式”出发，把原作的韵味、独一无二性置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位置进行批判，主张批判这种仪式崇拜，敏锐地觉察到社会的进步和接受者对艺术作品需求扩大的密切关系，指出一味地坚持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本雅明在吸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基础上，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预见机械复制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这在现代后现代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但他并不是一味颂扬资本主义社会，在“拱廊街计划”的研究中，本雅明严肃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腐朽、落后的阴暗面，我们在注意本杰明著作中辩证内涵的同时，也要看到他对艺术的精神性、独创性、个性等有所忽略。

　　艺术与社会

　　[德]阿多诺

　　本文节选自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戴耘译。原为阿多诺《美学理论》(1970)一书第十三章《社会》中的一部分。作者泰奥德·阿多诺（T.Adorno，1903-1969），又译阿多尔诺，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被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聘为讲师，法西斯上台后流亡美国，50年代回国后曾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是著名哲学家与美学家，著有《否定辩证法》《美学理论》等。、作者从艺术和社会的关系出发，谈论艺术的接受和生产、艺术和科学、艺术的社会效果等关系问题，为现代主义艺术中的批判力量进行辩护。阿多诺在对文化生产深表忧虑的同时，承认文化生产主流中内在的批判潜力，他认为艺术的自律性使艺术具有抵抗社会的功能，艺术对社会的批判正是其存在方式，现代艺术的审美效用产生于它对传统、对既存现实的否定，这个否定便是现代艺术的美学特征所在，因此要重视艺术的生产。他认为艺术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方式，并对艺术的社会功用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人们失去了生活的真实内容，因而只能把这于现实中失败的内容推向意识，而现代艺术恰好表现了于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希望，从而拯救了人对现实的绝望。这种功用只是给人以一种心理上的慰藉，而不是带来实际功效。阿多诺认为，社会无疑在艺术中得到了表现，但这表现不是直接的表现，社会在艺术作品中只是精神性地表现出来的。阿多诺力图赋予现代艺术一种形式上的颠覆能力，这种能力旨在削弱虚假的、总体化的观点赋予异化的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外观。这为人类重新审视艺术的意识形态作用提供了新的视点。

　　文学与社会

　　[美]洛文塔尔

　　本文节选自张英进、于沛编《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张苾芜译。原载洛文塔尔《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1961)一书。作者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是著名的文学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之一，出生于德国犹太医生家庭，曾经在法兰克福大学、海德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和社会学，后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正式成员。希特勒上台之后，他流亡到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社会学教授。著有《文学与大众文化》《文、学与人的形象》等。在本文中，洛文塔尔指出，传统的以文学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批评在大众文学、畅销书、连环画等新兴读物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对文学进行社会学研究。他论述了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认为文学的形式变化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他指出作家对材料的支持和运用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紧密的联系，通过分析这些主客原因可以对作者自我意识的导向有更深入的了解。而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历史的真实存在状况，因此对主题和母题的社会学讨论，有助于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和时代的特征，并能对社会发展做出一定的科学性预测，这已被历史所证明的，所以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文学分析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接着洛文塔尔论证了取得社会学分析成功的决定因素，他说文学社会学家必须研究社会关系、社会控制领域和科技变化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对文学作品的生产、消费和生产者的影响进行理论的考察。文章细致地论述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有效性，以及其他科学的方法和技巧对于文学尤其是新的文学形式分析的积极意义，拓展了文学社会学批评的方法论。洛文塔尔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具有将理论思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特征，这在本文中也有体现。

　　文化生产场的几个普遍特征

　　[法]布尔迪厄

　　本文节选自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艺术生产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二部《作品的科学依据》第二章《作者的观点文化生产场的几个普遍特征》，刘晖译。作者布尔迪厄(P.Bourdieu,1930-2002)，又译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生前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实践与反思》《区隔》《论电视》《艺术的法则》等。他借鉴福柯的、、、权力-话语学说提出的“艺术场”理论，将文学场的内部结构视为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

　　的客观关系结构，通过“有限的生产场”(先锋派艺术)与“大规模的生产场”(大众文化)关系的分析，说明二者的斗争是争夺文学合法性的斗争。最纯粹、最严格和最狭义的文学定义维护者认定某些艺术家并不是艺术家，或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并否认后者作为艺术家的存在，他们就是从自己作为真正艺术家的角度，想在场中推行作为场的合法视角的场的基本法则、观念与分类的原则。确定界线、维护界线、控制进入，就是维护文学场中的既定秩序。因此，艺术作品的变化原则取决于进入者在文学场中的资源配置或力量关系的转变。如果一部分生产者的颠覆欲望和一部分公众的期待相契合，便有可能改变力量关系与选择空间，占统治地位的产品由此被推到次等或经典产品的地位。所以不存在恒定不变的经典或次等，它们的存在取决于文学场中力量关系的对比。

篇十八：谈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因此他从创造社转向左联不断把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带到创作中这样的文学选择目标性很明晰不管诗人在主观上是否明晰地意识到都难于避开这种目标趋向对于柯仲平这样沉浸在革命文学进步理念的知识分子投入革命创作不仅是外部的时势释然更多的还是诗人主体内部深层的原因

　　文学形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

　　中国的“革命文学”是“五四”落潮之后精神上“左”倾的知识分子寻求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另一形态。柯仲平作为革命激流中的一名“人民诗人”，与同时代的革命作家们一样，裹挟着个人意气与宏大目标的话语构成了其革命文学的基本状态。在当时，他的诗歌创作充满着政治化和大众化的革命主流特征，同时也汲取了民间文艺，尤其是歌谣和说唱文学，以一种民众性的反叛和激进的姿态，表达着对所处时代的焦虑和体验。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说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革命文化变迁深深地影响了这样一种革命文学形态的生成。柯仲平初涉现代文化即使是在边远的云南小镇，但当时近代中国正处在个人主义、革命理念、浪漫主义相糅合渗透的社会时期。所以，柯仲平初入诗坛，怀抱的是那个时期特有的民众情绪和饱满的革命情怀。由此，便生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人民性”革命诗歌，这样的文学现象很典型地反映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能够说，在文化变迁与文学形态的演变路上，诗人柯仲平与时代经历了一个感同深受的过程。

　　20年代初期，柯仲平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步入文坛，恰逢“五四”运动时期。这场运动虽说是一场高级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但是随之而来的群众的参与和“群众运动”的兴起，却有效地促成了知识分子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得以表现的形式。柯仲平向来都是热情倾注的，在老家广南的成长期间，他就拥有了最初的敏锐感受力，从年少奔赴昆明读书开始，在他身上没有出现过一丝一毫回避政治革命的症结。第一次登台演讲时，他表现出了浪漫主义的天性，又因为对其他学科的排斥，学习的个性极大地造成了柯仲平与文学艺术不解的关系。所以，他到了北京后，决心走诗歌的道路绝非偶然。但当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的时候，其实对艺术运动没有保持充足的注重，而是更多地接受了社会革命运动。他在1927年的讲演稿《革命与艺术》中有过这样的陈述：“创作是自然地为时代所限制，也就是时代要求艺术必为时代表现的意思。”①

　　“艺术能使革命力向更深更伟大的去处猛进。”②“革命时代的艺术就好比狂风暴雨热恋着海洋。”③“有谁不承认有宣传的艺术也能够，但他无权利阻止用艺术宣传革命。”④这些文字说明了柯仲平自觉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艺术观，当然这与他一开始就接触了马列主义分不开。著名剧作家田汉同时期有一个论断：“相信每一个作家只应该作诗不应该作宣传。”柯仲平的表现与此观点刚好相反。柯仲平不但积极宣传他对新兴的共产党的认知，还以现实社会秩序本能的反抗者的身份，全身心地关心着政治，正义感逐渐进入到他的艺术活动和创作过程，并最终凝聚于成果中。所以，他从创造社转向“左联”，持续把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带到创作中，这样的文学选择目标性很明晰，不管诗人在主观上是否明晰地意识到，都难于避开这种目标趋向，对于柯仲平这样沉浸在革命文学进步理念的知识分子，投入革命创作不但是外部的时势释然，更多的还是诗人主体内部深层的原因。就创造个性来说，柯仲平属于偏向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对于壮烈的场面、人生无出路的苦闷、社会命运的焦虑的表述、诗歌形象的设置，都能够看做是诗人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尤其是在“红色的三十年代”，无论是中国、远东、前苏联的文化界还是文艺界，到处都充溢着浪漫的革命的激情。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势，对敏感的柯仲平来说不能不是个刺激。而这个刺激又恰好应和了他自身对艺术追求的转变。

　　一方面，谴责国民党背弃底层劳苦大众;另一方面，视“求真”为其艺术的首要目标。他对于艺术的理解定格为作品应该代表民众的根本利益，并真正为人民大众代言。在柯仲平看来，这是检验文学“真”的唯一标准。柯仲平选择了文艺，走宣传化道路，毫无疑问，这是符合他的思想个性与艺术特质的，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后来，当柯仲平经历了炼狱之灾，且得到了党组织的营救，这个非同一般的历程相当于完成了他的艺术的一次政治化洗礼。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在精神上也有了依附，从此以后，他毫不犹豫地将流浪者的愤懑自然地转化成了激越的时代使命感。同时，为了汲取理论的营养，他大量阅读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并用这些理

　　论思考诗歌与革命斗争的联系。又因为受到其中的教条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影响，柯仲平越来越看到了艺术与阶级的相关因素，也更加看重诗歌艺术的煽动性与宣传性。所以在诗歌创作时，他对革命的理性理解逐渐盖过了个性化的抒情。阅读柯仲平这个时期的诗，结合其创作的历史条件和创作动机，不难读出其诗歌在配合时势宣传阶级斗争意识和民族自由独立精神的认同关系。

　　40年代，中国文学处在战火的洗礼之中。树立良好的文学政治形象成为当时不成文的“文艺政策”，作家向政治趋附，作品向政治化转移，是当时一种普遍的自觉行为。奔赴延安的柯仲平，积极投入到解放区万事待举的氛围中，而且，比起当时国民党虚弱残忍的文艺政策，解放区文化显得更有自信和更有远虑，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被赋予了更强烈的革命政治色彩也是必然了。此时的柯仲平诗歌创作，因为对政治理解的纯粹性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神人共愤”的时代里，柯仲平很难平静地实行自主创作，于是自觉选择了积极投身革命和主动为政治服务的功利写作道路。与当时绝大多数“以文抗战”“以笔从戎”的作家的创作观一样，柯仲平一定水准地避开了自由作家们的被“误读”的烦恼，但也迫使他的诗作走向了单调和缺乏创造性的“群众文化”道路，同时，诗歌的艺术生命也不得不逐渐游离于世界文艺思潮之外。口语化、激情化、大众化成为当时革命诗歌共同性和连续性的追求，文学在这个时候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在文艺领域里阐释与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这样的话语选择和文学形态的生成，不得不说是诗人对现实政治感同深受的结果。

　　到了50年代，随着新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的文化特征从表面看来进入了一种转型，很多作家认为文学的革命话语形态似乎应该做一些新的调整了。所以，柯仲平这个时期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实行一些突破，如1954年写的《刘志丹》一诗，他试图在客观描述上做一些尝试，但即便是在对革命的虔诚膜拜范围里实行的创新，依然使柯仲平遭遇了一次劫难。这个事件说明了“组织化”文艺体制在更加紧迫地制约着文艺者们的创作。在建国17年间，新中国建设作为一场革命直接地具体地规定着文学艺术的实践与创作，这种导向不能说能够真正与艺术

　　创作规律内在相洽，但意味着按照先前的思维方式写出来的作品肯定也不总是成功的，或者说被组织认可的。他对刘志丹部队的刻画和对所掌握资料的使用上的不解和困惑正好说明了在正统文化中异己的个人的自发性抒写，则会显得危险，稍不小心，就会滑向被改造的界定之中。事实上，这是当时的普遍性的评价方法，从政治文化心理来说，创作和批评的动力和源泉不是顺应自己的信仰，而更多的是来自外部的教诲。在这个意义上，前文所列举的柯仲平的自我批判和创作自觉以及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践，从理论层面和政治情感的层面仍然无法达到真正的精神突破，相反，他会将这个切视为实现那个政治信仰所要经历的历史过程，这必然导致他从理智上、情感上努力去接受它。也就是说哪怕经历了改造与被改造，对于柯仲平来说，即便是在个别的事件上有异议，但创作的任务与事实毫无矛盾。这样的选择，是符合他的思想水平和历史真相的，遵从革命政治对于柯仲平来讲从生存到心理都是一种持续形成的精神范式，甚至是一种生存的寄托。

　　联系中国20世纪的现代文化变迁，革命文学所表现出的特征之一在于：比起以往的任何时期，此时的知识分子既要为引领人民的进步思想担当鼓动，宣传的作用，又不得不实行某种选择，毕竟这是一种文学生存的尺度。从文学创作实践上说，每一个敢于对整个人类前途思考的作家，在参与这个革命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其自身的身份认同便不得不陷入危机，即他们将处于政治权利、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及其文学规范的复杂纠葛之中，最终迈不出革命文化时代给他们带来的矛盾宿命。柯仲平的感觉是敏锐的，情感是丰富的，但是他对于人生缺少观察。社会绝不是单纯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如果不能设身处地去体验观察，怎么能寻求到真实的理解和认知呢?所以他的诗歌根本来不及实行从容构思和精选意境，要说艺术技巧，也是先有了判断定势再去抒情，使得这些诗作往往卡在一个感染与被感染的磨合点上无法自拔。而且诗中的政治理念也过于直露，有些简直就没有诗意。因为宣传的需要，政治理念便显得肤浅，缺乏诗人主体的再透视和诗人特有的独特意蕴，这些急就章，就只能达到与时代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的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具有轰动效应，但时过境迁，当

　　那种铺天盖地的政治环境不复存有的时候，这些即兴之作便隐退了，这正是他们这个批现当代作家面对历史的有情和无情的命运。

　　文学形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