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本文运用夜间灯光数据，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城市规模测度中融入空间结构特征，构建空间视角下的城市规模指数，进而基于EBM DEA模型测算城市效率，通过耦合协调度和ESDA、GWR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城市规模和效率协调发展水平、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指数全国平均值在2003—2013年间呈现阶梯式增长趋势，但是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等影响，东部地区保持了持续增长，2008年后中部及西部地区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城市中心地区繁荣和外围蔓延现象更为明显;中国城市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城市发展对生产要素投入依赖，资源利用效率整体偏低;中国城市规模与效率的协调耦合度在2003—2013年的均值为0.6067，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的中等协调，二者间整体彼此联系、相互作用较强。而从区域布局来看，我国区域间城市“规模效率”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部塌陷的结构，地区间差距在2008年的不断增大。在影响要素分析中，各城市在不同时点受到要素影响方向和强度并不相同，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分布格局，因此需要实施差别化的政策和方案来促进区域城市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市规模;城市效率;空间结构;耦合协调度;高质量发展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0（01）01201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随着城市发展过程中吸收的要素不断增多，城市逐渐演变成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城市规模则是城市地域空间范围内聚集的物质与要素在数量上的差异，是人口数量、土地规模和经济总量有机组合的综合表征 [1]，城市效率是区域内要素配置及利用程度的反映 [2]。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依靠地方政府主导的外生性城市扩展模式已实现城市集聚扩张发展。从城镇化率来看，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8年的59.58%，年均增长在1%以上;我国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国家级城市群，也成为了世界上超大、特大型城市最多的国家。在注重成绩的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引发了大量城市问题，主要表现在大城市人口过快集聚，城市管理水平低下，交通拥堵、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等“城市病”日益突出;中小城市同质化竞争严重，城市粗放扩张，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空间利用效率低 [3]。城市规模与效率间发展失衡已经成为制约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瓶颈。部分学者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在此阶段中国城镇化建设仍将处于中高速发展。因此，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规模与效率的协调发展、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律，对于实现城市发展“质”与“量”的统一尤為重要。
一、文献综述
围绕城市规模和城市效率二者关系研究多是基于集聚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经济理论，城市规模是集聚经济的正负外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4]。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城市中间产品共享、劳动力匹配和知识溢出”的集聚机制的作用下，城市集聚向心力不断增强，城市结构趋向极化形成单中心的区域结构，城市规模不断扩张 [5]。但城市地理空间有限，企业、人口数量增加会引起居民住房和通勤等成本的提高，进而可能形成城市集聚过程中反向离心力。在实证研究方面，众多学者证明二者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但有关最优的城市规模的结论不尽相同 [67]。城市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简单物质承载，更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综合体。城市空间结构是个体综合利弊后“用脚投票”的结果，反映了要素数量集聚的空间组织形态 [8]。集聚效应的发展阶段的变化也要求空间结构随之变动。忽略空间结构去讨论城市规模与效率间的作用，可能遗漏必要的空间内涵。
城市空间结构是区域内要素流动的结构表现。目前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依照不同地理尺度分为“集聚—分散”“单中心—多中心”两个空间表现形式 [9]。“集聚—分散”侧重描绘城市整体结构，而“单中心—多中心”则是城市内部更为精细的微观测度。要素在某一空间点的不断集聚就等同于单中心空间结构的产生，由此可见，两种形式本质上具有共通性。Fujita等 [10]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构建了多中心城市土地利用模型，理论上证实城市中心的数目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和通勤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城市逐步演化成多中心发展。Anas等 [11]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指出不存在规模经济限制的情况下，人们的经济活动会呈单中心蔓延式扩散，而在存在规模经济限制条件下，城市生产活动则会分散到不同地区再集聚，从而形成多中心结构。而从实证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证实当城市规模较小时，集聚和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更优，而当城市规模较大时，分散和多中心结构更优。这些研究也充分证实了空间结构对城市效率的影响。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陈良文等 [12]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整合到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之中，得出作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内部通勤成本和作为重要集聚力量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响。孙斌栋等 [13]基于2010年市域数据，定量分析市域范围的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重要的生产要素后，市域范围内单中心规模分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李婉等 [14]利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帕累托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和首位比重指数刻画了中国城市市域空间结构的特征及其演化。但限于数据的有限性，并没有深入描绘出演变规律。随着时空数据的开发应用，刘修岩等 [15]运用灯光数据对城市内部、市域范围和省域三个不同地理尺度范围下的城市空间结构进行测度，研究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差异，指出在城市内部和市域较小的尺度范围下，单中心的空间结构仍将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而在省域较大空间尺度下，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