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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发布时间: 2022-11-01 17:10:05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淮安开挖运河的历史可上溯到徐偃王时代。运河淮安段是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运河淮安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超过了运河沿线的其他地区或城市。具体地讲,主要有四个方面构成:一是航道及水利工程遗存;二是运河沿岸城镇及相关的文化遗存;三是运河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是运河沿岸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千百年来,运河淮安段的文化遗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不但没有因运河的兴衰和社会的变迁消亡,反而以其坚韧的生命力顽强地保留和延续下来。然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文化的遗存正遭受严重的破坏。深入地思考这一文化现象,以积极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估,不但有利于对其文化遗产实施有效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可以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偏差。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淮安;文化遗产;遗存;保护与利用

淮安开挖运河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古代漕运、盐运、南北交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运河二千多年的开凿史上,淮安一直是漕运重镇。因淮安位于联系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的节点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枢纽地位,为历史上的淮安走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历史的变迁中,运河淮安段保存了大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着运河申报世界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展开,采取具体的措施保护这些遗产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我们在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开发利用的设想,以便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并供地方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进行决策时参考。

一、淮安与运河淮安段的历史及现状

淮安,古称淮阴。大约在七千年前,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青莲岗文化。后来,淮阴成为东夷活动的重要场所。东夷是与华夏、苗蛮齐名的三大部族。东夷的一支是徐夷,徐夷又称淮夷。西周时,淮阴属于徐国;春秋时,淮阴是吴国和楚国争夺的战略要地。

淮阴开挖运河的历史似可上溯到徐偃王时期。北魏郦道元叙述上古时期徐偃王开挖的运河的情况时指出:“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徐偃王生活在周穆王时代。周穆王是周王朝的第五个君主,其生活时代大约在公元前960年左右。从“通沟陈、蔡”中可知,徐偃王沿泗水北上进入中原及陈国和蔡国时,开挖了一条联结天然河流的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邗沟与“通沟陈、蔡”的运河联结在一起,建立了长江、淮河、黄河等水系间的联系,淮阴因此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楚汉战争结束后,汉高祖刘邦封项伯为射阳侯,由此揭开了汉武帝时析淮阴县建射阳县的序幕。晋代,改射阳县为山阳县。此后,淮阴升格为郡(州),先后出现了山阳、淮州、东平、北兖州、东楚州、楚州、淮安等称谓。汉代以后,淮阴县与射阳县(山阳县)并存,出现了或同属一郡或分属两郡,或郡治建在淮阴或建在山阳的情况。然而,不管行政区划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本质而言,都是在分析大淮阴以后出现的新行政区划。

邗沟的南端经扬州联系长江,北端经淮阴进入淮河,由淮河入泗水联系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条航道建成后,一是建立了江淮之间的直接联系;二是通过泗水可直接进入黄河下游地区。北宋以前,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基本上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然而,当江浙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时,必须以运河为通道调集江南财富时,淮阴遂成为历代统治者重点经营的地区或城市。从大的方面讲,淮阴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淮阴政治地位提升与经济走向繁荣是在漕运的过程中实现的;二是淮阴盛产淮盐,淮盐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凭借特有的资源及航运优势,淮阴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品集散地。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隋唐以洛阳为运河交通枢纽,还是北宋以开封为运河交通枢纽,淮阴在漕运及促进商品流通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隋唐以后,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中心建在黄河流域,另一方面经济中心移往江淮及长江以南,因淮安位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节点淮河流域,独特的水上交通能力与地理位置决定了淮安的区域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如宋神宗赵顼熙宁十年(1077),楚州(淮安)的商税在全国名列第三。当时,全国商税超过十万贯的城市及地区有三个,名列第一的是杭州,年征收商税约17.3万贯;名列第二的是开封,年征收商税约15.3万贯;名列第三的是楚州,年征收商税约11.3万贯。因漕运而带来的商业繁荣必然带来城市的繁荣。与此同时,因淮安位于漕运的咽喉地带,历代统治者加强其地的水利工程建设及城市建设,从而为淮安保存较多的运河文化遗产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从历时的角度看,淮安政治地位的全面提升发生在明清两代。自明代在淮安设置漕运总督以后,清代又设立了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凭借强大的商品输出能力,淮安迅速发展成与省会城市并驾齐驱的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④。淮安是典型的运河城市,淮安兴衰和变迁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运河兴衰的历史。在这中间,淮安辉煌既见证了中国运河辉煌的历史,同时也见证了中国运河衰落的历史。从这样的角度看,深入地解构运河与漕运及城市的关系,关注淮安即淮阴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方面。

在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大背景下,作为运河线上的最重要的航段及水利工程枢纽,运河城市淮安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运河淮安段水利工程设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运河景观必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客观地讲,这是对古老大运河的一次“再发现”,也是对其价值的重新发掘,同时也是研究、保护、整治、复兴这座古老运河的机遇,是以实例从一个侧面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一个契机。

二、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的基本构成

中国的运河代表了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范围内水利规划、土木工程的最高成就。2006年5月,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中国的运河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开挖运河的历史,运河的文化遗存远远地超出明清两代形成的京杭大运河的范围,乃至于人们对运河所指的范围、相关的物质非物质遗产构成等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张延皓认为:“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可包括运河工程遗产和由运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遗产二大类。”稍后,谭徐明亦认为:“京杭大运河遗产的核心构成是水利工程体系,由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和附属设施四大工程系统组成。”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古代运河的理解和认识集中在京杭大运河方面,乃至于将京杭大运河视为中国古代运河的全部。其实,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古代有更悠久的开挖运河的历史。此外,将运河遗产的核心构成定位在水利工程遗产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遗产等方面也是片面的。古代开挖运河与国家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与稳定政治秩序有密切的关系;与发展漕运,稳定社会秩序有密切的关系;与发展商贸,加强不同地区的经济往来有密切的关系;与城市发展及文化传播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对于正确地认识和厘清运河文化遗产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为此,我们主张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运河及运河沿岸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更为科学的角度分析和解构其存在的价值和文化意义。运河淮安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远远地超过了运河沿线的其他地区或城市。根据我们的调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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