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这两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中,“中国”是一个越来越热的题材。那批热衷于描写的美国作家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中国有生活和工作经历,在接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的同时信仰文化多元化。《纽约时报》畅销书《消失中的江城》、《甲骨》的作者彼得·海斯勒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彼得·海斯勒,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1996年以和平工作团志愿者身份来到中国教书,后成为记者,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客》《国家地理杂志》等美国主流媒体长期供稿。其作品《消失中的江城》和《甲骨》先后登上美国畅销书的榜单。
美国这两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中,“中国”是一个越来越热的题材。那批热衷于描写的美国作家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中国有生活和工作经历,在接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的同时信仰文化多元化。《纽约时报》畅销书《消失中的江城》、《甲骨》的作者彼得·海斯勒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涪陵的教师志愿者
彼得·海斯勒,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本科毕业后又取得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学位。1994年,他以游客的身份首次造访中国;两年后,他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的身份是美国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派出中国大陆地区的志愿者。在位于长江之滨的涪陵师专(长江师范学院前身)外语系,彼得·海斯勒成了一名教师。他教授学生们英美文学,而他的学生们教他中文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涪陵,一个只通水路、人口20万的江边小城,让大部分中国人都感觉陌生。彼得·海斯勒和另一位美国志愿者亚当·梅耶到涪陵当教师时,他们是那个小城半个多世纪以来见到的第一批外国人。海斯勒满怀兴趣地投入了与他以往的环境截然不同的社会,在心理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了解适应过程。渐渐地,他发现,涪陵,和整个中国一样,正在努力了解自己的现状和未来。
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志愿者工作,海斯勒把他在涪陵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那就是他的处女作《消失中的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2001)。书中有他对于中国政治气候的观察,有他对于当地人生活的思索,更有充满趣味、耐人寻味的人物故事。该书一经推出,立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The 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 ),并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纽约时报》对此书的评价是:“这是一本像河流的书,既愉悦又桀骜不驯,表面看似平静,内则气势万钧。”许多西方人甚至因为读了这本书而专程到中国涪陵旅游。截至2006年底,涪陵师专接待了来自美国及其他外国的游客百余人次,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慕名而来的《消失中的江城》读者。
观察中国的驻华记者
结束了志愿者工作的彼得·海斯勒告别涪陵，来到了北京。他先是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北京分社做过助理,后任《纽约客》驻中国记者,长期为《国家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亚特兰大周刊》等撰稿。去年,海斯勒在美国推出了他的新作《甲骨》(Oracle Bones)。该书共二十四章,涵盖了彼得·海斯勒在中国从1999年5月(联合国在巴尔干半岛执行调停时,误炸在南斯拉夫首都的中国大使馆)到2002年6月(他回到美国访问两位已经退休的中国耄耋学者,他们现今定居在维州瑞斯顿)的经历见闻。《甲骨》一出版,便入围了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最佳作品。
著名汉学家史景z迁对于彼得·海斯勒和他的《甲骨》有很高的评价:“今日的中国可能正是为他（彼得·海斯勒）量身打造的,如果你不相信,不妨将自己沉浸在《Oracle Bones》一书中“淀粉”(Starch)和“馄饨西方‘(Wonton Western)这两章里,它们是描述东北的工业发展和塔里木盆地的电影制片工业,你一定会感到着迷的。”
在《甲骨》一书中,海斯勒收集了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一个追求“美国梦”的新疆人、一个在深圳台湾工厂打工的工人、一个给无数打工者带来心灵慰藉的电台主持人……而与那些现代人物相交叉的是13件被海斯勒称为“人工制品”的古文物。它们中每一样都与远古的事件有关,或者与那些发掘古物并且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有关。海斯勒将所有的材料在文中松散串联,构成一种隐喻式的氛围,如同被考古学家发现的人工制品,海斯勒的叙述看似破碎,但当合而为一时便具备了某种意义,似乎想预卜今日的中国以及它的未来走向。
《华人世界》：你1994年的时候来中国旅游,两年后,你来中国做了一名老师。请问你当时为什么做出那样一个决定?
彼得·海斯勒：参加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在1991年、也就是我大学本科第四年的时候,我就报名参加了那一组织,希望能成为一名志愿者老师。那个时候,他们想把我派去非洲。但是我收到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于是便选择了先读研究生。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中国并不感兴趣,而和平工作团也没有在中国的项目。
在牛津完成硕士学位之后,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欧洲和亚洲旅行。我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在我所经过的13个国家中,我觉得中国是最有意思的。于是,我再次向和平工作团提出申请,明确表示我想去中国,而那个时候的和平工作团也恰好有了在中国的项目。就这么机缘巧合,我来到了中国。
《华人世界》：为什么选择了涪陵这样一个小城?
彼得·海斯勒：和平工作团把我们这批新的志愿者先送到成都。在那里,我接受了一些基本的培训,并申请去涪陵教书。我喜欢那个地方的原因是那里相对偏僻,而我生性喜欢比较小、比较干净、比较像农村的地方。另外,我喜欢涪陵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它靠近长江。
《华人世界》：在你的书中,你提到自己是个天主教徒。宗教信仰是你来中国的一个贫穷城市当志愿者的主要原因么?
彼得·海斯勒：我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对成为一个传教士没什么兴趣。宗教对于我做志愿者工作的影响,我想主要是在个人层面上。我的信仰让我相信,一个人拥有施展自己才华的使命和义务;我觉得,生活在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地方,学习它的语言,写关于这个国家的故事,是我在那段时间的使命和义务,我相信那样做,对于我的才华和精力都是好事。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将我的这种信仰加于他人。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更希望中国人信仰他们自己的宗教。这个世界上的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已经太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华人世界》：告别涪陵之后,你成为了《纽约客》驻华记者,也为其他美国报刊供稿,你一般喜欢做什么样的文章?
彼得·海斯勒：这阵子,我主要为《纽约客》、《国家地理杂志》和《亚特兰大月刊》供稿。基本上,我写的是那些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希望能让读者们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了解中国人现在关心的是什么、最看重的是哪些东西。要知道,大部分的美国人对于中国并没有什么常识,因为,给他们做一些背景方面的介绍是非常必要的。4月底,《纽约客》刊登了我写的一个长城研究员的故事;我还花了一年的时间跟踪采访一个工厂发生的事件,观察那些老板是怎么做生意的,这篇报道刊登在今年6月期的《国家地理杂志》上。
《华人世界》：作为一个外国媒体驻华的记者,你在中国工作所遭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彼得·海斯勒：首先有一点可以确定,在中国,寻找有趣的题材一点也不困难。这个国家正发生着那么多的事情,而中国人——也就是我的采访对象——已经有了足够开放的心态。可以说,我赶上了在中国当一个外国媒体记者的好时机。但是,不幸的是,以往外国媒体驻华记者的报道题材都过于狭隘,报纸媒体在这一点上尤其明显。媒体喜欢登载的新闻故事在主题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复性;他们对于所谓的“曝光性”的过分强调,让我们这些记者很难去描写这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平凡事件。另外,编辑们总是要求记者迅速地交稿,而真正的好故事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调查研究的。幸运的是,像《纽约客》这样的杂志已经不再是那么传统了;我如今拥有选择充分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主题。
《华人世界》：很高兴你拥有这样的自由!不过话说回来,给杂志写稿永远比不上自己写书自由。谈谈你的书吧。《甲骨》是本内容很复杂、结构很奇特的书,但总的来说,它描写的是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要给它起“甲骨”这个书名?
彼得·海斯勒：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一位研究甲骨文的专家的,当然,这只是我起那个书名的一小部分原因。你知道,这本书希望能够搜索到某种意义。书中的每一位人物,都试图从过往中寻找到意义,以此来明确自己在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位置。他们从手头的零乱碎片中试图解释他们所处的世界,就好像考古学家们试图破解甲骨上那些遥远祖先刻下的字符。而作为一个作者,我所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我试着将那些碎片拼到一起,试着给这一切做出解释。
《华人世界》：你在这本书中涉及了很多东西,包括历史、文化、不同中国人的生活,还有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你不觉得那太有野心了么?你在这本书中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彼得·海斯勒：我承认,比起《消失中的江城》来,《甲骨》更有野心,更加复杂,读者阅读起来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更为集中的注意力。但没什么;我以为,一个年轻的作家所能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不是富有野心,而是重复自己。我希望改变自己;我希望挑战读者;同样,我希望能写一个有关于中国的“三部曲”。那三本书的结构各不相同,审查的主题也有所侧重。《消失中的江城》是关于地理的,充盈着一种空间感;《甲骨》是关于历史的,强调的是一种时间感;而我目前在写的一本新书——也就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关于经济和发展的。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的话,这本书会在明年出版。
《华人世界》：你认真地观察、思索了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事情,这一点可以从你的书和你的文章中感知到。在你看来,发生在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彼得·海斯勒：我想大概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发生在社会领域的,那就是人口迁移。那么多的人从农村移到了城市,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我们现在还无法预知这一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但我们可以肯定它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个体意识的崛起。在我看来,这一点和中产阶级的出现紧密相连。在中国,个人与集体的观念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中国过去注重的是集体,而个人不应该出风头;而现在,个人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他们知道要为自己负责,也意识到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些个体的表现令人吃惊。
《华人世界》：你说得没错,但下一个问题,请你把中国人看成一个整体。在你眼里,这个群体身上最可爱的地方在哪里?最不可爱的地方又是什么?
彼得·海斯勒：我欣赏中国人身上的许多品质。我崇敬他们的坚韧,他们自发的勤勉。中国人很聪明,很多人都善于“急中生智”。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敢于冒险,并且对于外部的世界真诚地感兴趣。我尤其欣赏中国人对于教育的看重。
不过,我也能从这个群体上发现一些缺点和弱点。我认为,当今在民间兴盛的那种国家民族主义,是极其狭隘而具有摧毁性的;这里的文化依然太过保守;太多的东西从政治直接延伸到教育。大部分人还是倾向性于对某个团体产生一种认同感,在我看来,这一点会从很多方面局限一个社会。
《华人世界》：如果你是个考古学家,那么对于当今中国这样一块巨大的甲骨,你的读解是什么?
彼得·海斯勒：我的读解总体上是很乐观的。我知道,这个国家正面临的种种问题;我知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承受着迅速变化和巨大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但是我同样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大部分人的生活正在变得比过去好。更为重要的是,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他们有一天也许会不再乐观,到那个时候,中国恐怕会出现真正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我不认为那一天会在短期内到来。现在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们相信,辛苦的劳动会将他们引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有如此的相信的时候,你很难对这个国家抱有消极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