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诗词歌赋作为《红楼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如《红楼梦》文本本身一般，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之处甚多。就文学接受而言，《红楼梦》诗词于经史子集四部亦多有染指。单就经部而言，《诗经》在《红楼梦》诗词中的大量出现，亦绝非偶然。《红楼梦》借径《诗经》言说自家块垒，或潜塑人物性格，或暗示人物命运，或小示情节发展，或幽构周遭环境，可谓匠心独运，穿凿无痕。由《红楼梦》诗词对《诗经》的受容，亦可管窥作者对以经、子二部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元典的接受与态度，即《诗经》优先、重道轻儒的原则。
关键词：诗经；红楼梦；诗词曲赋；文学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7.4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7）04-0129-14
相对而言，《红楼梦》诗词研究并非红学研究之重镇。陈独秀先生曾在《<红楼梦>新叙》一文中放言：“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史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林文光：《陈独秀文选》，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随后，茅盾先生在《<红楼梦>（洁本）导言》一文中作出回应，他认为“大观园众姊妹结社吟诗，新年打灯谜，诸如此类的风雅故事”可以“全部删去”茅盾：《茅盾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20页。陈、沈二位先生作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深受西方叙事学典型人物理论之濡染，加之当时对一切传统文化价值进行重估的文化风气，直接导致其观点的时代局限性。且当时的红学研究尚未普及与深入，考据索隐二派搅动风云的红学气象，《红楼梦》诗词研究被弃置一隅亦在情理之中。然而，一部叙事文学作品的成就，不仅体现于这其中的人情世故，诗词歌赋亦会增加文本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情趣。正如宋克夫先生所言，贾宝玉所追求的“任情恣性”的存在方式便是“诗酒生活”宋克夫：《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如果离开了诗词歌赋，大观园这诗意地栖居将会黯然失色。更何况，《红楼梦》诗词是作者逞才的绝佳载体。如《秋窗风雨夕》便是《春江花月夜》的仿作，但前者的意境已然超脫后者藩篱而自成一家。《红楼梦》诗词在承继前代优秀文化成果之时，从神髓上则是把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元典作为其逞才的精神内核。《红楼梦》熔淬《诗经》之雅言，或潜塑人物性格，或暗示人物命运，或小示情节发展，或幽构周遭环境，可谓匠心独运，穿凿无痕。
一 《红楼梦》对《诗经》的受容概况简论
概而观之，《红楼梦》对《诗经》的受容可以分作三种类型。
类型一：《红楼梦》文本对《诗经》的直接引用。
例如：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中，贾政审问李贵宝玉的学习情况时，李贵就直接“误用”了《诗经》里的句子：
（贾政）因向他（李贵）道：“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算帐！”吓的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连连答应“是”，又回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说的满座哄然大笑起来。贾政也撑不住笑了。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从上面这一段对话可以得出四个结论：第一，这种引用属于因人而异型的“误用”。正如蔡义江先生所言，红楼诗词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按头制帽，诗即其人”（在论及红楼诗词时，蔡义江先生认为红楼诗词有如下六个特点：1.真正的“文备众体”；2.借题发挥，伤时骂世；3.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4.时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反映；5.按头制帽，诗即其人；6.谶语式的表现方法）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页。曹雪芹在旁征博引之时正是遵循了“按头制帽，诗即其人”的原则，李贵胸无点墨，因为跟着宝玉才旁听了些许内容，把“食野之苹”说成是“荷叶浮萍”，如此谐音相近的错法，亦在情理之中，恰好吻合了李贵的地位和身份。第二，这种引用同时又属于环境指向型“妙用”。“呦呦鹿鸣”出自《诗经·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毛诗序》云：“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1页。这时，这种引用刚好有提示环境的功用，与“贾政回家早些，正在书房中与相公清客们闲谈”的情况吻合，而贾政厚遇这些清客更是不言自明。而面对李贵的谐音之错，贾政与清客们“哄然大笑”，这错愕与欢笑的对比，说明儒家入仕之知识仍然掌握在少数士大夫手中，下层民众仍然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知识。第三，有些学者认为，这句“误用”暗示了贾宝玉将来的命运，是典型的借典明志。陈子为认为：“‘呦呦鹿鸣’者乡闱报捷也，‘荷叶浮萍’者闱后潜逃也，宝玉之末路已兆于此也。”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见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03页。此评虽有穿凿附会之嫌，但以“呦呦鹿鸣”喻指“燕嘉宾”，亲朋故旧前来道贺，证明宝玉乡闱得中；以“荷叶浮萍”喻指水流云散、万境皆空，进而暗示宝玉“悬崖撒手”、皈依三宝。亦可自成一说。第四，表明了曹雪芹推崇《诗经》的态度。在贾政看来，贾宝玉对《诗经》的学习只是“虚应故事”“掩耳盗铃”，并无实际功用，所以让贾宝玉跳过《诗经》，直接从《四书》开始。这就是贾政父子对于儒家经典——以《四书》为代表的科考文化和以《诗经》为代表的怡情文化——价值取向的根本分野。明清科考以《四书》为纲领，贾政此举无非是让贾宝玉早日习得科举的文化语境，以备日后走上仕途，光耀门楣。事实上，宝玉的逆反就体现在对《四书》的睥睨，进而对诗词歌赋这些怡情文化情有独钟，大观园所题楹联、《芙蓉女儿诔》等作品中均引用《诗经》的篇什便是佐证。可见，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轻视《四书》的行止，肯定并推崇了以《诗经》为代表的怡情文化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