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国外诗歌翻译研究现状
李白诗歌英译现状研究
李白，唐朝浪漫主义诗人，擅长乐府、歌行及绝句，后世尊称其“诗仙”。他性格奔放，游遍祖国大江南北，诗歌多描写山水，抒发内心情感。李白不仅是中国著名诗人，更是世界文化名人。早在唐代，他的诗便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家，到了18世纪中期，由法国人钱德明带入西方。同时，英国诗人索姆·詹尼斯将李白的诗编译成英文，自此开启了李白诗歌英译历史。国内对李白诗歌英译始于1991年，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李白诗歌文化英译历史、策略和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系统总结李白诗歌英译现状。
一、李白诗歌英译历史
（一）国外李白诗歌英译历史
18世纪中期，英国诗人索姆·詹尼斯首次将李白的诗歌翻译成英语，开创了李白诗歌英译的先河。接着，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对李白的诗歌做了具有很高价值的研究和英译。19世纪初，很多英国诗人开始翻译李白的诗歌，其中P.K.道格拉斯影响力最大，他不仅关注诗歌语言特征英译，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和吟诵，他还提供李白诗歌汉语拼音版。20世纪前，西方作者对李白诗歌英译数量少，所译诗歌没有统一标准和固定体裁。从20世纪开始，国外译作者对李白诗歌的英译开始盛行，许多译者开始从自由体和律诗两方面对李白的诗歌进行英译。其中，小畑薰良、宾纳、洛威尔、庞德、韦利和艾思柯等主张将李白诗歌译成自由体诗歌。他们认为自由体不拘泥于外在韵律和音节，白话译作更能在英译形式中体现诗人的情感和思想，有利于读者接受和理解。公开出版含有李白诗歌自由体英译作品的著作有《中国古诗选一百七十首》《玉山：中国诗集》《李白诗集》等。以律诗形式英译李白诗歌的代表译作家有
H.A.翟理斯和W.J.B.弗莱彻，其收录李白诗歌律诗体英译作品代表作有
《中国文学选珍》《中国文学史》《英译唐诗选》等。20世纪中后期，美国开始主导李白诗歌英译。美国译作者对李白诗歌的英译一般是中美两国译作者携手合作，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优于英国。代表作有刘师舜的《中国古诗一百零一首》、阿瑟·库珀的《李白和杜甫》、柳无忌和罗郁证的《葵晔集：中国诗歌三千年》等。
（二）国内李白诗歌英译历史
国内对李白诗歌英译较晚，始于1991年裘克安《送友人》的英译研究。自1991年以来，李白诗歌英译在国内走过了滥觞阶段（1991-1995）、起步阶段（1996-2000）、发展阶段（2001-2005）和繁荣阶段（2006-2012）。起初，大多数译者只是针对李白的某一首诗展开英译和研究，例如《静夜思》《长干行》《送友人》《望庐山瀑布》《月下独酌》等，不成完整著作，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后期逐渐出现了李白诗歌英译大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北大教授许渊冲的《唐诗三百首》《李白诗选》、徐忠杰的《唐诗二百首》等。
二、李白诗歌英译策略
（一）从不同文化语境角度进行翻译
李白诗歌独具浪漫主义风格，文化语境和文化底蕴丰富，国内很多译者会从历史、地理、社会三个主要文化语境入手英译李白诗歌。例如，英译李白诗歌《蜀道难》中的“蚕丛及鱼凫”，许渊冲老先生翻译为“the
two
pioneers”，而不是直译蚕王和鱼老鸹，遵从了李白诗歌的历史文化语境。其对李白诗歌中长安翻译是“the
capital”，不是简单地使用汉语拼音，也是考虑了诗歌中的地理文化。同样，在对《子夜吴歌》中“捣衣”的英译，老先生采用的是“beating
the
clothes”，而不是“washing
the
clothes”，也充分体现了对原诗历史文化语境的尊重。
（二）从功能对等角度进行翻译
对李白诗歌英译，译者既要表达诗歌意境，也要注意诗歌体裁对等，做到字词和句子结构对等及文化层面意象及修辞手法对等。字词对等主要体现在对诗歌叠词的翻译，如“萧萧班马鸣”中“萧萧”就使用了“adieu”，用“adieu”来表示友人的离别。李白在《独坐敬亭山》中，以“众鸟”对“孤云”、“飞”对“去”、“高尽”对“独闲”写出了“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许老先生用“all
birds”对“lonely
cloud”、“have
flown”對“drifts”、“away”对“on”、“so
high”对“so
free”。这句话英译为：“All
birds
have
flown
away，so
high;lonely
cloud
drifts
on，so
free.”既完美表达诗意，又体现句子结构对等。为了渲染气氛，营造写作意境，寓情于景，李白诗歌的核心要素是意境。英语理性，看重事物内部特征和事情发生先后，有规范的时态和语态。汉语感性而含蓄，喜欢寄情于景、寄情于物，各种形容词、副词千差万别。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李白诗歌，做到文化对等，中国译作者往往会把诗歌中的静态事物动态化、虚拟事物具体化。例如，许老先生对《望庐山瀑布》中的“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翻译是“As
if
the
Silver
River
fell
from
the
blue
sky”，让虚拟的九天变成了具体的“the
blue
sky”。这样即使不了解中国文化，也能很容易理解诗歌意境。
（三）从艺术表现手法角度进行翻译
李白崇尚自由，诗歌也不受体裁和章法的束缚，往往根据表达需要选用形体和功能各异的句式，因而译者在译注李白诗歌时，为了全面表达诗歌意思和诗人情感，也会采取灵活的局部顺译和句式替代。如许老先生译《宜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时就采用了局部顺译法。这句诗很长，诗人用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对比，暗指功业无成而岁月蹉跎，既弃我去，又不可留;既乱我心，又多烦忧，生动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愤怒，心烦意乱，不可抑制的感情状态。如果按照原诗把此句译成含有多个从句的英语长句，则很难表达诗人的情感，老先生的翻译是“What
left
me
yesterday
can
be
related
no
more.What
trouble
me
today
is
the
times
I
deplore.”用局部顺译，排比的两句话，既简单易懂，又利于西方读者理解诗歌意思，同时完美阐释了诗人的情感。
三、李白诗歌英译存在的问题
（一）李白诗歌英译只着眼于诗歌语言层面翻译，意义缺失
语言是丰富多彩的，一词多义、一意多词无处不在，译者在选词造句时有多种选择，这就可能造成有的译者只关注到诗歌语言层面的翻译，意义缺失。例如，李白诗歌《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对“捣衣”的翻译就有“pounding
the
clothes”“washing
the
clothes”“clubbing
their
laundry”“beating
the
clothes”等多种翻译方式。我们都知道，捣衣是中国古代服饰民俗，妇女们在秋夜时，把织好的布帛铺在平滑的砧板上，用木棒敲平，使其柔软熨贴，利于裁制。在古典诗词中，凄冷的砧杵声被称为“寒砧”，一般用来表现征人离妇、远别故乡的惆怅情绪。由此可见，许老先生的翻译“beating
the
clothes”才是诗歌意义最恰当的表述。
（二）李白诗歌英译缺乏深入的文化研究，文化传递缺失
李白诗歌的英译必须在译文中塑造诗歌、诗人和汉语言的文化形象，这是中国文化构建的主要途径之一。例如，在译注李白诗歌《蜀道难》中的“蚕丛及鱼
凫，开国何茫然！”这一句时，许老先生的译文是“Since
the
two
pioneers，put
the
kingdom
in
order”，传达了传说中蚕丛和鱼凫建立蜀国的中国文化，并没有简单从字面意思来译注。同文“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先生的译注虽然是“Above
stand
peaks
too
high
for
dragons
to
pass
oer”，但注释了六龙回日的中国神话故事，翻译同时不忘塑造中国文化，这才是李白诗歌英译之根本目的。
（三）李白诗歌英译着重表现诗歌表面意思，忽略诗人心境和诗歌意境
李白擅长把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寄情于山水，有些譯者在译注李白诗歌时，过于追求句式正确，意思完整，从而忽略了诗歌意境。例如《秋风词》，这首诗用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悲凉氛围，后两句表达诗人心中的孤独悲伤。有的译文对“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的译注是“We
long
to
meet，when
can
we;
this
time，this
night，hard
to
bear.”这种平铺直叙的英译，根本不能充分表达原诗的意境美和诗人的忧伤无奈。
总之，李白诗歌是中国古诗词中璀璨的明珠，我们有义务下大功夫去研究、译注，并积极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李白诗词，爱上中国文化。
篇二：国外诗歌翻译研究现状篇三：国外诗歌翻译研究现状
---------------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解答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之翻译、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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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浪漫主义诗人和人文关怀主义者。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史料性、高超的文学艺术性和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色彩。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杜诗学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越来越引起关注，众多译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的杜诗己经广泛深入到英美文学界、翻译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鉴于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其对英美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不断有学者对杜诗的翻译和传播作引介和批评，如对杜诗翻译史的回顾、评论，对杜诗翻译名家的个案研究，对杜甫诗歌翻译中的翻译策略、技巧手法的探讨。他们以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译作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奠定了杜甫诗歌翻译研究的基础。本文试图从翻译对话角度出发，对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和中国本土传播---------------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
---------------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接受的交流互动进行回顾和评价，进一步探讨如何提升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的影响力，力图在杜甫诗歌研究领域有所拓展。
一、国内期刊杜甫接受史研究发文数量统计
介绍和评析杜甫诗歌在英美国家的翻译与影响对促进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将搜集到的国内中文期刊(包括会议论文集)涉及到杜诗翻译及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类文章(2000-2011年)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杜诗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二、杜诗在英美世界接受史研究要点综述
表1所列的40篇杜诗翻译及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类文章中，探讨杜诗及汉诗英译问题的文章24篇，占60%;介绍与评析译家译作的文章次之，共计9篇，占22.5%;而介绍杜诗在英美传播与接受状况的文章最少，仅7篇，占17.5%。
首先探讨杜诗及汉诗英译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众多，涉及内容广泛，有的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杜诗英译及汉诗英译，如表1中所提到的跨文化交际学、格式塔心理学和美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各个层面出发进行讨论，以表1为例，涉及到语言学中的视域融合、互文、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和韩礼德的主位结---------------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
---------------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构等理论，将语言学引入汉诗英译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带动了古典诗歌翻译事业;有的对某一篇杜诗的多种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如周艳萍和刘千玲对许渊冲“三美论”的赏析，甘慧慧对诗歌翻译中文体意义的讨论和张新苗对杜诗翻译中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的探讨，这些文章的重点是分析杜诗及汉诗英译中存在的难题和探讨诗歌翻译的策略。需要强调的是，钱锡生和季进访谈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在英美世界的传播颇具意义;另有著名汉学家康达维用英文撰写、李冰梅译成中文的文章《玫瑰还是美玉—中国中古文学翻译中的一些问题》发人深思，作者对中国中古文学翻译细节考证夕细微今人钦佩，对国内译者在汉诗英译中过度用韵观点之犀利令人深思。总之，杜诗及汉诗英译研究的逐渐深入、广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国内学术界、文化界和翻译界愈来愈关注杜诗及汉诗英译在域外的传播接受问题，更加重视其翻译效果。
第二是介绍与评析英美译家译作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下:首先是郝翟和李芳对弗劳伦斯.艾思柯作为汉学家翻译杜甫诗歌的介绍和对其代表作锹甫:《诗人的自传》的评析;除此之外，郝翟还介绍了杜诗的其他著名译家，如霍克思、翟理斯和洪业，并对他---------------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
---------------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们的代表译作做了介绍和评析;另有郁敏、金启华、金小平和刘岩探讨了杜诗对美国诗人和著名译家—肯尼思.雷克斯罗斯诗歌创作的影响。该方面的研究与姚振军、王卉对国内译家译作翻译批评文章所作的统计相比，论文数量过少，对英美译家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不够深入，还不足以影响杜诗英译研究的发展，不具备翻译批评文章所应有的导向作用。
第三是杜诗在英美传播与接受状况研究。表1表明，除了约翰·费尔斯迪勒用英文撰写的文章探讨杜诗对美国诗人和著名译家—肯尼思.雷克斯罗斯诗歌创作的影响、吴中胜[oz}在文中用较少篇幅评述了域外杜诗研究现状之外，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郝翟和朱徽两位学者，郝翟在《英语世界中杜甫及其诗歌的接受与传播—兼论杜诗学的世界性》一文中回顾并评论一个多世纪以来杜甫及其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的三个阶段;朱徽对杜诗在革羊传播与接普讲行了综休并对革译杆诗经典化讲程和对英诗创作的影响方面也有专门论述，并于2007年出版了专著《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杜诗在英美传播与接受状况研究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方面研究对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与中国本土传播接受的交流互动方面鲜有论述，不利于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
---------------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古典文学“走出去”。
三、杜甫诗歌之“出去”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的成就最大，它始终占据着首要位置。中国文学译成西方文字，最早也是从诗歌开始的。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沟通并促进中国与英美在文学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大作用。翻译在杜诗进入英美文学界中具有重要作用，郝翟认为可以进一步演绎雅各布森将翻译分为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观点，“从广义上将传统的杜诗阐释视为语内翻译，将杜诗的英译或者其他语言的翻译视为语际翻译，这样就创造了二者对话的条件”。早在本世纪初期，国内就不断有学者将俄国文艺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引入翻译领域，论证翻译具有对话本质。目前，翻译的对话性己广为人们接受;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是建立在主体间对话关系和双向互动基础之上的共同活动。对话精神视域下的翻译观包括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作者文本、译者文本、读者之间以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话性的翻译观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杜诗研究，指的是国内在新时期对杜诗的阐释与杜诗在英美世界的传播接受之间的对话，即如何运用一种多元化、对话性和争辩性的翻---------------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
---------------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译观来激发杜甫诗歌在新世纪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中国与英美在杜诗学方面的交流。
传统的杜诗阐释对新世纪杜甫诗歌在国内的传承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杜诗的英译及在英美的传播与接受进一步提升了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如果能加强两方面的交流互动，势必能够促进杜诗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此，笔者通过树立正确的“走出去”译介观、加强杜诗学国际交流力度两个层面探讨如何提升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的影响力。
自从对外文化交流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之后，在国内的文化界、文学界和翻译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和效果问题。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杜诗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调整民族主义的狭隘观念，能够胸怀世界，充分认识到杜甫诗歌“如果不能借助语内或语际的翻译与当代诗学保持同步，为当代读者所接纳，它就无法参与今日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无法成为未来全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至于杜甫诗歌翻译的实际操作问题，诚如巧位成就斐然的翻译家在2010年接受上海保风》杂志就“文化走出去”专访中所说:“就目前来说，应该在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从事典籍外译的前提下，适时、适量地邀请适当的欧美专家和学者参加并帮助我们的翻译活---------------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
---------------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动，尽可能提高我们的翻译质量，一方面取得欧美读者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影响、改变欧美读者的阅读心态。”
为了更有效地向英美世界传播以杜诗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政府部门和国内文学界、翻译界倾注了很多心血。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设立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作为沟通中外汉学研究的重要渠道，使国际专家得以广泛密切地交流，较好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际交流。截至2011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己在全国举办了6届典籍英译研讨会，对提高典籍英译质量、积极推动中国优秀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应该更多关注英美世界进行杜诗学研究的学者和汉学家的译作和研究成果。一些学术期刊如锹甫研究学刊》、《名作欣赏》、《古典文学知识》和《中国比较文学》等作为杜诗学研究学者交流的平台，刊发了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文章。根据笔者在本文表1的统计结果，杜甫诗歌在英美国家的文化界、文学界和翻译界传播接受研究的译介、评论之类的文章数量较少，论述面较窄，不够深入。
另外，笔者建议在开展杜诗英译研究时应该更多关注英美国家一些高校的汉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
---------------本文为网络收集精选范文、公文、论文、和其他应用文档，如需本文，请下载--------------如朱徽在文章中提到的美国布朗大学等联合开发的超媒体语料库(hypermediacorpus)，在杜诗英译方面对同一首杜诗就可以搜索出20多种译文，想必对研究者进行译文比较研究大有裨益。
在新时期，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杜甫诗歌翻译研究，我们需要关注国内学者和英美世界进行杜诗学研究的学者以及汉学家的译作和研究成果，考察杜甫诗歌翻译在英美世界的接受效果，采用有效策略在英美世界传播杜甫诗歌文化。笔者回顾、评价了杜甫诗歌英译在英美世界的传播接受现状，并针对杜诗学未来的发展和具体实践做了简要评述，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抛砖引玉，为提升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的影响力、促进以杜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略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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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国外诗歌翻译研究现状
李白诗歌英译现状研究
19世纪以来，许多学术著作着和专家学者们对李白诗歌的英译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英译李白诗歌的过程中，探索了许多有效的英译方法和标准。
从长期来看，英译李白诗歌虽然有不少研究，但把传统诗歌文化和抒情语言以及精神艺术翻译成英文仍尚未完成。此外，由于李白诗歌依赖大量文化背景，大量神话和古典历史，使英译过程更加复杂。
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英文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完善的翻译观念和方法，英译李白诗歌进入了新阶段，更加看重诗歌的翻译的韵律性、形象性和艺术性。
首先，要考虑语言差异，尽可能准确地翻译李白的句子，具有有效的忠实性翻译原文意义。其次，要思考较宽的文化背景，尽量使语法、句式和句子承载原意。最后，使用诗歌性翻译手段，运用押韵结构、形象转换、绘画效果和替换原字等多种艺术手段，努力做到忠实于文学作品原意的同时，也要保持英文版本的完美性和审美感。
以上就是英语翻译李白诗歌的研究现状，英文译本不仅要求忠实于原文，还应增加诗歌层次，发挥其特有的韵律、艺术性和绘画效果，捕捉精神内核，最终使译本更加完整充实，具有独特和原创性。
篇五：国外诗歌翻译研究现状
72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七辑)
??????????????????????????????西方《诗经》翻译与研究四百年回顾张万民*
内容提要
从17世纪初利玛窦等入华耶稣会士开始关注《诗经》,到20世纪各种《诗经》译本与专题研究,西方的《诗经》翻译与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浅薄误解到全面深化的历史。本文比较全面地梳理了这段学术史,尤其重视西方的文化语境、理论思潮对《诗经》翻译与研究的影响,期望由此观照中国典籍西传的曲折历程,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面貌。关键词
《诗经》
诗经学
汉学工人学校演讲,向听众推荐了一份“百本好书”书单。这份书单,不仅在英国引起热议,还在其他欧洲国家引起仿效,此后引发了现代各种好书书单或必读书单的产生。卢伯克的书单近九成是欧洲书籍,只有两本来自中国,一本是《论语》,另一本是《诗经》。《诗经》在19世纪就被收入欧洲的“百本好书”书单,这反映出西方读者对《诗经》的熟悉程度。些研究成果?本文将对这段历史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从中可看到中国典籍1886年,英国的卢伯克爵士(SirJohnLubbock,1834～1913)在伦敦《诗经》最早如何传入西方世界?在传播的过程中涌现了哪些译本、哪*本文的研究受到香港城市大学SRG研究经费的资助(项目编号:7005326)。关于本文论题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可参看拙著《英语世界的诗经学》,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世界Altemus,1896),p.18.汉学诗经学”丛书(2021年版)。JohnLubbock,TheChoiceofBooks(Philadelphia:Henry
西方《诗经》翻译与研究四百年回顾
西传的曲折历程,也可看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面貌。①??????????????????????????????????73一
17世纪初识《诗经》:神学的过滤《诗经》进入西方,最初是通过16、17世纪入华耶稣会士的著作。他们在《诗经》等早期儒家经典中寻找基督教义的对应观念,通过有意的误读,开启了欧洲人认识《诗经》等中国典籍的新时代。中西交通,源远流长。然而,古代欧洲与中国的往来,因路途遥远,要经过安息、大食、粟特等中亚商人的中转。关于中国的知识,在层层辗转之后,成为模糊失真的碎片。13世纪初期,蒙古人攻入东欧,激起了欧洲人对蒙古帝国的兴趣,方济各会士、旅行家、商人相继前往东方。他们的游记,为欧洲读者提供了第一手的中国信息。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的游记,曾激起欧洲人几世纪的无限遐想。然而,马可波罗并不懂汉语,②游记中也没有提到孔子或任何中国典籍。13、14世的中国游记,虽然刷新了欧洲人的中国知识,但是,游记的作者大多不懂汉语,他们的描述只限于中国的政治概况、城市风貌、物产工艺等外观层面。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切断了东西方交通线,促使欧洲人寻找新的海上通道,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伊比利亚王国,控制海上航线,重新启动了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历史进程。因此,很多学者将过,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来华使节、商人、传教士的见闻游记,依然停留在中国政治、经济、地理等层面。当时的集大成之作,是西班牙的奥古斯丁会士门多萨(JuanGonsalesdeMendoza,1545～1618)的《中华大帝国史》。此书1585年出版,以不同的语言再版了46次。然而,《中华大帝国①西方汉学的16至17世纪称为“伊比利亚时期”(TheIberianPhase)③。不1993年第6期;王丽娜:《〈诗经〉在海外》,《河北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王丽娜:《西方〈诗经〉学的形成与发展》,《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夏传才:《略述国外概述》,《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李玉良:《〈诗经〉英译研究》,齐鲁书社,2007。〈诗经〉研究的发展》,《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曹建国:《海外〈诗经〉学研究已有学者对此做过初步梳理,如周发祥《〈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文学评论》②③nesePhilology(NewHaven:AmericanOrientalSociety,2001),p.1.DavidB.Honey,IncenseattheAltar:PioneeringSinologistsandtheDevelopmentofClassicalChi-参见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第75～79页。
74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七辑)
史》也没有提到《诗经》等任何中国典籍。①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高母羡(JuanCobo,1546～1592)在1591年翻译的《明心宝鉴》,曾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称为“现存最早的中国书西译本”②。此书汇集了历代思想家关于修身养性的语录,摘抄自《尚书》《易经》《诗经》《礼记》《论语》《孟子》《颜氏家训》等典籍,是明朝非传不广,在欧洲没有产生影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印刷术、长城和饮茶文化,然而他们并没有帮欧洲人认识《诗经》等中国典籍。要等到利玛窦(Matteo西播史,才触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问题。Ricci,1552～1610)入华,耶稣会士研读儒家典籍,才真正展开《诗经》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能在译介儒家经典上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这与耶稣会的传教策略是密切相关的。耶稣会(SocietyofJesus)虽然宣称捍卫天主教会、效忠教宗,但是“耶稣会士不仅向文艺复兴开放,而且他素养,采用新式的教育体制,会士需要学习古希腊、罗马以来的非基督教们自己就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宣扬者和鼓动者”③。耶稣会特别注重知识上的??????????????????????????????常流行的通俗`读物。虽然此书已包含《诗经》诗句,但是高母羡的译本流哲学家的著作,还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能深入了解异族的文化和宗教。由于以上原因,利玛窦等人在中国开辟了非常灵活的传教路线,即“耶稣会的适应政策”(Jesuitaccommodation),也就是“让西方学术迁就、适应中国的文化氛围,并试图通过基督教与儒学的结合使之得到中国士大夫的接受”④。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澳门,开始学习汉语,次年获准进入肇庆传教,1601年获准在北京居住和传教。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发现,通过科举考试必须要在儒家经典中寻找契合之处。《诗经》《尚书》等早期典籍中,有很并进入权力机构的士大夫才是中国最重要的阶层,如果想在中国顺利传教,多关于“帝”“天”的记载,利玛窦宣称,这就是中国先民对天主教的上帝①②③④门多萨介绍了中国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却没有说明科举考试需要读哪些书。见引自方豪《流落于西葡的中国文献》,载《方豪六十自定稿》〔西〕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8,第111～117页。(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第1745页。15页。〔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论》,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导言”,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第1、3页。
西方《诗经》翻译与研究四百年回顾
??????????????????????????????????75的认识,只不过被后世的儒生遗忘了。利玛窦及其追随者对《诗经》等典籍进行神学的解释,并撰写著作传播天儒相合的思想。这些著作有用中文写成,面向中国读者,宣传基督信仰与儒家思想并无冲突;也有用西文撰成,面向欧洲读者,辩述文化适应策略的合理性,《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就这样经过神学的过滤,传到欧洲。利玛窦的中文著作《天主实义》,引用《诗经》达七次之多,包括《周颂·执竞》《周颂·臣工》《商颂·长发》《大雅·大明》等诗,用以证明天主信仰与中国儒家经典吻合。①康熙初年,杨光先等人弹劾汤若望(Johann1688)的西洋历法,大批耶稣会士被牵连入狱。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论,其中就引用《诗经》中的《大雅·文王》《大雅·下武》来证明天堂地狱之说。②《天主实义》《不得已辩》等书毕竟是用中文写成,无法直接进入欧洲(LodovicoBuglio,1606～1682)撰写《不得已辩》,逐条驳斥杨光先的言读者的视野。不过,这种引用《诗经》诗句的方式,却被文化适应路线的反对者们充分借鉴,撰写成西文著作,在欧洲引起极大反响。利玛窦的接班人龙华民(NicholasLongobardi,1559～1654)与利玛窦的观点相左,他认为中国典籍中充斥着无神论思想,不可以用“天”“上帝”等名词来翻译Deus(神)。因此,龙华民被称为“引起中国礼仪问题之第一人”③。他在1624年左右用拉丁文撰成《论孔子和他的学说》,虽然观点与利玛窦针锋相对,但论证方式却深受利玛窦的影响,常引用《诗经》等儒家经典。同时,保守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更是激烈地反对文化适在历狱案中逃回罗马,将龙华民的《论孔子和他的学说》译成西班牙文,收入自己的《中华帝国纵览》(Tratadoshistoricos,politicos,ethicos,yreligiososdelamonarchiadeChina),于1676年在马德里出版。④此书很快被译成英、①②③④"应策略。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FernandezdeNavarrete,1610～1689),社,2001,第25～26、44页。267页。〔意〕利玛窦著,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意〕利类思:《不得已辩》,载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台湾学生书局,1965,第〔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第65页。关于闵明我得到龙华民论文的来龙去脉,可参见J.S.Cummins,AQuestionofRites:FriarDo-mingoNavarreteandtheJesuitsinChina,Aldershot(England:ScolarPress,1993),p.159.
76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七辑)
??????????????????????????????法、德等多种欧洲语言出版,畅销欧洲,使得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引起了欧洲公众的广泛关注。①到了1701年,龙华民的手稿又从西班牙文转译成法文,被冠以《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的题目,与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deSantaMariaCaballero,1602～1669)的文章一起,由巴黎外方传教会出版。这两篇文章,被欧洲读者广泛阅读和热烈讨论。龙华民、利安当的文章,都如利玛窦一样引用《诗经》等典籍,虽是为驳斥文化适应政策而撰,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诗经》在欧洲的传播。比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就在逝世之前写了一封长达四万字的信来驳斥龙华民、利安当,信中两次引用《大雅·文王》,证明中国古人相信灵魂不朽。②如此引用《诗经》诗句,当然只是断章取义。对于《诗经》的真正认知,必须依赖比较完整的译文或介绍。然而,17世纪的欧洲读者却无缘阅读任何《诗经》译本。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9)曾在1626年用拉丁文翻译“五经”,在杭州刊行,但此书可能并未寄回欧洲。③为了说明中国传教事业的特殊性和文化适应政策的合理性,利玛窦等人开始撰写西文著作,向欧洲读者介绍《诗经》等中国典籍。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由金尼阁带回欧洲,1615年在德国刊行,此书介绍了1585～1658)的《大中国志》(ImperiodelaChina)介绍《诗经》,指出其充满“隐喻和诗意”⑤。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的《中国上古史》(Sinicaehistoriaedecasprima)介绍《诗经》,则指出其“叙述了上古君主———包括明君或昏君———的言行”⑥。安文思(GabrieldeMagaillans,①②③④儒家的“四书”“五经”,但内容颇为含混。④曾德昭(AlvaroSemedo,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都读过此书,可参见〔法〕伏尔泰《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德〕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庞景仁译,载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38、143页。〔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24页。〔意〕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商务印书馆,2014,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梁守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220、223页。第23～2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中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是根据1942年英译本译出的。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于20世纪初被发现,文铮译本是据意大利原稿重译。〔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李申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59页。⑤⑥参见GiorgioMelis(梅文健),“ChinesePhilosophyandClassicsintheWorksofMartinoMartini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辅仁大学出版社,1983,第479～487页。S.J.”(耶稣会士卫匡国著作中的中国哲学和古学),载《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
篇六：国外诗歌翻译研究现状
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翻译研究
【摘要】艾米丽?迪金森及其作品是美国诗歌史上颇具争议的话题，国内外学者关于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的翻译研究也是历久弥热。文章以时间为脉络，分析了国内外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翻译研究状况，同时结合译介学知识，就国内研究者有关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研究的观点和成果进行了梳理、分析。
【关键词】艾米丽?迪金森
诗歌
翻译
研究
艾米丽?迪金森是19世纪美国诗坛乃至美国文学史上最富盛名的女诗人，她也是20世纪英美意向派诗歌的先驱。艾米丽?迪金森一生离群索居，终身未嫁，因此她又被人们称为“艾默斯特修女”。艾米丽?迪金森生前默默无闻，她生前发表的几首公开诗也未受到重视，但是她死后却人们誉为经典诗人，人们对她其人及其诗歌的研究热情是长盛不衰。一个多世纪以来，艾米丽?迪金森研究及其诗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人们对她的?歌作品的阐述和翻译研究可谓是非常多样化。
一、国外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翻译研究综述
国外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翻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890―1945年前后时期，研究以走向经典为主。1890年，希金森和托德合编的艾米丽?迪金森诗选第一辑出版，其后，关于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的研究日渐火热。这一时期，人们对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研究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三点，分别是发布各种艾米丽?迪金森诗集、书信集和专辑，再就是各种版本的艾米丽?迪金森诗歌集推陈出新，关于迪金森诗歌的评价或积极或严肃，各种版本的诗集和各种声音成功激起了英美评论界对迪金森的关注和敬意，希金森称迪金森为“风格独到的天才”，康德拉.艾肯则称迪金森的诗歌极具“人格之美”，迪金森诗歌的经典地位也因此而奠定。
2.1955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迪金森诗歌研究日渐学术化，研究态度趋于严肃。1955年是迪金森诗歌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同年，托马斯.H.约翰逊编撰的《艾米丽.迪金森诗集》出版，该诗集以时间顺序，收录了迪金森的1775首诗歌，格式严谨，成为迪金森诗集权威版本。经典一出，迪金森诗集出版日渐降温，迪金森诗歌研究日渐活跃，各种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观点不断出现，人们从心理因素、文化渊源、创作生涯等方面就迪金森诗歌做出了多重审视和研究，迪金森诗歌的主题、格律、语法、句法和修辞特点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3.20世纪80年代后，迪金森诗歌研究全球化、多样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历史主义思想影响下，有关迪金
森诗歌研究的学术论述剧增，迪金森诗歌研究品评方法也日趋多元化，人们尝试着从心理学、女权主义等方面解读迪金森诗歌的现实影响，迪金森诗歌也被置于更加宽泛的文化框架中去审视、解读，在人们的推测、解释下，它与知识变革、大众文化、阶级关系都产生了各种关联。
二、关于迪金森诗歌翻译研究的主要观点
近五年来，国内学界在迪金森诗歌的翻译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译著方面，王誉公所著的《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的分类和声韵研究》，填补了国内迪金森研究专著空白；吴玲翻译的《孤独是迷人的――艾米丽?迪金森的秘密日记》为人们深入了解、研究迪金森提供了更加真实、可靠的资料。纵观国内学界关于迪金森诗歌翻译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文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迪金森诗歌翻译研究的论文数量多达100余篇，这些研究性论文的关注点主要聚焦在以下几点：迪金森生前发表的较少的作品及原因，迪金森诗歌的主题和艺术风格，迪金森与其他文化思想、作家的关联等等。下面，笔者将对国内迪金森诗歌研究主要观点做简要论述：国内学界认为，迪金森生前是一个独立而自主的人，她不结婚不发表过多的作品，与她对世界的拒绝、怀疑、抗争、蔑视有关；迪金森的诗歌以爱情、自然和死亡为主题，她善于将分散的意向汇聚到一起构成意向群，所以在她的诗歌中，意向的不规则性、含糊性非常明显。
三、国内迪金森诗歌翻译研究的特点
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对比分析发展，近年来，我国学界的迪金森诗歌翻译研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喜欢以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思想、新批评等文学批评理论为工具来研究迪金森诗歌的内在含义。其次，力求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学符号学方面解读迪金森的诗歌精神内涵。如孙立恒在研究迪金森诗歌时，运用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探讨了迪金森的心理历程，认为是恋父情结和感情移植导致她对自然、诗歌的热爱超过了她自己原本应有的生活。彭焱运用符号学理论对迪金森诗歌中的意向进行了解读，认为她诗歌中的名意向使她的诗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适应性，就是这些具有广泛普遍性的意向才使她的诗歌倍受欢迎。王霞则利用“平行研究法”就奥斯丁与迪金森的独创性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两者在生活背景、经历和创作题材方面的差异。魏兆林则就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对迪金森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都填补了迪金森诗歌研究方面的空白。近年来，我国迪金森诗歌翻译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我们相信，国内迪金森诗歌翻译研究视野必将进一步开阔，研究成果也会越来越丰富。
参考文献：
[1]刘晓晖.百年艾米莉?狄金森研究管窥[J].国外文学，2007（1）.
[2]魏烨.浅谈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思想内涵[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80-82.
作者简介：蒋萧（1981.9-），女，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篇七：国外诗歌翻译研究现状
诗歌翻译出版的现状和期待（2）
三、关于诗歌翻译与新诗的关系
唐晓渡援引诗人翻译家黄灿然的统计指出，大量外国诗人没有被介绍到汉语中，这种局面必须被打破，因为汉诗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翻译，译诗拓宽诗人的视野。至于“转译”问题，他认为从原文中直接翻译当然好，但是目前能从原文直接翻译的小语种诗歌译者极度匮乏。
诗人、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认为，百年新诗历史与译诗历史犬牙交错，新诗受翻译冲击而产生，诗歌翻译也是新诗自身发展的需要，为新诗成长提供语言和思想资源。诗歌汉译应更多地关注当代需要。他还观察到，随着越来越多汉诗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汉语当代性已经影响到其他语种，如在座的一些诗人的诗歌。
新诗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福春认为翻译文学包括译诗应该属于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1949年以前出版的有影响的译诗集绝大部分是由诗人翻译的。“诗人译诗”的传统由来久远，从新诗草创期就开始了，诗人译者比一般普通译者有着明显的优势。
著名诗人蓝蓝谈到译诗对其阅读和创作的影响时，把译诗比作饭菜，译者是大厨，厨师端什么，她就吃什么，多几个译本才有比较，对原作的了解更全面或更准确，有助于学习和借鉴。青年诗人、批评家王东东则以穆旦为例，具体探讨了创作与翻译的关系。
西川谈到翻译对当代诗歌的塑造作用，并以泰戈尔翻译为例，指出读者读到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泰戈尔”，作为一个大诗人的泰
戈尔没有被以前的翻译展现出来。许多诗歌翻译还停留在20年代、30年代那种趣味，读诗和写诗完全没有现场感。
九叶派老诗人、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敏建议学术界展开对中国译诗和外国诗歌的平行研究。她认为中国读者比较容易接受浪漫主义，但她本人接触到英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后受到很大触动，意识到浪漫主义遮蔽了事物更复杂的一面，这就是她为什么要翻译美国当代诗。她认为很多中国读者尚未认识到后现代诗歌和哲学的重要意义。
四、关于诗歌出版和教育
郑敏针对国内文学教育长期忽视诗歌教育的现象，建议高校中国文学专业课程应提高译诗鉴赏的比例，高校外国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则应补充汉语诗歌欣赏内容。另外，她指出国内诗歌教育往往只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诗歌中的哲学思考和诗歌与人类命运的关联常常被遗忘。
多多认为出版界对外国当代诗歌引介不够重视，太多重要诗人等待被中国读者发现，出版界应该对中国读者对当代外国诗歌的接受程度抱有信心。他还批评了古典经典的重复无效出版。
诗人欧阳江河和胡续冬针对目前诗歌读者需求，对诗歌翻译和出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唐晓渡倡议发动社会力量建立诗歌翻译基金，保证诗歌出版免于因资金匮乏和商业风险而难以持续之忧。高兴指出诗歌翻译队伍青黄不接的根本原因是，文学翻译没有得到基本尊重，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文学翻译评估机制、奖励机制和学术机制，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沿用中国文学评估标准评估翻译文学，翻译活动主体和翻译文学的主体性均被漠视。
湖南文艺出版社社副社长龚湘海在发言中回顾了老版“诗苑译林”的出版过程及其影响，诗人韦白介绍了新版“诗苑译林”的策划动机。“诗苑译林”责编傅伊在在发言中谈到“诗苑译林”是彭燕郊、杨德豫等老一辈文化人理想、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在参与“诗苑译林”再版工作的过程中，唯恐因为我们的懈怠而减损它的光芒。她认为当代诗歌翻译出版最突出的变化有三点，一是诗歌读者早已不满足于阅读外国古典诗歌，对现当代诗歌翻译的需求日益增长，尤其是那些没有被引介到国内的重要诗人越来越受到关注；二是诗歌读者对译文质量有了更高的期待，外语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英语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读者可以直接阅读原文，他们阅读译诗的主要目的是借助译者的帮助加深对诗歌的理解、欣赏；三是加入伯尔尼版权公约后，版权购买使得外国当代诗歌翻译出版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和商业风险，出版社再也不能像80年代那样想出版哪个诗人就找人翻译，对作品出版价值的评估更加严格。此外，她也谈到对古典经典的重新认识问题，古典经典的翻译出版应朝纵深发展，避免重复出版，谈到外国诗歌尤其是小语种诗歌原文直译本和转译本（主要是从英文转译）的出版价值比较，希望诗歌界和翻译界对这个问题更多关注，给翻译出版提供更客观公正的参考。
（欣桐
傅伊
整理）
篇八：国外诗歌翻译研究现状
开题报告
英语
诗歌翻译中的跨文化视角
PoetryTranslationinthecross-culturalperspective一、选题的背景、意义（所选课题的历史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文学的意义，比其他体裁的外国作品之译介，要更为独特一些——它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它促生了中国新诗，将诗歌这一体裁，从中国传统的旧诗中解放出来，从诗体、语言以及内容素材等方面，赋予了中国诗歌前所未有的自由，使得中国的诗人们能够以当下的语言，写出当下的情感和思想，使得诗歌更具历史感和生命力。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是时代、历史和文化沉淀的结晶，中西皆然。诗歌不仅融聚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以最精练的语言形式,将现实与理想、时间与空间、感情与理智、情趣与教育融于一体，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国诗歌发展到近代，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新学之诗”，以音译新词汇入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为诗歌开辟新意境，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提倡“我手写我口”——这些均未能使中国诗歌摆脱困境。究其根本，还是由于诗体和语言的局限。说到底，文言是极少数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语言，不能普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仍以古旧、少数得有些贵族化的文言作为写诗的唯一语言，无异于否定人们日常操持的语言，否定世俗生活的意义——这样的诗歌自是没法走远。回顾一下我国古代文学史，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分别代表了所处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人也写诗，但为何词更兴盛？元人也写诗词，但为何曲更兴盛？明清人也写诗词曲，但为何小说兴盛？最主要的原因是语言的使用。因为宋词的语言要比唐诗通俗，元曲的语言比宋词通俗，明清小说的语言比曲更通俗，已经基本上是白话了。
胡适在国内外多种场合用“文艺复兴”来概括新文化运动的实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运动”。胡适及其同道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但丁等人提倡以俚语土语代替拉丁文，两者本质何其类似。而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
表情达意的工具，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白话入诗与文艺复兴的俚语土语入诗
一样，给社会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解放”。正如胡适所说，白话入诗表面上虽然是个形式问题，但语言的形式实际上又决定了诗歌的内容：“五七言八句的律诗，绝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绝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绝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只有语言文字的革新和诗体的解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
近代“诗界革命”的失败说明，“内部的改良和革新不可能复现中国诗歌的唐宋荣光”。中外诗歌发展的历史说明，要使中国诗歌朝着符合时代要求和民族审美的方向继续前行而“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季羡林语）。胡适身先士卒，以译诗为主要手段，在白话入诗和诗体解放两个方面作了尝试，前所未有地革新了诗歌语言工具和传统诗学观念。这种尝试也使得诗歌从贵族化走向了大众化，扩大了诗歌的创作群体和受众群体，为诗歌注入了更多的生命力。
二三十年代是新诗诗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此间，也是意象派运动持续发展的时期。中国新诗从意象派那里吸取了不少理论支持。意象派激进诗人在1915年4月出版的《意象主义诗人》序言中，规定了自由诗的创作法则，其中有一些对新诗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比如：“运用日常会话的语言”、“一个诗人的独特性，在自由诗中，也许会比在传统的形式中，常常得到更好的表达，在诗歌中，一种新的节奏，意味着一个新的思想”、“在题材选择上允许绝对的自由”，等等。
意象派对“自由体”、“日常语言”的推崇，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先驱们对诗体和语言的看法及实践；“题材选择上允许绝对的自由”，对世俗生活的肯定，也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平民化倾向。
新诗诞生之后，由于这一形式的不成熟，曾有很多人对新诗诗体持有怀疑态度，认为“自由体”过于散漫、直白，没有诗味。闻一多还曾提出新格律体，提倡在形式上赋予诗歌以“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意在约束诗歌中漫无边际的情绪、情感。但主流观点仍然是认可“自由体”的。郭沫若提倡以情感节奏代替外在节奏；戴望舒提倡不加修饰的“散文美”，认为外在的形式反而会破坏诗意；废名认为，新诗的形式是散文化的，内在则是诗歌，旧体诗恰恰相反，外在形式是诗歌，内在却缺乏诗意，是“散文的”。
之后，诗人们对外国诗歌更关注内在质地，而非外在形式，从而带动了西方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等诸多“主义”和“流派”在中国的滥觞。这其中，最成熟的例子当属“九叶诗派”对外国诗歌及诗论的借鉴。从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等人身上，一些技巧、观念、理论被移植进来，比如里尔克对世界的沉潜观察与细微刻划，对
神秘体验的赋形；艾略特强调的客观化、非个人化；奥登的反讽和自由联想，以及戏剧化，等等……这些都对九叶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九叶诗人的创作标尺。可以说，九叶诗人带来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双重丰收。
三、课题的研究内容及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研究难点，预期达到的目标
本课题将研究从跨文化的角度解读中西诗歌翻译中的深层内涵。主要采取对比、举例的方法研究。其中难点在于中西方在翻译“东风”和“西风”时是否该遵循本国文化还是融入别国风土人情。
四、论文详细工作进度和安排
2010年9月20日－11月14日
确定论文题目
2010年12月30日－2011年1月2日
提交开题报告，文献综述，任务书
2011年1月底前
提交论文初稿
2011年4月底前
二三稿的修改
2011年5月底前
提交按要求装订的论文终稿一式四份
五、主要参考文献
吕叔湘
《中诗英译比录》上海外语教育社，1980年序言。
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新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
吕俊
《谈诗词翻译中的意美原则》
《外国语》1995年第5期
钱歌川《英文疑难详解续篇》
中外出版社1976年
王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孙梁编选《英美名诗一百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
冯志杰、冯改萍《译文的信息等价性与传递性：翻译的二元基本标准》，《中国翻译》1996年
BassnettSusan,LefevreAndre.ConstructingCultures:EssaysonLiteraryTranslation[M].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篇九：国外诗歌翻译研究现状
作者：韩雪
作者机构：牡丹江师范学院
出版物刊名：出版广角
页码：60-61页
年卷期：2016年
第2期
主题词：外国诗歌
出版
翻译
难点
艺术性
摘要：翻译出版是诗歌进行文化交流的途径,但是在对外国诗歌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一些综合性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分析外国诗歌出版翻译的难点,提出了解决外国诗歌翻译出版问题的主要对策。
篇十：国外诗歌翻译研究现状
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的若干问题分析
摘要：诗歌的翻译追求的是一种信、达、雅的意境，“信”是指译文要准确无误，“达”是指译文要通顺畅达，“雅”就是指译文要优美自然，诗歌的翻译反映的是异域的风土人情，诗歌翻译对加强地区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诗歌翻译过程中在诗词风格、文化意境、形体比喻及表现的手法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别，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上存在不少的难点，将外国诗歌的意境在翻译的文体中体现出来是艺术性较高的一项工作。
关键词：外国诗歌；翻译；出版；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加强了与外国的联系和沟通。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使得中国对外的包容性增大，中国的文化逐渐走向世界并被世人所认可，而国外的文化也悄悄地走进中国。诗歌是诗者用于表达内心感受的文体，是世界上最基本、最古老的一种文体形式，它需要作者拥有娴熟的艺术技巧、深度的社会阅历和丰富的内心感受才能将诗歌的意境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它对言语、音节、韵律、感情、意象都有着特殊的要求。外国诗歌由于语言、文化背景、音节、韵律上都与我国诗歌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对其翻译存在着一定的困难。[1]经济的发展迎来了我国诗歌翻译、出版、创作的最佳时期，如何克服外国诗歌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直接影响我国诗歌翻译以及出版工作的开展，因此本文将对外国诗歌翻译及出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并值此提出一些解决方法，以应对当前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中遇到的问题。
一、外国诗歌的特点及与
中国诗歌的区别诗歌是民族文化结晶及智慧的最高体现，同时也反映某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是时代与历史进步的见证。由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不同影响，外国诗歌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把握外国诗歌的审美特征是进行外国诗歌鉴赏的前提，而对各个不同时期的外国诗人诗作的了解也是进行外国诗歌鉴赏的必备条件。犹如中国诗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一样，外国诗歌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进行外国诗歌的鉴赏，我们首先应该以历史的、美学的眼光考察外国诗歌，把握外国诗歌的审美特点。由于世界各民族在语言文字、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差异，所孕育产生的文学也有很大的差别。
中西方诗歌无论在文化、美学、艺术、文论、内容、结构上都是迥然不同的。西方诗歌中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物内在心理的描写，诗人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都是比较直率的，直接将内心的感受抒发出来，毫无造作，语言描述结束时其所表达的意思也就结束，值得回味的空间较小。这与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以及心理特征有关。外国诗歌在主题上更多的是反映人神之间的关系，如大型诗歌《荷马史诗》。外国诗歌时代感意识较强，以艺术的方式对个性主张、时代精神以及诗人的愿望、情绪进行高度的概括。外国诗歌的表达方式较中国诗歌单一，直接是以修辞方法及表现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艺术想象大胆而夸张。
而我国诗歌在表达上则采用较含蓄的表达方式，常常是借物抒情，这与我国的文化及风土人情有关，我国儒家文化中就教导我们在语言中应尽量含蓄，避免话语太直接而伤害别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因此外国诗歌在我国翻译过程中存在着文化地域、语言习惯、语言风格等的差异。[2]
二、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一）外国诗歌在我国的出版历程
纵观我国的外国诗歌出版的过程，可以粗略地将其出版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探索阶段：在1914年中华书局涉外国文学译注出版社成立，中华书局首次试水外国诗歌的翻译和发行。这年中华书局刊载了大量的外国翻译诗歌，例如刊载在《中华教育界》上的教育小说《纪念之纽扣》，刊载在《中华学生界》上的历史小说《三百人》等等。这一时期称为外国诗歌出版翻译的探索阶段。
第二，发展阶段：自1919年以后，中华书局在外国文学翻译出版事业上趋于繁荣，这一时期翻译的作品相对冷落市民文学，重视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家的作品，共翻译了新书15多种。到了1934、1935年外国文献的翻译达到全盛时期，出版业内称这两年为“翻译年”。
第三，衰退阶段：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西迁，上海沦陷，中华书局的主营业务基本全部转到了重庆分局，这一阶段，外国诗歌的译著出版数量急剧下降，中华书局基本集中于教学图书的发行，外国诗歌的译著出版工作整体趋于低迷，新版书骤减，只有大概45种。
（二）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中遇到的问题
1外国诗歌出版存在缺席的现象
尽管诗歌是民族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但是外国诗歌在我国的出版工作一直被边缘化，外国诗歌在我国的出版处在零散、分系统的状态。相对于其他的文学作品，外国诗歌由于其内容及意境艰涩难以理解，加上我国现在真正懂诗、爱诗的文学爱好者甚少，因此，外国诗歌在我国变得很难畅销，出版社对外国诗歌的出版量也随之大量减少，导致我国文学市场上外国诗歌所占的比例少之又少。
2出版社对国外诗人介绍甚少，导致观众对诗人及其作品缺乏认识
中国的出版社对国外诗歌的介绍比较滞后，语种与诗歌的翻译不能做到同步，在国外比较热销的诗歌，来到中国后反而不被认识和了解，中国很多出版社忽略了对外国诗歌的介绍，导致中国的诗迷对诗歌缺乏认识而错过了阅读，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当代诗人的视野。同时，我国一些研究者及诗人出于对外国诗歌的爱好及兴趣，翻译出来的作品无法找到出版社出版，只能压在手里，严重影响了
外国诗歌在我国本地的传播。对于一些著名的诗人的作品，尽管诗歌爱好者能熟悉他们的作品，但是在市场上却很难找到相应的文学书籍。[3]
3存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地位的问题
中西审美习性及倾向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些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以及民族思维有关。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东西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民族内部时，不可能完全不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既是其融入其他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身发展吸收的结果。而这种变异的结果有两种：一是消灭其他文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一是两者的结合，最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古代前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而到了近现代，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沉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一种情况司空见惯，而且世界文化交流的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是不以消灭一方文化为代价的，毕竟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消灭文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一体化的论点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文化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文化的个性。偏激一点，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文化一体化等于没文化，消灭文化。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共同拥有一种文化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如果以非客观手段强行消灭一种文化必然会受到惩罚。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教训不是不深刻。因此我们并不能提出单纯的融合要求，中西的交流不能以消灭一种文化为目的，否则后悔的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很多中国人自称是为了保护中国的本土文化，只是学习研究中国的文化，对于外国文化有所排斥，所以本土文化总是占据主导地位，而外来文化入驻中国的现象却很少见。
（三）外国诗歌出版过程中问题的解决方法
针对上述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想让外国诗歌在我国本地上能被广大的诗歌爱好者熟悉和了解，出版商需准确把握读者的地位，了解读者的所需，在对外国诗歌选编时，应该考虑读者对诗歌的喜欢程度，而不是盲目地、随意地对诗歌进行选编，最后出版出来的东西就会变成大杂烩的形式，缺乏可读性，造成诗歌爱好者难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外国诗歌，使得我国诗歌爱好者对外国诗歌的认识受限。加强出版界对诗歌读物出版工作的重视，主要是加强对外国诗歌出版宣传的力度，把诗歌出版作为出版的义务。媒体方面应该加强对诗歌文化的宣传，而不是一味地进行商业炒作。加强国人对诗歌的认识，让国人了解诗歌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加深国人对诗歌的热爱程度。[4]
三、外国诗歌出版翻译的难点及对策
（一）外国诗歌翻译的难点
1对诗歌描述主体的认识不够
在中国诗歌中，“我”通常是指作者本人，但是在外国诗歌中“我”所描述的主体不一定是作者本人了，在外国诗歌中抒情的主体常常出现缺席的现象，因此确
定外国诗歌抒情的主体是对外国诗歌翻译的第一步。外国诗歌中的主体形式多样，既可能是景色、生活，也可能是人物、事件，确定诗歌中的“我”对于发掘作者的内心是很重要的，确定了诗歌的主体，也就是了解了诗歌的内涵。诗中表达的思想也是围绕着主体进行的。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因此国内翻译者对外国诗歌主题的把握存在一定难度，主体表现形式多样化也使得翻译工作变得艰辛。
2作者的情感难以把握
中国诗歌的特点就是通过形象来说话的，即诗中用意境来表达作者的想法和体会。诗人的情感和思想是通过生动具体的形象体现在诗歌中的，诗歌的意象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观念及意识，这些无形的情感意象在诗歌中将会被化为有形的物体或画面。与中国诗歌不同，外国的诗歌在表达上不一定是以抒情的方式对自身的感受、体会进行表达的，外国诗歌在情态形象上反映的是诗人内心的体验、生活的经历。但人的感情和生活体验是复杂和多样化的，因此，在翻译外国诗歌过程中能否正确把握作者的情感，将直接影响到诗歌所表达的意思。但是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很多时候就连当事人都很难将自身的体验完全准确地表达出来，何况是局外人，因此翻译者对作者的情感难以准确地把握。[5]
3对诗中象征手法容易混淆
外国诗歌擅长对象征手法的使用，象征是指借甲事物来暗喻乙事物。象征在外国诗歌里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手法，是一种谋篇立意的手法。由于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与比喻相似，如果翻译者对诗歌的意象把握不准确就很容易出现混淆，将象征的手法翻译成比喻的修辞方式，这样就与作者的立意相违背了，因此对象征意象的把握是否准确，将影响外国诗歌的整体表达。
4诗歌语言风格的把握难度较大
外国诗歌的词语大都包含一些特殊的含义，这与各国的文化历史有关，在中文里难以找到合适的词语将其进行还原，因此在内容和形式上看其翻译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若对其把握不够准确，翻译出来的作品就会与作者作品原意大相径庭，因此，这给翻译者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
5两种诗歌的表现形式、语言声调不同
不管是中国的律诗还是中国的词，都非常讲究形式美。表现中国诗词的主要形式有两种：外在形式，即篇章；内在形式。中国诗词的篇章分为七律诗、五律诗、词牌等；内在形式主要要求对仗、押韵、平仄等。中国诗词正是通过这种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的完美结合，才使得中国的诗歌读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美感。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诗歌的形式传递着一种信息，而这种信息无法用其他语言来表达。虽然外国诗歌也有押韵格律之美，但英语讲究的是语调语言，想用汉语的声调语言表达出来是存在很大困难的，有时候就会造成虽然用汉语翻译出来了外语诗歌原文的意思，但在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上我们的译文则表达不出
来。因此，由于中外诗歌在形式和声调存在较大的差异，就使得外国诗歌在翻译成中文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二）外国诗歌翻译的对策
1了解原作者的背景，有助于对诗歌中主体的把握
外国诗歌通常反映的是作者的生活体验，因此了解作者的出生背景、教育背景及生活经历，可有助于对诗中主体的把握。外国诗歌体现的是社会大环境的各方面及人身处复杂多变社会中的内心感受，因此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及相关的背景，对于了解作者诗歌的立意都是很有帮助的，了解作者诗歌的立意后就能揣摩诗歌中所描述的主体了。
2通过意象来把握作者的情感
在外国诗歌翻译中，把握意象对于把握作者的情感是尤为重要的。意象就是诗人将自己的感情生活化作具体的事物进行表达，是一种具有主观色彩、与生活原态明显不同的艺术形象。外国诗歌中，作者往往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具体的事物上。因此，翻译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知识、心灵体会、意象联想来对作者的情感进行把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对诗中的意象进行把握。
3对修辞方法理解透彻，可以避免对诗歌修辞方法理解错误
外国诗歌通常是以修辞手法及表现手法来对生活进行反映，风格多元化，题材丰富多彩，因此对修辞手法熟悉，有助于避免对修辞方法理解错误。象征写作手法与比喻修辞方法有相似之处，很容易将这两者混淆。要想对象征手法理解准确，首先是需要将象征和比喻区分开来。与象征不同，比喻是一种修辞手法，而象征是统筹整篇诗歌的，比喻只是在某段语句、语段中起作用的。对诗歌象征的把握除了区分与比喻的区别外，还可以从形象下手，一些典型的形象本身就富含着丰富的情感，作者会在这细节上着重笔墨进行描绘，因此可以通过作者对细节的描写来把握诗歌中象征的意象。[6]摘要汇编.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