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新中国调整生育战略思想的重大突破，开启了基本国策与时俱进的新阶段，对于中国人口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建设具有历史意义。
多年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是这个“基本国策”，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应该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发展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到1980年“一孩政策”开始在城乡实施，并且逐步加大了惩罚超生的力度。到1984年，在乡村有调整，规定在乡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经过允许可以生育二胎，但是禁止生育三胎。对于少数民族，前期以宣传为主，后期有的规定为二孩政策，有的甚至不纳入计生范畴。可以看出，中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是僵化不变的。2013年以后，中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将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创新。
一、清王朝“人口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口问题，主张节制生育的，是中国人。中国是近代世界计划生育思想的故乡，是发源地。因为中国最早经受人口过多之苦。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人口在世界上最多，中国受到的人口压力也最大，中国人对于人口的思索也就最早。清朝时期，是中国人口崛起的大发展时期。清朝中期以后，中国出现了巨大的“人口洪峰”，“人口爆炸”性发展，这使得中国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尖锐突出，统治阶级不得不思考和忧虑限制人口的问题。
乾隆：中国“计生皇帝”第一人
清朝初期以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力提高，中国人口急速增长，其速度和绝对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
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在乾隆6年（1741年），清朝政府利用保甲制度编查户口，当年全国人口数量是143，411，559人。此后人口增长迅速，到乾隆55年（1790年），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3亿大关，总人口为301，487，115人，在近5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1.1倍多。而在此期间，耕地面积扩大有限。雍正2年（1724年），全国垦田数量是7，236，327顷，到乾隆49年（1784年）是7，605，694顷，在60年中仅仅增长了5%。
面对这种状况，乾隆皇帝曾经在一道上谕中写道：“朕查上年各省报名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10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清史稿·食货志》）
可以看出，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之间，就已经严重失衡，在当时农业经济条件下，“生育”与“生存”的矛盾开始凸现，这是中国产生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思想的客观条件。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成为皇帝的忧虑，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一个难题。
洪亮吉创“中国人口论”
中国有近代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他提出的人口思想比马尔萨斯早5年。
曾经担任清朝翰林院编修等职务的洪亮吉（1746～1809年），在乾隆58年（1793年）著成《治平篇》和《生计篇》，这是世界上最早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文章。洪亮吉面对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状况，尖锐指出人口增长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倡导限制生育，控制人口。洪亮吉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以30年为一个周期，“则视30年以前增5倍焉，视60年以前增10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20倍焉”，但是田地和房屋“亦不过增1倍而止矣，或增3倍、5倍而止矣”。（《治平篇》）洪亮吉认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长，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必然导致民众生计越来越艰难，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他对人口增长的结果表示悲观，认为人口只会越来越多，物质资料则会越来越少，二者之间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承平、治平之世必然不能长久。
如何解决中国“人满为患”的问题？洪亮吉提出两个方法：一个是通过“天地调剂之法”，再一个是采取“君相调剂之法”，以缓和矛盾。所谓“天地调剂之法”，就是借助水、旱灾害和疫病流行等自然力量，来减少人口;所谓“君相调剂之法”，就是政府通过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减轻税负，赈济贫困，禁其浮靡，抑其兼并等措施，增加生产和生活资料，减轻人口压力。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用今天的眼光看，洪亮吉的人口理论，过分夸大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没有看到近代工业提升人类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局限于自然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对人类在新生产方式下物质资料生产力提高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他也没有能够从节制生育的角度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真正实用管用的措施。
洪亮吉，是一个在中国、在东方最古老生产方式下出现的农业人口学家，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口学家。其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人口的增长必须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相互适应，而不能失衡。而几乎同时出现在英国、出现在西方世界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则是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工业人口学家，是在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人口学家。作为农业经济人口学家的洪亮吉，与作为工业经济人口学家的马尔萨斯，他们的人口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要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都对人口增长的结果表示悲观。
汪士铎的“铁血计生方案”
中国有个提出控制生育最严厉措施的汪士铎，可以说，他是控制生育最早、也是最狠的政策措施设计者。
清朝官员汪士铎（1802～1889年）一生跨越嘉庆、道光两个人口大发展时期，他本人又出生和生活在人口稠密繁华的江苏南京，对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有切身体验。他认为中国“天下人丁30年加1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达到极限，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整个社会将因为人口持续增加而陷于混乱，提出以强硬措施大规模减少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