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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改革是突破增长瓶颈的正确路径，这迫切需要学界研究其经济增长的动态机制和时间框架，以坚定人们因增长效应的长期性而易动摇的改革信心，并能使政府根据结果预测及时调整改革政策。本文旨在初步建立一个可以动态分析和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增长效应的DSGE模型（包括家庭、企业、R&D、政策和贸易模型），根据改革引起的市场竞争性、产业转换成本、税负、R&D支持、劳动力技能升级等方面经济指标的动态变化，依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在半内生增长范式下构建上述各模型的行为方程，从而确定需要校准的模型参数及参数校准方法，为后续研究（即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历史数据采用校准法确定模型参数，检验模型的健壮性，并利用模型分析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可能带来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效应）打好基础。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DSGE模型；宏观经济调控；政府职能
基金项目：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财富管理平台与相关数据库建设”（2014GGX106008）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1-0031-06
一、引言
在世界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保持了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进入长达5年的下行趋势，即所谓新常态下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究其原因，在于我国长期沿用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以“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造成供给结构老化，无法创造和满足新需求，结果投入的生产要素越多，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越低，总需求越不足，经济陷入增长瓶颈而难以自拔。2015年岁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我国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指明了方向，急切需要学界从理论上和动力机制上充分探讨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使中国经济突破增长瓶颈①。
供给学派和新供给主义对供给侧管理都有研究。供给学派复活了古典的萨伊定律，即“生产自动创造需求”，主张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上世纪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迫使美国里根政府采纳供给经济学的主张，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原则；而滋生于中国经济的新供给主义在承认供给学派“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和萨伊定律合理性等主张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应以经济手段为主，有意优化供给引导政策、结构优化政策而避免行政干预失误。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除了借鉴供给学派和新供给主义有关理论与政策主张外，也未完全放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主张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力②。
虽然学界普遍认为结构改革的政策主张能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收入和就业，但在其经济增长效应的检测上，以及增长的时间框架和瓶颈上，缺少深入研究，存在诸多分歧。在Jones（2005）、Roeger（2008）和Varga（2014）等学者建立的半内生增长范式的基础上，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半内生增长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和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等诸多维度，在解决市场不完善、政府管制过多、财税负担过重和劳动力素质过低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改革成效，解释由知识投入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增长作用，以期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③。
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递减，使不断追加要素数量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只能转而依靠提高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以及技术进步和创新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因此，我国及时摒弃了长期采用依靠追加要素数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由于旧的消费需求已经疲软，而新消费需求在既有产业结构下难以自动产生，生产者行业转换困难，市场难以自动将要素配置到新产业中去，造成产业结构老化，有效需求不足。由结构问题导致生产率下降和经济增长乏力，使得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然而，以凯恩斯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宏观经济调控，不能解决产业结构升级和新需求产生的问题，在反复使用扩张或紧缩的逆市场动向的财政或货币调控政策失败后，对产业结构老化、需求不足和增长乏力问题束手无策，中央及时提出在供给侧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是解决新常态下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正确决策。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改革涉及的各项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首先考察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及所影响的主要宏观经济结构性指标，以及改革产生效果的动力机制，引入一系列指标来描述产品和要素市场、税收楔子以及技能禀赋等，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行为方程；其次，确定需要校准的模型参数及参数校准方法，为后续研究（即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历史数据采用校准法确定模型参数，检验模型的健壮性，并利用模型分析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可能带来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效应）打好基础。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经济新常态下，以结构改革突破增长瓶颈，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本文采用宏观经济分析中极为重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试图把握改革所引起的结构变化与增长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并探讨增长的瓶颈和时间框架。下面就本文涉及的主要问题：内生增长范式、结构改革与经济增长、动态离散性一般均衡模型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进行总结。
1. 内生增长范式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资源的积累、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和技术进步（Tanzi and Zee， 1997）。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建立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現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Aghion and Howitt， 1992）。内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使要素收益递增而长期增长率为正。
Aghion and Howitt（2006）区分了三种主要内生增长范式：第一种是AK理论，是一种未加入资本报酬递减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第二种是产品多样性范式（Romer 1990），通过增加新产品种类，创新产生内生的生产率增长；第三种则是熊彼特增长理论，是一种源于产业组织理论的范式，引入创造性毁灭理论，强调质量改进性创新迫使淘汰产品退出市场，最新出现的导向性技术变革模型则内生了技术变革方向④。
产品多样性范式与早期的一些基于R&D的模型均假定未经实证证实的规模效应，即如果投入R&D的资源翻番，人均GDP也会稳定翻番。而Jones则提出另一种多样性范式，一种抛开了不确定的规模效应的半内生增长模型。Jones模型（2005）是一个封闭经济的半内生模型，只有一种类型的家庭为最终产品的生产和R&D提供劳动。Rottazzi & Peri（2007）还发现半内生增长模型暗含了微弱的规模效应，半内生增长模型适用于内生性增长结构分析⑤。本文扩展了Jones模型，在半内生增长范式（不假定R&D的规模效应）和开放经济模式下（加入贸易模型），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来分析和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长、中、短期增长效应。
2. 结构改革与经济增长
在世界经济新常态下，许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结构性问题，陷入了增长瓶颈。因此，这些国家纷纷转而借助经济结构改革企图突破瓶颈。除了中国以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欧地区，主要是葡萄牙、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的结构性改革，许多学者对这些国家结构改革的效果进行了评价⑥。
Bouis和Dual（2011）根据OECD的诸多实证研究，结合产品和劳动市场的结构改革对GDP的中长期影响进行了meta分析。分析认为：这些研究证明了欧洲大陆国家的改革缩小了与OECD先进国家的差距，他们重点关注服务领域（网络与零售业）的改革，认为希腊和葡萄牙最需要改革，特别是上游产业的产品市场的改革，有望在10年后提高生产率9%以上。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在快速实施改革5年后可提高生产率4%，10年后提高近9%。希腊的改革效果稍逊。他们在研究产品市场的改革时采用了OECD对非制造业评估的政府管制指数，非制造业为诸多产业（如能源、交通、通讯、零售配送和专业服务业）提供重要的中间投入。本文对最终产品加成改革的研究类似于Bouis和Dual的研究，尽管在结构性指数的选取上有所不同，但在模型处理结果上应该大致相似。
OECD的研究还评价了减少劳动课税的效果，但不是以收入中性的方式，例如在其他课税上没有增加。评估认为希腊因劳动减税改革而导致的就业率增加最为明显，10年后增加近3.5%。但对于葡萄牙几乎没有效果。与OECD的研究假设全面减税不同，本文假设劳动与消费税之间存在收入中性的替换，以防止税收减少过多造成较大的财政赤字。Cacciatore等（2012）用DSGE模型分析了各种劳动与产品市场的改革，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结构改革的短期成效较小；研究采用了至少12年的数据，发现存在大量的短期过渡成本，如失业率上升。模拟结果表明：以OECD先进国家为标杆，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展开的雄心勃勃的系列结构改革可以在5年后增加GDP约6%，20年后增加8%以上。
Barkbu等（2012）进行了一项IMF的研究项目，集中于结构改革与经济增长，在改革效果的时间框架和改革重要性上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即短期成效有限，中长期则会产生较大的增长潜力。Barkbu等解释了结构改革短期成效甚微的原因在于改革存在时滞，以及因资本和劳动的流动性引发的调节成本。他们强调从短期看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就业减少，研究还发现5年内产品市场和税改能取得最大成效。IMF与下述GIMF模型计算的结果都表明，在劳动市场和养老金改革上，5年后近半数欧洲国家都可以缩小与OECD先进国家的差距近1.5%，在税收和产品市场改革上缩小差距1.1%和2.3%。
Lusinyan和Muir（2013）应用GIMF模型进行的2项IMF研究项目，分别对意大利和希腊的结构改革成效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与8.7pp.等值的产品市场加成下降5年后可增加产出4.4%，长期近8%。劳动市场改革与财政转移支付相结合，可在5年后使意大利的真实GDP增加8.6%，长期近22%。Eble等（2013）应用近似模拟框架分析了希腊的结构改革，发现产品与劳动市场改革结合可产生极大的GDP增长潜力，到2030年后，在选择的指标上可缩小希腊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差距近半，6%的加成减少可增加GDP约6.5%，而劳动市场的改革可另外增加GDP2.5%。
综上所述，结构改革的主要有效手段在于加强产品市场（减少成本加成）和劳动市场改革（含养老金改革）及相应税改。而且，结构改革主要体现为中长期增长效应，短期甚至可有负面效应。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目标与要求，分析预测各种改革措施可能产生的短、中、长期增长效应。
3.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
DSGE （Dym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是目前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的模型方法，主要用于讨论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以及政策工具效果（财政和货币政策）⑦。在Ramsey（1928）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基础上，DSGE被应用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RBC）、新古典模型（Kydland—Prescott，1980）和新凯恩斯模型（CEE，2001）。国外早期研究侧重于以DSGE模型识别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后在OECD各国央行的推动下，DSGE货币政策模型成为研究主流，而有关DSGE财政政策模型的研究较少。
国内DSGE模型相关研究集中在理论方法引进和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方面（刘斌，2008；李雪松，2011等），对财政政策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黄赜琳，2005等）。在我国学者应用DSGE模型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问题，如市场出清的完全竞争假设、政策规则的设定以及贝叶斯参数估计问题等。 一般而言，DSGE框架大体包括构造经济主体行为模型；利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寻求最优决策条件；采用对数线性化技术得到求解最优条件的近似方程；根据实际数据估计模型参数；计算机模拟经济系统的运行。其中，因动态最优化方法早已成熟，对数线性化技术也已经标准化，在一般DSGE经济问题研究中，主要工作是构建主体行为模型和参数估计（肖尧和牛永青，2014）。鉴于此，本文在建模时放弃了市场出清的完全競争假设（以成本加成的多少衡量市场竞争度），并假定适当决策规则下的财政货币政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比例类指数进行参数校准；把研究重点放在家庭、企业、R&D、政策和贸易的行为模型以及参数校准上。
三、研究内容
本文初步构想一个半内生增长的DSGE模型，以分析和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旨在解释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可能对产品和要素市场供给、R&D、税负和产业升级转换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让供给结构适应并创造新的需求，从而摆脱有效需求不足的增长瓶颈，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这种新的增长效应产生的时间框架，即短期、中期和长期增长效应，试图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同时也不放弃需求侧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坚定人们因改革成效周期长可能动摇的改革信心，而且有利于政府通过结果预测及时修正改革政策，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1.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增长原理及指数化
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旨在摆脱需求侧管理造成的增长瓶颈，转而从供给侧入手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潜力。根据李佐军等（2015）的研究，改革的着力点可以概括为：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效率、促进要素的升级、培育创新、减税放权和产业升级等，因此，改革主要影响到产品和要素市场效率、产业转换、要素升级、R&D支持以及包括减税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松绑等方面。为了方便建模，分别用成本加成（衡量市场竞争度）、产业转换成本（新企业进入成本）、税收结构（直接、间接税比）、R&D支持力度（包括减免税等）和劳动技能构成（反映要素升级）等对以上影响进行指数化处理⑧。
2. DSGE模型行为方程及模型参数校准
为了评价结构改革产生的影响，在Jones模型中引入最终产品加成来评价改革促进市场竞争性程度；引入中间业进入成本来评价其行政障碍；根据有无投资和资产收益划分两类家庭，以评价改革在要素供给方面的影响；按技能将劳动分为高、中、低三组，以细微评价人力资本改革；引入适当决策规则下的财政与货币部门以评价政府的影响⑨。
根据供给侧结构改革对家庭、企业、R&D、宏观调控和贸易的影响，以及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构建系列行为模型，并确定需要校准的参数与参数校准方法。后续研究将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历史数据，校准模型参数，借助基于Matlab的Dynare 4.0，构建适用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增长效应的预测与分析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
3. DSGE模型的初步构想
本文拟解决DSGE建模中的关键问题，即根据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影响，构建家庭、企业、R&D、政策和贸易系列行为模型，以及参数校准。
（1）行为模型。
一是家庭模型。设有投资和资产收益的家庭比例系数i∈[0，1-ε]，无投资和资产收益的家庭比例系数k∈[1-ε，1]⑩。有投资和资产收益的家庭根据消费（Ci，t）、就业率（Li，s，t）、投资（包括投资品Ji，t和国债Bi，t）、资产出租（Ki，t）、工资收入（Ws，t）、失业救济（bWs，t）、政府转移支付（TRi，t）和利息收入（包括国债利率it，资产出租利率iK，t）。预算条件的支出项包括消费（含税）、国债、投资；收入项包括上期国债收入（含息）、税后工资、失业救济（剔除自愿失业率NUi，s，t）、税后资产出租收益（减风险溢价）、上期税后资产折旧、投资税减免、转移支付、最终和中间品投资利润。约束条件还包括资本存量等于投资减折旧。在预算约束下实现消费和休闲的跨期效用U和V之和最大化，因此可建立如下拉格朗日函数：
上式中s（s∈{L，M，H}）代表劳动技能等级低、中和高，因预算约束中的消费品Ci，t、投资品Ji，t的名义价格为PC，t、PI，t，Ws，t为名义工资，应将其除以GDP平减指数Pt得到其真实值。NUi，s，t代表自愿失业率。PRfin，j，i，t和PRint，m，i，t代表最终和中间产品企业利润，j，m，t分别表示最终产品、中间产品企业和时间序号，N和At代表最终产品、中间产品企业数。tC，t、tW，s，t和tK分别代表消费、工资和资本收益税率，τK代表资本收益税减免率，δK代表折旧补贴率，rpk代表投资风险溢价。
没有投资和资产收益的家庭k，只需在预算约束下消费：
根据模型方程求解得到总消费Ct和总就业率Lt。
二是企业模型。假定最终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性的，厂商面临价格弹性为σd的需求函数。需要在生产中投入中间品xm，t，种类为At，其替代弹性1/（1-θ）>1。在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技术条件下，使用总量为LY，t的劳动和固定成本FC生产出的最终产品为：
LL，t、LM，t和LHY，t表示最终产品生产中使用的低、中和高技能的劳动，参数ΩZ（z{L，M，HY}）表示低、中和高技能的劳动的对应份额，χz表示其效率，μ表示相互替代彈性。注意高技能劳动LH，t可用于最终产品生产和R&D，分别用LHY，t和LRD，t表示，因此LH，t=LHY，t+LRD，t。
在对称均衡中，劳动需求与中间品投入由下列方程给出11：
中间品厂商也是垄断竞争企业，起始支付FCA后准入市场，以ik，t的租金率从家庭租用资本投入，在对称均衡中，其产品需求函数由上式给出，因此满足
中间品由边际成本加成定价，因此
中间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可写为：
中间品厂商进入成本包括用于购买专利和设计的费用iA，t，PA，t，以及支付的行政许可成本FCA。
三是R&D模型。R&D部门雇佣劳动LRD，t生产知识产品，生产函数为：
考虑到知识溢出效应（Bottazzi and Peri， 2007），以参数ω和φ分别衡量来自于国外和国内知识积累（A*和At）的溢出效应。参数ν可以解释R&D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λ衡量知识产量对人力投入的弹性。假定研发人员工资为WH，t，雇佣新研发人员的成本为γA，则根据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构建如下拉格朗日函数：
其中，dt为折现因子，并且假定高技能劳动的工资在最终产品生产和R&D部门是相同的。
四是政策模型。设政府购买支出Gt，投资IGt，转移支付TRt，则失业救济为：
政府为鼓励新产业投资和R&D的税收减免为：
设税收为Tt，则政府应发行的国债（财政赤字）为：
设政府设定的负债率（国债占GDP比率）目标为ζ，工资收入税（个人所得税）率为tlt，则应调整税率：
式中τB、τD为调整系数。
设中央银行设定的通胀率目标为ψ，实际通胀率为ft，均衡的真实利率为re，实际GDP增长率与目标值差距为Δgt，则央行应采取的利率it为：
式中的γ1，γ2和γ3分别为相应的调整系数。
五是贸易模型。设国产和进口产品的替代弹性为e，对国产和进口产品的需求分别为Dd，t和Df，t，且Dt∈﹛Ct，It，Gt，IGt﹜分别表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需求，则有：
（2）需要校准的参数。
一是市场参数。这里主要校准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的成本加成比例（以Roeger建议的方法测算）和行业转换成本。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的原因，在于前者的R&D更集中，而后者则主要针对前者提供的新技术进行相应的组织变革；前者比后者的市场竞争更激烈（前者比后者成本加成较少，根据EU KLEMS数据显示在欧元区前者为10%，而后者为17%）。
二是R&D参数。这里主要校准参数λ（衡量知识产量对人力投入的弹性）、ω和φ（分别衡量来自于国外和国内知识积累A*和At的溢出效应）、ν（R&D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参数λ由R&D支出中的工资成本份额决定，并根据与λ的比例以及无形资本的长期增长率计算ω和φ。
三是劳动参数。根据人口和劳动统计数据校准高、中、低劳动力的比例、劳动参与率和工资率。定义高技能劳动力是可在R&D部门就业（如工程师或科学家）的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是仅完成义务教育的劳动力，而其余的属于中技能劳动力。参照Varga和Roeger（2014）、 Acemoglu和Autor（2011）、Katz和Murphy（1992）的相关研究方法，校准参数μ（表示三种技能劳动力之间的相互替代弹性）。
效率由工资、技能与就业率之间存在的下列关系表示：
四是政策与贸易参数。这里主要校准在消费、投资和转移支付上的政府支出，在劳动、资本和消费上的税率，在R&D上的税收减免，以及货币政策参数。
四、结语与研究展望
建立DSGE模型分析与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不确定性环境下，依据一般均衡理论和动态优化方法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进行细致刻画，在资源、技术和信息约束条件下建立行为方程，在市场出清条件下，考虑加总方法最终得到总体经济满足的方程，具有理论严谨、微宏观一致的结构性特点，因而能够避免卢卡斯批判，适用于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系列政策分析。本文在审视中国经济新常态现状和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应用DSGE建模方法，应该初步建立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与预测模型，后续相关研究包括模型的求解、参数的确定，以及对政策变化和各种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分析和经济模拟。
注释：
①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在现代化新阶段历史性的考验中，从供给端发力破解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财政研究》2014年第2期。
② 贾康、徐林、李万寿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比较与分析》，《产业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③ 贾康、徐林、李万寿等：《新供给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关键点分析》，《产业经济评论》2013年第7期。
④ 唐勇：《北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基于包含人力资本的半内生增长模型》，《当代经济》2009年第13期。
⑤ 参见杨依山：《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山东大学 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J. Varga， W. Roeger and J. Veld， Growth Effects of Structural Reforms in Southern， Europe： The Case of Greece， Italy， Spain and Portugal， Empirica， 2014， 41（2）， pp.323-363.
⑦ 肖尧、牛永青：《财政政策DSGE模型中国化构建及其应用》，《统计研究》2014年第4期。
⑧ 滕泰、冯磊：《新供给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思想》，《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1期。
⑨ D. Acemoglu， D. H. Autor Skills， Tasks and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2010， 4（16082）， pp.1043-1171.
⑩ A. Banerji， E. Dabla-Norris， M. Kim et al.， Stru-ctural Reforms in the EU-Policy Prescriptions to Boost Productivity， Intereconomics Review of European Economic Policy， 2015， 50（5）， pp.240-273.
11 M. Cacciatore， R. Duval， G. Fiori， Short-Term Gain or Pain？ A DSGE Model-Based Analysis of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Structural Reforms in Labour and Product Market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2012.
作者簡介：杨干生，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广东佛山，528225；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责任编辑 陈孝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