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以人类的生产实践、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矛盾运动为研究热点，以人类社会形态与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基本规律、内在逻辑为重点。它的理论支撑既有在扬弃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摩尔根人类学等基础上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化过程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有以怀特、哈里斯等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人类学。这些对经济人类学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上具有启发作用和指导意义，当前可资借鉴的西方经济人类学发展新趋势包括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发展”的范式以及非规则经济等。有鉴于此，新时代的研究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用更广泛的视野和更科学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的行为及其经济逻辑，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经济人类学 非规则经济 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6.009
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涵摄了大量的对经济人类学的论述，体现了对经济问题的人文主义认识。卡尔·亨利希·马克思（Karl Heiich Marx）晚年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y Morgan）的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并计划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改进自己的经济理论研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石。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在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在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文化唯物主义中达到了高潮。长期以来，马克思一直被西方主流社会视为党派斗争的支持者和激进的革命主义者，尽管如此，他作为一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地位，依然得到了普遍认可，其思想和理论似乎可被不带任何党派色彩地加以应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式，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马克思既是社会学理论家也是经济学理论家，倾向于用一种宏观且易于理解的方式，将经济生活具体化在人类的体验上，从而为经济人类学家创造了富有积极作用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是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和改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毋庸置疑，弗雷德里克·黑格尔（Fredrick Hegel）的学说，为经济人类学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系统结构演化的理论，主张社会系统的各部件结合为一个整体，为所有人的利益而井井有条地运作。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关于事物发展的系统性和过程性的辩证法之合理内核，抛弃了其唯心主义和谐观，转而重点探索人类社会体系各部分间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过程，从而创立了考察经济生活、社会活动和文化变革之内在联系及辩证发展的新观念，即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综观马克思的研究，经济人类学问题的探讨始终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散见于他各个不同时期的著作以及他晚年的读书札记中，内容主要涉及：古代社会史状况、阶级的起源及演化、人类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等问题[2]。
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始终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及经济发展相伴。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中，人类的生产实践、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矛盾运动等，乃是经济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点，而人类的社会形态与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等，又是其研究的重点，他由此实现了伟大的理论突破，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就为经济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使它们之间相互渗透、融合最终走向某种形式的统一成为可能，也使它们都能在更高级的层次上和更宽阔的视野中拓展各自的研究，不断地重新发现自己，不断地实现升级换代。这也就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预备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力图扩展黑格尔的观点，即文化和国家应以和谐互惠方式服务于全体人民。基于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紧张和对抗观点的研究，马克思注重研究团体的思考和行动方式。马克思借鉴黑格尔历史是向前流动的观点，以及费尔巴哈处理社会系统矛盾的方法，在对二者进行辩证综合及革命改造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思维（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并将之用于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历史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伟大的理论成果，震撼了世界。
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出，历史之流应是两个相反之力，以一种能走向成长和完美的方式相互对抗，即某种新现象或观点会伴随着来自两者冲突的调和而形成的综合体出现，且整个过程循环往复，永不停止。这种范式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可应用在文化与社会变革上的历史理论和经济转化。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產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没落和无产阶级的崛起都是无可避免的，具有历史必然性。”[3] 这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为马克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
由于马克思强调变革的潜在动力是物质的、经济的，而非主观想象的，所以，其方法被代表性地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和经济的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意识和文化等人类活动处于从属地位。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致力于分析少数英雄对历史的影响[4]，在当时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同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5]和《共产党宣言》，强调客观物质因素的发展会引发社会关系变革和群众行动，批驳了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提出了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之“群众史观”，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科学史上，除了上述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之外，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比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就对马克思和苏联的人类学以及美国的人类学产生了极大影响。19世纪早期，摩尔根居住在纽约北部，对研究易洛魁印第安人产生了强烈兴趣，并且开始研究人类文化变革的理论。他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阐述了人类文化变革的一般性进程[6]，提出了从较低级的野蛮主义到另一个极端“文明”的七种文化类型，呈现了发展式的文化观点。摩尔根认为，每个极端都有其不同的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展示出其特有的生活方式。[7]他得出结论：不管是物质性的文化、经济制度中的社会关系还是生产方式，都是社会演变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