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胡适职业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针对实业教育与时代脱节的状况，力图以学制改革确立职业教育地位，主张职业教育要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发展需要、适应学生个性发展需要。胡适职业教育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进化呼唤下的产物，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是它的主要理论渊源，同时其自身的求学经验也为之提供了有益启发。胡适推动建立了适应“时势之需”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现代职业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普及，也开启了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发展趋势。
关键词 胡适；职业教育思想；社会进化；理论渊源；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21-0073-05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先驱人物，非常重视国家教育发展。在美国求学时，他就立下了从文化教育入手，再造中国文明，挽救国家的宏愿：“今日教育之方针，在于为吾国造一新文明[1]。”1916年，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人生抱负：“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2]胡适学贯中西，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本文仅就其职业教育思想做一研究。
一、胡适职业教育思想内涵
胡适职业教育思想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他主张从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需要、适应国民生活与地方发展需要和适应学生个性发展需要出发，改革实业教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一）提升职业教育地位，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需要
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呼吁改革实业教育，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一战爆发使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商业企业得以大量创立发展，因而急需大量产业工人，但当时的实业教育却不能适应新事业的需要。1912—1913年间，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時政府修订的“壬子癸丑学制”重视发展实业教育，却由于制度设计存在缺陷，造成普通教育高速发展，实业教育却不断萎缩的局面。到1916年，全国中小学（包括幼稚园）达12万所，在校生达390.4万多人，分别比1912年增加38.9%和37.1%，而实业学校数虽然增至525所，在校生却下降至3万人，实业学校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的百分比，由1912年的1.08%降到1916年的0.77%，也即从1912年的1∶92下降到1∶129，比值缩小了近30%[3]。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发展需要实业教育，但没有得到国家和社会的真正重视，实业教育没有地位，极不发达。因此，改革国家教育制度，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成为当务之急。1922年，新学制（史称壬戌学制）在这种背景下得以酝酿制定。
新学制草案由胡适主稿，充分体现了胡适依据国情、提升职业教育地位的思想。新学制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互相沟通，加大了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的比重，标志着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成[4]。新学制规定职业教育的实施分为“完全职业的与由普通而渐趋向职业的”两个路径。所谓“完全职业的”，即设置独立的职业学校和专门学校；“由普通而渐趋向职业的”是实行综合制，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融合，在普通教育中契入职业教育的元素。这种综合制的特点，打破了以前职业教育只是学制中一个旁系的次要地位的制度设计，提高了职业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制度中的地位，使职业教育与各级普通教育及至大学教育互相融通，在各个层次上兼顾了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使学生发展有较大选择余地，适应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选择不同发展方向的需要，有利于促进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普及。
（二）造就实用人才，适应地方发展需要
胡适在留学时期对职业学校的办学目的有着深入的思考。他在《非留学篇》里对属于职业教育范畴的专科学校的办学方向作了清晰界定，认为专科学校的设立应该根据地方发展需要，他特别举例说明：“如江西之景德镇，可设瓷器专科学校，萍乡、大冶，可设矿业学校”。他认为专科学校有三大目的：一是在于造成实用人才；二是在于研求新法以图改良本行实业；三是在于造成管理之才[5]。可以看出，胡适主张职业学校应该立足地方所需，造就实用人才，促进地方发展。
但当时很多学堂的办学方向却脱离实际，无视社会需求，生搬硬套教育部规程，开设不切实用的课程。对此，胡适感到痛心疾首，批评这是“亡国的教育”[6]。为使学校办学与地方实际情况相适应，在学制改革中，胡适为职业教育发展做了系列“弹性”设计，即“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力”[7]。在弹性的标准下，“职业学校之期限及程度，得酌量各地方实际需要情形定之”[8]，“学校种类加多了……职业教育多至六种以上，年限有一年至六年的不同，内容有完全职业的与由普通而渐进趋向职业的两大类”。显然，由于这种“弹性”规定，使得学制系统从表面上看起来有“五花八门”的缺点，但胡适认为这个“五花八门”的特性是适宜国情的。他说：“中国这样广大的区域，这样种种不同的地方情形，这样种种不同的生活状况，只有五花八门的弹性制是最适用的”，“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它的弹性。”[9]显然，新学制的“弹性”设计，就是引导学校重视地区差异性，根据当地实际办学，提供实用的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
（三）根据学生天性所长培养人才，适应学生个性发展需要
实业教育的初衷是实现富国强兵，辛亥革命以后，欧美教育思想得以逐步引入中国，以人为本，以就业为目标的职业教育思想开始代替实业教育的观念。胡适呼吁“不管男女，受教育都要学一种手艺，一种专门技术，能人人有饭吃”“务期人人有职业”，这样就不给国家社会增加负担[10]。
胡适主张青年人应该学有技术而为社会服务，但具体选择学习什么样的学科，胡适认为“选科与择业是一件事”[11] ，应该选择自己天性所擅长的专门学科和职业，以自己所能贡献社会：“吾所贡献于社会者，惟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12]正是在此逻辑下，胡适主张学生择业首先是个人标准，而后才是社会标准，因为个人标准是根据个人兴趣、性情接近哪门学科，适于哪一行业来制定的。胡适认为社会行业是多方面的，人才需求也是多方面的，而一个人绝不可能会做每行的事，顶多会二三行，普通的都只能会一行，如果迎合社会需要，放弃个人兴之所近，成功的往往很少。所以胡适认为学校应该根据青年的天性培养人才，使他们的知识能力有创造性，能应付新的问题、新的环境，绝不能与学生个性智能背道而驰，为某种环境，某种家庭去设想。他提醒人们：“教育之宗旨在发展人身所固有之材性。目之于视，耳之于听，口之于言，声之于歌，手之于众技，其为天赋不可放废之材性一也。岂可一概视为小道而听其荒芜残废哉？”“教育之方法首在鼓舞儿童之兴趣，今乃摧残其兴趣，禁之罚之，不令发生，不可谓非千古一大谬哉！”[13]
二、胡适职业教育思想的历史成因
（一）社会进化对实业教育的变革为胡适职业教育思想形成提供了历史舞台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大变局时代，深刻的社会进化使国人认识世界的眼光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认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和自己落后面临的危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随后一批朝廷重臣开始掀起洋务运动，大力兴办实业，以期挽救民族危亡。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如梁启超所言：“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14]所以，当时的共识是要在保持中国固有文化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实业，于是造船、制械、通商、设厂、开矿、筑路……等新式事业开始快速发展起来，到辛亥革命前夕，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1904-1910年间，民族资本企业迅速增多，设厂达六千余家，相当于1904年以前 40多年间设厂总数的一半，特别是1909和1910年就设厂 2800余家[15]。实业的发展迅速提升了对通晓近代科技知识的技术人才的需求，因此，发展实业教育成了必然选择。清末政府仿照日本学制制定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正是因应了这种需求，但是由于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束缚，学制制定者“在推进实业学校课程建设上……忽视社会实业发展对实业教育的要求”[16]，因此，实业学校的课程内容仍然重视文字教育而轻视技术教育，实业学校并没有培养出真正适应实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反而为社会增添了许多高级“失业人员”，即如胡适说的“不能做事不愿做事”的人才。这种名为实业学校，培养的人才却不“实用”的实业教育是难以为继的。
民国肇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对实用人才需求越发迫切，社会希望借鉴欧美教育制度，改进中国的实业教育。新文化运动前夕，力主仿照欧美学制的教育文化界精英分子的教育思想正式登上歷史舞台，胡适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7]。正是在社会进化呼唤变革实业教育的大趋势下，胡适等主导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重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等7项标准成为1922年制定新学制的指导思想，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真正得以确立。因此，胡适职业教育思想是在清末实业教育曲折发展的基础上，因应民族工商业发展需要，为改革实业教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而形成的产物，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
（二）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是胡适职业教育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
胡适职业教育思想深受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无疑的。杜威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对胡适的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胡适转学哥伦比亚大学，主要原因就是杜威对他的吸引：“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也。”[18]可以说，胡适一生服膺杜威的学说，他把杜威看成对他有终身影响——特别是对他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影响的学者[19]。
杜威的教育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平民主义教育观，根本思想是“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要使经验的意义又格外增加，要使个人主宰后来经验的能力格外增加。”所以就教育制度，杜威的两大主张是：学校自身必是一种社会生活，须有社会生活所应有的种种条件；学校里的学业须要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20]。胡适正是依照杜威的这种眼光来审视20世纪初叶中国实业教育发展现状的，并得出结论，那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与老百姓生活毫无联系的“亡国的教育”。因此，他呼吁职业学校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开办专业和学科，呼吁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要适应地方发展与国民生活之需要。
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胡适职业教育思想的源头仅仅来源于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那也是不全面的。在20世纪初，美国职业教育其实是在两种职业教育思想共同作用下发展的，一种是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另一种是以斯尼登为代表的“职业主义”理论。“职业主义”理论强调“专门化职业训练”，把专业技能训练看成教育的本质要素，认为成功的职业教育就是直接为产业发展服务，传授工商界认可的技能、价值观和态度。所以，“职业主义”理论的本质就是直接为就业服务，满足国家产业发展对大量劳动力的急切需要。这是适合20世纪初美国经济工业化快速发展对技术工人迫切需要的实际情况的。与之相对，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认为“职业主义”理论下的职业教育计划将会造成社会阶级划分，认为“没有比想教育人们只着眼于一种活动这件事更荒谬的了”[21]。但是，面对美国经济发展对大量熟练技术工人的迫切需求，联邦政府在制定职业教育制度时，还是选择斯尼登的思想为蓝本制定了“专门化职业训练”发展框架，并于1917年颁布“史密斯-休斯法”，确立了在美国建立现代学校职业教育制度的规定。但这个法案同时也吸收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元素，把大量为升学作准备的普通中学改为兼具升学和就业双重功能的综合中学[22]。所以，美国的职业教育制度是以斯尼登思想为主体，融合了杜威教育思想的“联合体”。不难看出，美国的教育制度就是胡适主稿的新学制的母版，其倡导的“综合制”职业教育实施路径，即是仿照美国的“综合中学”发展而来的。其实，胡适在美国留学7年，直接受到这种教育制度的熏陶，同时美国社会的繁荣，也无疑让他觉得美国教育制度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因此，他的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借鉴了美国教育制度也是顺理成章的。综上，胡适职业教育思想的理论源头是多元性的，既师承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吸收斯尼登的“职业主义”理论成分，整体来看，美国教育制度为其提供了直接参照物。
（三）自身求学经历为胡适职业教育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胡适在阐明人才成长规律时常常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胡适在上海学习时，学校根据其实际水平给予连升几级或转学，胡适对这种升级与转学都极自由的弹性做法很是欣赏[23]。胡适不仅在国内学习时经常因为自己的能力所在而更换学习环境，即使在美国留学时也经历了多次变换。他考取官费留美时，其家兄叮嘱为了“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而学路矿工程，胡适却因对“路矿都不感兴趣”而决定选读农科。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因实习苹果分类而发现自己的兴趣特长不在农学，毅然脱离农学院而转入文学院。后来，为了更好的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哲学，又从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哲学泰斗杜威先生。胡适认为，他后来取得的成绩，正是因为他做了他感兴趣的事：“在没回国时，与朋友们讨论文学问题，引起了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提倡白话，拿白话作文，作教育工具……是我那时的兴趣所在。我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24]正是因为胡适没有依据社会需要的标准去学时髦，而是服从了自己的个性，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学习，最终促成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胡适的切身经验无疑告诉他，学生的成长应该根据各自的天性禀赋去发展，学校应该保留弹性的余地给学生根据自己的天性禀赋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所以胡适的切身经历也是胡适职业教育“综合制”“弹性制”思想的直接源头，更是他在人才培养上主张“兴之所近，力之所能”的直接依据。
三、胡适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
胡适作为教育家的贡献，更多是表现在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关注和贡献，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研究和实践虽然没有黄炎培、陶行知等专注职业教育发展的教育家那么全面，但是，“胡适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学有根底，又富有思想，了解国外教育的发展，加之在新文化运动中赢得极高声誉，使他对教育改革问题拥有最多的发言权”[25]。“最多的发言权”，就是胡适在当时教育文化界的独特地位，胡适以这种地位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独有的贡献，在历史发展中的实际影响力是巨大的。
（一）构建了“时势之需”的职业教育体系
如前所述，民国肇始，改革实业教育和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新學制制定过程中，分歧依然存在，各方争持不下，以致“学制改革大有走走形式回到老路上去的可能”[26]。最后在胡适的协调并受托主笔方案下，新学制才得以最终成型。它“建立起一个形式更为充实、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地位，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旧式教育重知识轻技能、手脑分离、学用脱节的流弊，适应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对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迫切需要”[27]。新学制颁布实施以后，整整延续了30年。陶行知肯定新学制是“适应时势之需而来的”，“是应时而兴的制度”[28]。
（二）促进了西方现代职业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普及
“五四”前后，国内文化教育方面的很多改革举措常借重胡适的名望得以推动实现，如黄炎培创办《教育与人生》之初就希望胡适给予支持：“夙仰先生学术湛深，著述闳富，谨特函恳台端宠赐鸿文，以光篇幅”[29]。胡适为普及现代职业教育思想，最突出的事迹是促成杜威访华。为迎接杜威的到来，胡适在1919年3月以“实用主义”为题演讲多次，演讲内容通过《新青年》发表。杜威来华后，胡适以个人的威望协调各方关系，为杜威在中国各地的讲学提供服务，胡适本人更是尽弟子之义和地主之谊，常常自己陪同并作翻译。据统计，胡适在北京、山东、山西等地陪同并翻译计有84讲[30]。胡适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他的言行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力量。古人讲“君子善假于物，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杜威的教育理论，通过胡适的自觉推动，自然“见者远”“闻者彰”，且深深影响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开启了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发展趋势
新学制以前的实业教育宗旨是实现富国强兵以抵御外辱，新学制之后的教育开始注重“谋个性之发展”。胡适主张职业学校应根据学生的天性所长来培养他们的职业和能力，让人人都学有技术，成为有职业的人，成为能够服务社会的人，是因为他认为把自己锻炼成器服务社会的“为我主义”是最有价值的“个人主义”。这是“五四”期间“个人主义”思潮在当时中国教育思想变革上的体现。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区别就是“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31]。”教育要适应学生身心个性发展，职业教育当然也不例外。职业教育是人人成才的教育，发展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已成为今天的共识，而其发端却是当年胡适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希望：选科与择业以自己的“兴之所近，力之所能”为标准，发挥创造性，把自己锻炼成有益社会的人。
四、余论
胡适职业教育思想切合当时时代脉搏，既着眼国情，又放眼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新趋势。可惜。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民生凋敝，胡适的职业教育理想并不能实现。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国民经济转型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新变化，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和政府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梦”应有之义。“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32]，这是当年胡适留学美国抱定的求学态度，我们可以同样的态度看待胡适的职业教育思想，学习研究他在社会大变化的背景下既放眼世界，又立足国情发展职业教育的态度，吸收各国职业教育新经验，使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更加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和民生的需求，在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上写下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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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Shi"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Connotation， Contributing Factors and Influence
Xu Menglin
Abstract There are distinct historical features in Hu Shi"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s. Based on the disjointed phenomenon between industrial education and reality， he pushed forward the schooling system reformation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vocated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meet the need of developing national capitalism industry and commerce， local economy， and students" personality. Hu"s thought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product of social evolution. Hu"s points mainly came from American vocational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system as well as his own study experience. Hu Shi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meeting the historical demand， helped the widespread of advance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China， and started the human-centered development tre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Hu Shi；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soci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origin； human-centered
Author Xu Mengli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a"an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Ma"anshan 243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