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莎剧《麦克白》三个常见研究主题——女巫、叛国和人生的虚无入手，探讨了《麦》批评近年来的研究转向，即：研究内容上，回归日常文化和政治生活;在研究模式上，摒弃“高端”理论方法，引入政治、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新历史主义“颠覆/抑制”的二元对立史观受到挑战;在研究导向上，关注文学作品的当下性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对暴力和恐怖主义问题的反思。《麦》新时期研究主题的转向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持续深入，也与后911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世界多元化和价值冲突直接相关。
〔关键词〕 《麦克白》;女巫;叛国;虚无;转向
〔中图分类号〕I561-1.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5-0067-07
《麦克白》①（下称《麦》）第五幕，侍女引领一位医生为麦克白夫人看病。在目睹麦克白夫人梦游、洗手、呓语等种种怪异行为之后，医生大感苦楚：
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上帝，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世人！凡是可以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随时看顾着她。好，晚安！她扰乱了我的心，迷惑了我的眼睛。我心里所想到的，却不敢把它吐出嘴唇。（5.1.71-5）
医生清楚麦克白夫人的病症所在，却苦于无法言说，权宜之下只能治标不治本地提醒侍女将“凡是可以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侍女曾对医生表示“我可不能把她的话照样告诉您”（5.1.16），表明她早已知晓内情。此时她听着麦克白夫人在梦游中“说了她所不应该说的话”（45），明白“她的心里蕴蓄着无限的凄苦”（50），内心惨然，却依然无法言说。虽然两个人都保持了沉默，但又隐晦提及“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68），显示麦克白夫妇的秘密已然成了国人皆知的秘密，这个不可言说的秘密让所有知道的人乃至整个苏格兰都生了病。
不仅如此，麦克白在杀死邓肯后感叹自己说不出“阿门”（2.2.28-9），三女巫被麦克白称作“闪烁其词的预言者”（imperfect speakers，1.3.70），麦克白说人生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5.5.26），种种“不敢说”“不能说”“不全说”“被言说”，让《麦》抗拒一切阐释，将对意义的追索牢牢封锁在戏剧自身。古往今来的评论家从文本内外入手，不断尝试接近“真相”，但这个秘密不仅没有越来越明白，反而延伸到了剧本之外——如今，英美剧院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传统，就是不能说出“麦克白”一词，只能代之以“那个名字”（That name）或“苏格兰王”（the Scottish king），否则剧场和演员就会遭遇厄运，此即著名的“麦克白的诅咒”（the Macbeth curse）。②
不可言说的秘密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给该剧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但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它是否真的有意义，却不如秘密的存在本身那么迷人。作为一种解“秘”方式，一方面，文学批评与作品始终存在距离，文本的意义只能无限接近，却无法完全捕捉，很多时候文学批评可能只是文学作品“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方式随着时间、空间转变，也丰富着我们对文学作品和当下生活的理解。本文从近年来《麦》的三个常见研究主题——女巫、叛国和虚无的人生入手，探索文学批评重点和方式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讲，从研究主题而非理论视角切入本话题，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向，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注意到的，“过去20年间所发生的是，人们可能会冒险称之为‘纯粹’或‘高端’理论的东西不再那么流行了”，而“这种向着日常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回归显然应该受到欢迎。” ③
一、“制造”女巫与
作为文学研究的历史研究
《麦》中的三女巫研究历久弥新。超自然的女巫如泡沫般“好像有形的实体融化了似的，如同呼吸融入了风中”（1.3.81-2），她们的古怪长相、滑稽语言、神秘预言和在情节安排、戏剧结构、人物性格、作品主题上的多重作用曾引发方方面面的讨论。进入新世纪，对女巫的讨论愈加丰富多元，尤其是受到精神分析和历史研究的跨学科影响。一些学者引入拉康式的精神分析解读，认为女巫古怪的言语和行为源于创伤（trauma）所引发的精神病，如三女巫的胡子（with beard，1.3.45）就被认为是多毛症（Hypertrichosis）的表现，病因是在战争中或战后初期，由于女性进入传统的男性行业、承担原本的男性工作所引发的体貌特征男性化④;也有人认为，女巫的预言并不存在，三女巫只是麦克白内心邪恶所投射的镜像，而《麦》实际上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幻想对人的伤害” ⑤，还有人认为女巫（包括麦克白夫人）的施咒其实是患了歇斯底里症（Hysteria），这种疾病也被认为是人为建构的一种女性疾病。⑥精神分析也延续到了《麦》的电影批评中。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ński）导演的《麦克白》（1971）被认为一方面深受他的同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扬·科特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这个解释中加上电影导演亲身经历的恐怖事件——大屠杀对他的家庭的影响，波兰斯基先是被纳粹分子和苏联人蹂躏，后来他的妻子又被疯狂的曼森帮虐杀。” ⑦将《麦》与创伤理论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麦》写于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之后，属于大型社会恶性事件之后的作品。而经历了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文学批评“对讨论莎士比亚文本在后911时期的美国学术界的特定领域中会产生哪些新的阐释张力兴趣不大，而更偏向于思考莎士比亚文本可能会以何种方式恢复我们所缺失的现实（the Real）精髓，以便我们也可以‘分享历史的悲痛’”。⑧在2006年的电影《麦克白》中，导演杰弗里·莱特（Geoffrey Wright）创造性地将三女巫呈现为性感而墮落的女中学生，这群女生“对暴力和肉欲的热爱与她们天使般的面孔构成了反差”，富有新意地阐释了“美即是丑，丑即是美”的主题，但莱特的阐释（电影改编同样是一种文本阐释）体现出高度的娱乐性和消费主义特征，尤其是“将人格化的邪恶等同于妖魔化和高度女性化的女性气质”，因而毁誉参半。⑨
